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國外交下顧維鈞的堅持：矛盾，失望，抗爭

文｜侯中軍

顧維鈞是抗日戰爭的親身經歷者，在中國抗戰外交中擔負著向國際社會揭露日本侵略罪行，以及爭取國際援助的重任。對於維持戰時中國與英、法、美三國的關係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抗戰外交的主要國際交涉是依託兩個國際組織進行的，一個是國際聯盟，一是九國公約國組織。中國的對蘇外交，是獨立於上述兩個系統之外的交涉。但對蘇交涉屬於雙邊交涉，與中國所單獨進行的對美、對英、對法交涉屬於同類性質的交涉。顧維鈞早在七七事變之初就曾提議召開九國公約國會議，並以個人名義向國民政府建議援引此條約制裁日本。顧維鈞曾回憶道：「這個利用華盛頓九國公約的主意，最先曾在中國駐華盛頓大使和我本人之間談過，先是在議論美國當時採取的小心謹慎和顧慮重重的態度時提過，後來又在討論未來行動的可能性時提過。」包括顧維鈞在內的一些中國政治人物之所以要嘗試九國公約國會議，一個基本的原因在於：美國是九國公約的發起國。從其顧維鈞自身的經驗而言，聯美製日是其長久以來的一種外交戰略。有研究者就提出，顧維鈞一生的外交路線，基本是「賴美為助」。在中國屢次向國聯申訴未果的情形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成為唯一可行的選擇。1937年11月的布魯塞爾九國公約國會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1932年8月，顧維鈞（ 右二）出任駐法公使，圖為他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統阿爾貝·勒布倫（右三）

為了能使布魯塞爾會議取得成果，顧維鈞會前與英、美、法、蘇等進行了頻繁的溝通。顧維鈞認為，中國對會議期望是最終能做出一個決定，即依據國際公法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原則，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其次是希望得到貸款、武器和軍火。但各國的目標和中國的目標大相徑庭，在與各國交流中，顧維鈞發現這些國家把重點放在首先停止敵對行動上，然後通過斡旋或調解取得迅速解決。而在顧維鈞看來，此種做法毫無成功的希望，反而會促使日本爭取軍事上的迅速解決。會議最終未能向中國提供實際性的物資援助。會議結束後，顧維鈞總結認為：羅斯福總統是重視此次會議的，考慮到國際局勢，特別是歐洲當時的狀況以及美國國內的形勢，沒有一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期望會議取得重大成果。

1938年9月，歐洲局勢惡化後，顧維鈞又嘗試向國聯再次進行申訴，並希望得到法國支持。在與法國外交部秘書長萊熱會談時，顧維鈞解釋中國決定再次向國聯申訴的理由：中國政府不是不了解歐洲當前的緊張局勢，但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中國的單獨抗戰已經進行了14個月，在此期間中國蒙受了巨大犧牲，然而並沒有得到一個國聯會員國應該得到的支持和援助。顧維鈞還解釋說，中國並不要求對日本實行全面制裁，只是希望在物質和經濟方面採取某些制裁措施來削弱日本的侵略實力，增強中國的抗戰力量。

1939年9月1日，德國突襲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1940年6月，德軍進佔巴黎，法國敗亡。維希政府成立後，停止了中國經由印度支那的過境運輸，雖然顧維鈞努力爭取法國維希政府維持運輸通道，但最終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不關閉。顧維鈞認為，概括而言，法國在向德國投降以後的議論未定時期，幾乎沒有任何堅定的政策可言，它一方面與日本妥協，另一方面應付德國人，在法國人的內心深處未必不深切同情中國，但他們在現實面前，不得不屈從於不可抗拒的外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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