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的讀書筆記
很久沒發讀書筆記，這次各來一篇。
文
張凱 我是一枚催淚彈
這夜，在一家酒店門口，麥藍和麥紫打了個照面。
麥藍和麥紫是孿生姐妹，麥藍是姐姐，麥紫是妹妹，兩人都生了一對大眼睛。因家裡貧窮，才幾歲，妹妹麥紫就被賣給一位姓鄭的香港人。不久，父親去世，麥藍被母親帶著到香港投靠姨夫。之後，母親去世，長大後的麥藍被姨夫姦汙，還被迫到酒店接客。麥紫長大後，雖然成了有錢人，但那位姓鄭的香港人不再愛她，常常在外偷歡。作為報復，麥紫也在外面找「鴨仔」到酒店開房。
於是，這夜，在一家酒店門口，麥藍和麥紫打了個照面。「兩人擦肩而過，阿藍忍不住轉過臉去看阿紫，竟發現阿紫也轉過臉來看她。」
故事出自香港現代派文學開山宗師劉以鬯的微型小說《大眼妹和大眼妹》，通過那相遇的一瞬來講一對孿生女的悲苦命運。在創作短篇小說時，劉以鬯十分鐘情寫都市裡的不期而遇，那不經意的一瞬，因囊括了歷史和命運，就顯得既微妙又沉重。創作於1972年的小說《對倒》就是例子，這個故事也啟迪了王家衛拍出《花樣年華》。
《對倒》以電影蒙太奇的方法，雙線敘述老者淳于白和少女亞杏一天的都市生活。淳于白是一個「將回憶做燃料的人」，「他的生命靠回憶來推動」。他終日無所事事，在香港到處轉悠，所見所聞無不勾起他對上海的美好回憶。亞杏則天真爛漫，沉湎於白日夢中，幻想以後能住大房子、嫁美男子、做電影明星。
巧合的是，兩個陌生人都經過同樣的地方，看見同樣的社會風景：流浪狗撒尿、金行被打劫、有人兜售馬票等，最後他們在電影院里坐到了一起。在這脆弱的對倒關係中，他們一個憶舊，一個懷想；一個心系過去，一個面朝未來；他們既屬於香港，又在香港之外。
劉以鬯是浙江鎮海人，生於民國時期的上海，五十年代以後移居香港，他筆下的人物彷彿是遊走在現代都市中的醉漢（他的《酒徒》被王家衛翻拍成《2046》），痴迷過往，深感空虛寂寞。他寫意識流，也寫實驗小說，受法國新小說影響，注重對物的描寫。
正如新小說派代表人物羅伯-格里耶在《為了一種新小說》中寫的那樣：「讓我們想一想巴爾扎克吧：房屋、傢具、衣物、珠寶、器皿、機械，一切都在那裡得到一種細心的描寫，它在現代作品中沒有什麼可艷羨的。如果這些物件如同人們所說，比我們的物件更有人性，那僅僅是因為，人在他所居住的世界中的地位，在今天早已不同於一百年前的了。」過去在巴爾扎克筆下有序、自然的物件，如今都變得傷痕纍纍。
先看劉以鬯的《吵架》。小說以「牆上有三枚釘」開頭，相繼寫茶几上破碎的玻璃杯、傾倒在沙發上的坐地燈、餐桌上的照相架、牆上的水漬、無人接聽的電話、牆上被刀子劃破的油畫、落在地上的刀子、刀子周圍的麻將牌、飯廳里的傢具、再次無人接聽的電話、沙發上的墊子……最後再寫到茶几上的紙條，上書：「我決定走了。你既已另外有了女人，就不必再找我了。阿媽的電話你是知道的，如果你要我到律師樓去簽離婚書的話，隨時打電話給我。電飯煲里有飯菜，只要開了掣，熱一熱，就可以吃的。」
小說通篇不曾出現人影，只是如同攝影機鏡頭掃吵過架後的現場，通過物體的失序與損壞，來反映故事背後人物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寫法，在我非常喜歡的《動亂》一篇中體現得尤為精彩。
摘錄其中一段如下：
我是一枚催淚彈。在混亂中，我最具權威。我發散白煙時，人們就像見到一種古代怪獸似的，快步逃避。我從來沒有見過人類。這是第一次。人類實在是一種有趣的動物，尤其在驚惶失措時，奔來奔去，煞是好看。不僅如此，我對那些住在高樓大廈里的人類也很感興趣。他們早已將窗戶關上。透過玻璃，我仍能見到四個人在打牌、學童在溫習功課、五六十歲的老頭子在戲弄十七八歲的少女、夫妻相罵、有錢人點算鈔票、病人吃藥、電視機的熒光屏上有一個美麗的女人、兩個中年男子在下象棋。……我看到的種種，都很有趣。想多看一些，卻不由自主地消散了，消散了，消散了。
包子 隔牆
「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開篇第三句話里，就拔出了他的利劍，猶如梅耶前言所說要「砸碎」些什麼。
