明代也有“抗日战争”，前后打了二百多年！

《抗倭圖卷》局部

中国的“倭寇”之患由来已久，十四、十五世纪日本进犯朝鲜半岛，构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元朝曾两次攻打日本，但最终庞大的海军因遭遇台风而告失败。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余部曾勾结倭寇进犯山东，但同样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地理常识告诉我们，中日之间大海阻隔，渡海太难了——日本船史著作《船的世界史》道：“自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间，虽计划派出遣唐使计18次，然而实际成行的有15次，其中得以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国的，只有8次。”

明朝倭寇

明朝“抗日战争”，差不多前后打了二百多年，“抗战形势”有时十分严峻，据《明史·日本传》记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6月7日，百余名倭寇在杭州湾南岸上虞县登陆，倭寇在杭州分兵，一路北向，一路西窜。西窜的五十三名倭寇在今天的浙、皖、苏三省纵深窜犯。这股倭寇如无入人之境，上虞--会稽--杭州--淳安--歙县--绩溪--旌德--泾县--南陵--芜湖--太平府--江宁--南京--溧阳--宜兴--武进--无锡--苏州，一路劫杀。在明留都南京， 20倍于敌的明军，面对区区五十三名倭寇紧闭城门，不敢出击，明王朝军制、社会问题全面暴露。直到胡宗宪、戚继光等名臣、名将的出现，问题才得以解决。

仇英《抗倭圖卷》

十六世纪出现“嘉靖大倭寇”，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千里之遥的日本武士，为何冒着生命危险，航行到中国沿海来抢点生活品？这得从朱元璋说起。

明朝建立后，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亡海上，出于政权安危的考虑，实行了“海禁”，就是不准老百姓做外贸生意，并将禁海令列入《大明律》。不过，这个政策后来执行得并不好，“时禁时开，以禁为主”，毕竟过去了许多年，张士诚、方国珍的那些部下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日本这时已进入“战国时期”，哪有心思和能力到中国来捣乱，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

仇英《抗倭圖卷》

禁海令针对的主要是民间，蕃国到明朝“朝贡”还是容许的，但“朝贡”只能在指定的三个地点：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市舶司”。“朝贡”几乎就是个“面子工程”，明廷“厚往薄来”，以高于“贡品”几倍价值的货品“赏赉”朝贡国。明成祖把侄儿赶下台，急于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日本国要“进贡”，交通工具不好解决，他很大方地白送了一艘“远洋货轮”，所以日本国对来华“朝贡”很积极，双方也没闹出什么乱子。

一两百年都没出乱子，怎么到嘉靖年间就乱套了呢？主要原因，是日本乱了。

仇英《抗倭圖卷》

嘉靖元年（1522）五月，日本的两个诸侯大内氏与细川氏，都以日本天皇的名义来明朝朝贡。按理谁是真代表团，需要日本方面先确定好。但明朝官方并不在意，因为业务越多，经办官员的好处也就越多。

倭寇袭扰东南

大内氏派了宗设谦导，细川氏派了鸾冈瑞佐、宋素卿，一个国家两个使团，先后到了宁波市舶司。前者后到，后者先到，按规定进港验货要以时间为序。但鸾冈瑞佐和宋素卿会来事，懂得中国的官场潜规则，给市舶太监赖恩狠狠地送了一份礼。赖恩也不白拿别人的东西，招待宴会都让鸾冈瑞佐坐首席。宗设谦导咽不下这口气，当场杀了鸾冈瑞佐，烧了他的船，把宋素卿从宁波追到绍兴。这一路，宗设谦导的人马坏事也干了不少，沿途抢掠，杀死大明官兵——这就是嘉靖元年的“争贡之役”。

形势图

争贡事件震动朝廷，朝廷作出的反应，但不是彻查“外贸部门”的腐败问题，而是总结出不做生意就不出乱子的经验教训。根据夏言的提议，撤销了浙江市舶司。举一反三，又撤销了福建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

天底下最来钱的生意，就数外贸。罢市舶司，影响的不仅仅是中日两国间正常的贸易，而是整个到中国来做外贸生意的。货物好不容易运到中国，生意却不准做，这路费也耗不起。洋人没办法，就私下把货物卖给明朝的“个体户”。明朝的“个体户”大多本钱小，这种私下交易很多都是赊销。明朝的商人厚道的也少，赊了别人的货物，很少记得付货款，洋人连本钱都捞不回来。

