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清代舉國上下學英語

同文館與洋涇浜

如果要給我們這個古老帝國的開放歷程，找到一個象徵性起點的話，那麼1862年是恰如其分的。這一年的6月11日，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包爾騰，踏進了位於北京東堂子衚衕49號的總理衙門東院，開始了他給同文館學生的第一堂英語課。也是在1862年，12月11日的《上海新報》上刊登了一則招生啟事，啟事上說一名來自英國的巴先生，將在「石路松風閣間壁靖安里劉宅」設館招收學生，學習「英字英語」，這也是上海第一所民間性質的英語培訓學校。

1862年，自浙江定海來到上海的14歲少年朱葆三發現了一個現象：凡是那些操著洋涇浜英語，能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國人，收入總是比普通人高一些。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到隔壁店鋪夥計在念英語，於是朱葆三毅然將自己的月規錢全部給了這個人。此後，每天晚上朱葆三來此和這個人學一小時英語。這位後來的上海總商會會長，也許並沒有意識到當時自己的這筆投資有多麼重大的意義，憑藉著一點點學來的二手「洋涇浜英語」和珠算知識，朱葆三在兩年後就成為了「協記」的總帳房。

改變的絕不僅僅是小夥計們，這只是一些細枝末節，掌握著這個國家命脈的大人物們的改變，則具有更廣泛的影響。

在北京，掌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每天要面對這個國家無數重大的繁雜事物，卻一心牽掛著一件「小事」，那就是要掌管廣東、上海的督撫從「專習英、法、美三國文字語言之人」的商人中間，選出幾名外語老師來到北京執教。

在上海，江蘇巡撫李鴻章率領5500名衣衫襤褸的淮軍剛剛抵達，就遭到了洋人的恥笑，這位日後中國「洋務運動」的掌舵人開始還不以為然，但僅僅數日，在看到由美國人華爾率領的軍容整齊，火炮精良的洋槍隊的表演後，巡撫大人大為震驚。於是他聘請華爾來訓練，一時間，在上海人眼中「宛如乞丐」的淮軍們，也開始一板一眼地在軍營中念起「溫圖溫（one two one）了」。

趨利與爭義

是什麼原因使得下至販夫走卒，上至達官顯貴都開始對英語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也許流行於上海市井的一首竹枝詞能道出這其中一部分緣由，「洋行買辦每多財，時式衣裝盡得來。闊綽排場人盡慕，頻年獲利店紛開。」

自五口通商以來，外商紛至沓來，中國巨大的貿易盈利空間使得外商趨之若鶩，雲集於各個港口之間。以上海為例，剛剛開埠一個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而不斷攀升的貿易量必然使得那些懂得外語，遊走於中外商家之間，充當中間人的買辦和通事的職位需求量急劇增加，而這些買辦或者通事，大多收入豐厚，遠遠超過常人。當時的著名政論人士王韜甚至略有誇張的記述道：「中外貿易，惟憑通事一言」，而他們得到的回報則是：「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對於那些自定海、寧波、蘇北乃至全國內地雲集至上海的鄉下孩子來說，上海灘上買辦們憑藉懂外語而過上富裕的生活，不僅僅是一種耳濡目染的氛圍，更是實實在在的激勵。

如果說，小人物學英語是為了改變個人命運的話，大人物們則關心的是如何改變這個國家的命運。

歷經兩次鴉片戰爭後，稍有頭腦的上層人士都意識到，時局不同了。也是在1862年，李鴻章在給好友沈葆楨的信中寫到，中西雜處之勢方興未艾，而這種局面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變更的了。與開放局面相對應的，則是士大夫對中外溝通障礙給中國帶來的危害的擔憂。1861年，寓居上海的翰林馮桂芬在文章中寫到，中外互市已經有二十多年，外人「多能習我語言文字之人」，對中國的「吏治民情，言之歷歷」，但在中國的士紳當中，能懂外語的，卻「絕無其人」。因此，他建議早日「在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十五歲以下兒童，請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

而負責總理衙門的奕，則面對的是迫在眉睫的困境。《中英天津條約》規定，日後英國文書都用英語書寫，遇到中英文意衝突時，以英文為準。而尋遍了偌大的中國，竟然找不出一個合適的翻譯人才。這位親王沉痛地寫到：「欲悉各國情況，必先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矇。」學英語，在這個關口，已經成為關乎國家命運前途的大事了。

