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書生以十餘騎退敵數萬，為進諫噴皇帝一臉口水，死後享一日國喪

古時的諫官在大多數時候都形同虛設，因為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挑戰皇帝的權威，唐朝時期的唐太宗和魏徵算是一對特例 ，唐太宗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魏徵忠肝義膽，為民上諫。而在宋朝時期，文功武治的宋仁宗鼻尖也曾有兩次沾上大臣的唾沫，一次是包拯，另一次則是諫官余靖乾的。

據史書記載，一次，仁宗準備修一座寶塔，為了防止大臣反對，他早早退朝。此時，余靖站了出來，大聲責備仁宗大錯特錯，並請求他當即改正自個的過錯。仁宗身為九五之尊，當然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

余靖毫不給宋仁宗留臉面，對著宋仁宗就是一通指責，說他固執己見，不聽群臣意見等等，這宋仁宗也是好脾氣，只得退讓，收回興修寶塔的決定。余靖說得激昂，唾沫四濺，猶如下雨。仁宗臉上被濺滿唾沫，好氣又好笑地道：「被一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余靖不只敢諫，他在交際上也頗有建樹。仁宗時，國家分裂嚴重，西夏、遼與宋朝屢次發作戰役，民不聊生。余婧毛遂自薦，自願出使遼國，獲取和平。然後，余靖帶著十餘騎前去見遼興宗。他長長一揖，夸夸其談，直辯得遼國君主啞口無言。

三方談判，終究是磕磕絆絆，當西夏國主元昊提出和解條件為歲幣26萬，滿朝一致同意時，余靖卻敏銳地看出其間的危機：當年澶淵之盟，宋予遼歲幣30萬，這次給西夏26萬，遼國傳聞後，一定會請求添加歲幣的，「無厭之求，自此始矣」。

可見，余婧身為諫官，不僅精通外交手段，政治敏感度高於普通群臣，宋仁宗得此一臣，如獲至寶，怎敢還怪罪他的激進諫言呢？

1064年，英宗登基，拜余靖為工部尚書，但余婧早已不復當年的神采飛揚。但是，他仍鐵骨錚錚，立志效國。第二年，它仍堅持回京述職，年事已高的他路染風寒，在他鄉長別於世。舉國為此沉痛，皇帝特意為他輟朝一日，以示悼念，這已經達到了當時國喪的級別。

雖然余靖離開了他深愛的大宋王朝，但他對於宋朝的君主和臣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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