仇英《抗倭圖卷》

中国“个体户”的诚信，洋人算是见识了。转而觉得有权有势的家族，素质应该高一些。实际上，素质是个最靠不住的东西。权贵们赊了洋人的货物，压根儿也没有给钱的意思。洋人彻底惨了，是官商的回去无法交待，是单干的恨不得跳海。不能合法“入境”，他们就住在近岛，一天又一天地等，伙食费都没了，甚至要乞讨。没希望，干脆抢劫——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乱了。

最初，这种沿海治安问题并未严重到哪里去。明朝的东南沿海一带，除了地方官府，军事卫所即达四十余个，军警几十万，外来的生意人跟地方政府、军方，根本不敢分庭抗礼。但很快形成了“经济特区”——以许氏兄弟、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聚集双屿港，开辟市镇。影响日大，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也赶来贸易。曾访问过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远游记》中称这里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医院等；居民三千多人，其中有一千二名葡萄牙人。”

仇英《抗倭圖卷》

贸易固然繁荣，性质却是非法——走私。海商志在利润，并不打家劫舍，泉州名宦林希元说：“佛郎机（葡萄牙人）未尝为盗，且有利于吾民也。” 但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终于，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让“保安”到谢氏庄园打砸了一通。

谢氏血案，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嘉靖皇帝派遣朱纨前来镇压“倭寇”。这位出身进士的海禁派官员，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突袭双屿港。海商的“保安”哪是正规军队的对手，“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海岛上的“经济特区”被打成了一片废墟。一不做二不休，朱纨将海商追到福建，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几次大捷之后，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仇英《抗倭圖卷》

如果事情真像朱纨所言，戚继光就没有成为英雄的机会了。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蓬莱人。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戚继光成为英雄，有着“创新”的前提，必然中有着偶然的成份。作为天才军事家，戚继光的成功在于全面总结过去的得失，系统地分析问题的成因，从而大胆创新，解决积弊。

仇英《抗倭圖卷》

戚继光思考的结果，就是重新练兵。

申请报告送到胡宗宪那里，胡总督大约批的是两个字：同意！

一来一往，太简单了。其实，胆小的早吓死了。

仇英《抗倭圖卷》

按照明朝的军制，军官的培训是都督府的事，士兵的训练是卫所的事。军官的职责就是带兵打仗，需要多少兵由兵部负责解决。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是真有异志的坏人混进军队，只能当个光杆司令，没有办法带人造反。

戚继光要招兵训练，那是胆儿够肥的。胡宗宪胆敢批准，那也是和尚打伞。万一出了差错，俩人得脑袋一起搬家。就算不出差错，还要看自己运气如何——看有没有人举报。当然，眼下属于特殊时期，真有人举报，得看胡宗宪应对危机的能力：或大祸临头，或大功在手。两个极端，都很正常。

周世隆《太平抗倭图》

在“戚家军”名震天下后，“状元军”就曾轰动过一时。

淮安人沈坤，嘉靖二十年（1541）状元。嘉靖三十八年（1559），因为母亲去世，沈状元丁忧在家，恰逢倭寇进犯。出于保家卫国的良好愿望，沈状元散尽家财，招募了千余名兵丁，打得倭寇够呛，百姓称之为“状元军”。“状元军”只红火了一年，第二年沈状元的父母官淮安太守范槚等，即举报沈坤“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结果，奖状没拿到，逮捕证到了，沈状元被捕入狱，最终被杀头。沈坤没有进入正史，他有个朋友吴承恩，就是写《西游记》的那位。吴承恩为沈坤的遭遇愤愤不平，便是拿沈坤与戚继光作对比的结果。据说吴承恩构思出听调不听宣的二郎神，手下的一鹰一犬，寓意就是鹰犬，这“犬”影射的就是戚继光，因为戚继光自称是张居正的“走狗”。

戚继光战倭寇

《西游记》的二郎神，指的原来是戚继光。而戚继光能将明朝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关键是搞定“上头”，制度创新，国家利益至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才叫民族英雄！

《抗倭英雄戚继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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