熱潮

1865年，來自美國北長老會的傳教士丁韙良接任了同文館英文教習的職位，而後又擔任了同文館總教習。但沒過多久，他就提出了辭呈，戶部尚書董恂和曾任直隸總督的譚廷驤以為是丁韙良嫌棄薪水太低。其實，對每天只花兩個小時，就能得到5000兩白銀年薪的丁韙良來說，薪水並不是真正原因。曾獲印第安納大學以及新阿爾巴尼神學院學位的丁韙良說，「照管十個只學英語的男孩子，對我來說是太沒出息了，我覺得自己是在虛度光陰。」

但董恂只用了一句話就打消了丁韙良辭職的念頭，「你得想一下這些學生的前程」，這位尚書說，「誰知道你的學生會不會被召去教皇帝英語呢？」

主人們說的沒錯，儘管這個學堂只有一個洋教師守著十個年齡不過十三、四歲的幼童，但它卻如撬開鐵窗的一根細棍，給古老帝國的京城帶來了一絲新風。

一年後，同文館不但教授英語，還增設了天文和算學兩科。十年後，同文館已經從單純的英語學校，變成了一個教授英、法、俄、德四國外語，同時還有物理、數學、天文、航海測算、萬國公法、化學、政治學、世界歷史、世界地理，以及譯書的「西學基地」。

同文館給京城的士紳高官們展現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它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甚至是緩慢的，但它畢竟在一點一滴地改變著人們對西方世界的觀感。

與北京緩慢、拖沓的節奏相比，上海的變化則讓人眼花繚亂。自從1862年第一所英文培訓班成立之後，這座城市幾乎是在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展開它的西化過程。「大英學堂」、「英華書館」、「英文書塾」……各種培訓機構如雨後春筍。這些學校大多是在華的外國人所辦，針對的學生群體也各有不同，有高價收取富商子弟的貴族班，也有針對貧民子弟的英語夜校。以英華書館為例，這所「滬上有名書院」，就分為日班和夜班，學費3元到5元不等，課程不但有英文，還有算學和司賬等財會知識，由於教學質量好，經常出現招生爆滿的情況。

上海這股來自民間的英語熱潮一開始就展現出與北京同文館所不同的風貌，如果說同文館的英語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場的話，那麼上海這上至洋行經理，下至跑街店員口中以寧波、上海話發音為基礎的洋涇浜英語，則完全是主動的，商業的，職場的。它從蔓延開的那一刻起，就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新世界

伴隨著朗朗的讀英文聲，具有西學意識的一代新知人群不知不覺中成長起來了。而正是他們，帶給了國人一個全新的世界觀和世界意識。「天文」、「技藝」、「化學」、「電學」……種種新科學令人應接不暇，「洋務」、「海軍」、「自強」、「君權」、「民權」、「通商」、「變法」……種種新理念不斷刷新國人的思維。

1884年，畢業於上海英華書館夜校的買辦鄭觀應，在經歷了商場浮沉之後，有感於時世艱危，退隱發奮著書。1894年，《盛世危言》出版，此書以西方為參照，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提出了全面的改良主張。

12年後，一名湖南的農家子弟從舊私塾輟學回家，無意中讀到了這本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學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為了這本書，他和父親發生了口角，於是離開山鄉，從此進入到一個新的廣闊社會。這名農家子弟的名字叫毛澤東。1936年，他對前來採訪的一名西方記者說，「《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復學業的願望。同時，對地里的勞動也感到厭倦了。」

後來被《紐約時報》評價為「給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的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正就讀於上海同文館；被稱為「白話文第一人」的胡適，正就讀于澄衷學堂，而這個學堂正是那個因洋涇浜英語而成為中國第一家五金鋪老闆的葉澄衷所捐建的；後來的「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正在南京一家預科學校學習英語和德語……

也是在此前後，一個名叫蔣夢麟的男孩跟隨家人從浙江鄉村來到上海，為了節省費用，他的父親安排哥哥去一名美國太太家中學英語，而他則跟著哥哥學。以此為起點，他開始了自己接觸西方文化的過程。

1945年，在昆明漫天的空襲聲中，已經是北大校長的蔣夢麟開始一點一滴，結合自己親身經歷回顧近百年西潮傳播的過程，他以炮彈做比喻，來說明國人因接觸而學習，因學習而改變的脈絡：「我們吃過炮彈的苦頭，因此也就對炮彈發生興趣……我們從研究炮彈而研究到機械發明，機械發明而導致政治改革；由於政治改革的需要，我們開始研究政治倫理……一步步我們離炮彈越來越遠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離炮彈越來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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