豐盛宣示著我們被物徹底的圍困了，文明塑造了鮑氏筆下的「現代新野人」。就好像設計經典《從概念到形式》里的箴言：「秩序的形式並不影響隨機形式的多樣性」，商品以全套的形式構成「一串意義」，相互暗示著。
釐清物的價值交換作用後，鮑德里亞以「雜貨店」這一最基本的生活組成來論證，仿造雜亂只是為了增加誘惑。不同於大商場的是，雜貨店會把各類商品並置在一起，書中稱之為「符號混放」。這個說法就很高級了，好像我們在聆聽一場高級的交響音樂會，果不其然，作者寫道：「它的整個『藝術』就在於耍弄商品符號的模糊性，在於把商品的實用的地位升華為』氛圍』遊戲。」慚愧地向大家坦白，在讀到這些批判時，我動起了歪心思，想著怎麼利用這樣的手法，把我們做的書也和別的商品混同起來，讓更多的「非讀者」購買。
網路時代的雜貨店形式則更為多樣，一個生活類軟體就可以解決你吃喝玩樂各項需求。內里牽涉的邏輯則是書中在第二、三章反覆提到的暗示，新老雜貨店通過各類的手段向每個人暗示著他可能會產生的需求。再加上大眾媒體對其符號的編譯、轉碼，物的符號混放則從單一空間下的即興採買變成了時尚潮流。
經過轉譯的符碼讓大眾接受了區分，並將之視為平等。「民主原則便由真實的平等如能力、責任、社會機遇、幸福的平等轉變成了在物以及社會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顯標誌面前的平等」。在大眾的眼中，階級的概念也被混同為物的分別，大多數商品等價可得的現象也暗示著人人可得。這些在鮑德里亞的眼裡，則是「民主的缺席」與「平等的不可求」。
在他所描述的那個消費社會裡，除了我們通常意義購買的商品外，他還試著剝抽出一些潛藏在我們意識背後的消費現象。例如身體：被其稱之為最美消費物，本身就是功用性的。甚至，他還直接拋出設問：身體是女性的嗎？「女性通過性解放被消費，性解放通過女性被消費。」
醫療這一關乎健康的話題也被鮑德里亞毫不留情地述為「崇拜」：「人們越來越經常、越來越自由地去看醫生......普及消費了的醫療並未絲毫喪失其神聖及奇妙功用。」
也就是說，消費抵擋了韋伯「除魅」的美好願景，人們對於迷魅的渴望正通過別的形式彌散著。電視廣告、新聞報道，都在試著描述一個眾人彼此皆未曾達到，卻又渴望到達的生活場景。片段式的複製可以保證所有人從表層看起來還是不一樣的。
一本1970年的作品，居然成功預言了當下我們所經歷的迷途與困境。乃至於在這樣的情境下，這些都不再值得被描繪。
第一次看到J.Baudrillard這個名字，是初讀《西方社會學理論》第九章。開篇引用他在《冷靜的回憶》三卷的一段話：「在飽覽傳世之作、邂逅絕代佳人、遊歷至純至美的沙漠之後，你告訴自己：人生境界如此而已。但事實上還會出現別的東西——另一本書，另一個女人，另一片沙漠。你的餘生乃變成了生活本身，而從前有過的無非是對結局的幻覺。幻覺......如果在經歷了此般境界後你對一切都無所謂了，那麼為什麼不能同樣地把相反的情形——讀過最糟糕的書、置身最乏味的景觀、遇見最蠢最丑的女人、視為命中注定的呢？那些無關緊要、一無是處、瑣碎而平庸的東西自有其完備之處，因而也是一種絕境，舍此而外再沒有什麼是更值得期許的——就像在前一情形中一樣。」
照托著原本，敲擊出這段話後。我意識到它很適合在上一篇文章里摘錄、引用，可我把它放到這裡，似也是遵照句意的暗合。「而從前有過的無非是對絕境的幻覺」，我默默模仿出這句子，感恩再次遇到鮑德里亞。
圖
夜店 張凱攝影
橋 包子攝影
我們這個公眾號叫張凱和包子，是因為我們一人叫張凱，一人叫包子，更是因為還有很多人叫張凱，叫包子，甚至還有一些人，可能既叫張凱，又叫包子。我們更新的頻率不會高，一周只有一次，每月三次兩人間相互的選題雜談，還有月底一次的月度讀書筆記。每次都會有一張照片，勉強稱得上圖文並茂。我們沒有什麼宏大的目的，也不需要太多人關注，就是想能簡簡單單、自說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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