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昕：詩的逍遙遊——必然性、神秘性、親密性

詩人張棗在接受黃燦然的採訪時，談到過一個令人醍醐灌頂的看法，他說寫詩有點像悟禪：一開始，詞是詞，物是物，兩者區隔無緣，互不相認；後來發展成詞就是物，物就是詞，寫詩演變為一套純粹的語言操作；到了第三階段，詞和物再次分開，從表面上看，這彷彿又回到了初始狀態，但經過前兩個階段的洗禮，實際上卻有著本質的不同。此時的主體達到某種空以納物的狀態，無偏私、不挑剔地對待事物和環境，內心充滿激情、理解和愛。詩人超越了書寫，最終回到人的境界里，沒有哪個詞不能用，詞和詞處於必然的來龍去脈之中。

這個寫詩的三段論，如果用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來解釋，似乎也說得通：第一階段，詞與物相互尋找，詩人絞盡腦汁，發明語言，力圖再現周圍這個動蕩不息的世界，有道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階段，詞物合一，語言獲得空前的威力，詩人在語詞的遊戲里創建、維繫和消費著一個無盡的世界，正可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階段，詞與物在彼此佔有後又拉開距離，但卻牢牢攜帶上對方的膚色和體溫，詩人在詞語中開發出世界的廣闊性和超越性，彷彿瞬間穿透了這個世界，並重新向當下生活致敬，無論它是愜意的、糟糕的還是無色無味的，詩人都抵達了一個必然性法則，他已將生活過程當做了詩的過程：「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維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神秘的並非世界為什麼是這樣，而是世界本來就是這樣。在詞的帶領下，詩人為追求某種神秘的東西，展開對生存的堅持和在世界的遨遊。人們很難具體說清這種神秘之物，它類似一個理念的圓球，其圓心無處不在，而圓周卻不在任何地方。剛開始，神秘之物與人之間隔著十萬八千里，距離越遙遠，它就越神秘，詞與物就越難產生應合；當詞與物一旦進入同一個節奏里，兩者的切近關係就幾乎驅散了這種神秘，詞完全覆蓋、征服了物，變得無所不能；最後，詞與物再次分道揚鑣，其間誕生了一種全新的神秘性，這時，詞不再提供曖昧不明、難以辨識的形象，也不再向人施加困惑和焦慮，而是在一個由近及遠的過程中讓這個世界重新變得質樸和清澈。這種必然的神秘性，不再是最初無端擺置出來的那個荒蠻、冷酷、孤零零的遙遠（比如康德所謂的「星空」），而是在切近中生出的一種似曾相識的遙遠（比如康德所謂的「道德律令」）。必然的神秘性讓每一個詞和每一個物都與自身拉開了一個必要的距離，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它們彰顯專制性的同一。被這神秘性替換出來的詞與物便遊刃有餘地相聚在必然性之中。歷經了苦難和滄桑的詩人，在詞中發明出內在的自然、文明、記憶和秩序，在一個不斷祛魅的現代世界裡頑強地保存它神秘莫測、生機勃勃的氣質。

這種在邏輯上提出的三段論，或許也可以在漢語詩歌獨有的現代化演進歷程中得到印證。自白話詩誕生以來，新詩寫作者試圖用一種橫空出世的現代漢語來回應現代中國風起雲湧的現實，以及人們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的認識模式和審美方式。在漢語新詩問世的第一個三十年里，詞與物相互顯露出陌生和羞怯，一種尚不成熟的語言和一個閃爍莫辨的世界之間，是遙遠而神秘的。胡適在《一顆星兒》中這樣寫道：「我喜歡你這顆頂大的星兒，/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在新詩發展的第二個三十年里，新生的強大政權居高臨下地介入到詞與物的關係中，異常膨脹的詞全面包圍甚至代替了物，兩者近得不能再近了，超級能指出現了，現實被符號化了，書寫成為這一階段絕地天通的技藝，彭燕郊在《最初的新中國的旗》中豪情滿懷地寫下：「我像孩子一樣/找來紙，找來顏料/把它描了又描，畫了又畫/把它畫在牆上/畫在我的每一冊筆記本上/痴痴地將它吻了又吻/向它致了好多好多的敬禮」。在第三個三十年里，儘管漢語新詩還未曾從前兩個階段的影響和支配中完全擺脫出來，但從詞與物的切近中再造遙遠的必然性事業已經悄悄展開，這應該是漢語新詩自我完成的最佳場域和尺度。為了實現這種隨遇而安、笑傲江湖的自由狀態，為了能夠重新抵達見詩即詩、見人即人的境界，從舊中國一直走到新世紀門檻的大詩人昌耀在晚年寫下：

我不學而能的人性醒覺是紫金冠。

我無慮被人劫掠的迷藏只有紫金冠。

不可窮盡的高峻或冷寂惟有紫金冠。

（昌耀《紫金冠》）

不同與西方的宗教語境為詩歌貢獻的此岸和彼岸的概念，中國詩歌更擅長在世俗生活里表現切近和遙遠的感受。漢語新詩經受近一百年的風雨歷練，在神秘性的加減乘除中，詩人的寫作如同跳房子遊戲那樣曲折展開，渴望在切近中生出遙遠。這個詞與物在交融之後再度分離的過程，是漢語詩歌進入現代以來開展精神轉換的關鍵樞紐。「朦朧詩」以來的漢詩寫作雖然有意識地將文學調校到審美自主性上來，但詞與物在前兩個階段里積澱下的寫作傳統和不良慣性卻始終在第三個階段里持續混雜，難以驅除。詩人們要麼力圖從遙遠中求得崇高超驗的神聖性王冠，要麼嘗試在切近中獲取堅實有效的合法性證書，遙遠和切近分別成了每一個當代詩人靈魂里繼承下來的文化基因。在這個艱難的過程中，詞語和世界都要接受全面深刻的考驗，詩歌需要在轉化傳統的任務中尋找因地制宜的突破口，在喪失神秘性的空白一頁里重新與它相逢。昌耀是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卓越先驅，他寫出的「紫金冠」並非絕對遙遠的陌異之物（比如胡適的「星兒」），也不是無處不在的過度形象（比如彭燕郊的「旗」），而是一種顯現於日常語言中的神秘者，一種始終保持在近中之遠、若即若離中的未知之物。身為昌耀的湖南同鄉，當代詩人李少君在傍晚林間呼喚父親回家吃飯的時候，同樣精確地捕捉到了這種微妙的情狀：

夜色正一點一點地滲透

黑暗如墨汁在宣紙上蔓延

我每喊一聲，夜色就被推開推遠一點點

喊聲一停，夜色又聚集圍攏了過來

（李少君《傍晚》）

這首作品暗示我們，詞（「喊聲」）與物（「夜色」）之間沒有「無緣對面不相逢」的那種遙遠，因而詩人沒有寫做「夜色，我叫不出你的名字」，也並非「不識廬山真面目」的那種切近，詩人也沒有寫成「夜色，我把你描了又描，畫了又畫」，而是在遙遠的距離中體會切近，詞與物並沒有相互觸碰和佔有，也沒有相互躲閃和拒絕，而是既各自安於自身的節奏，又形成了彼此間的自由嬉戲（「夜色」肆意地與「喊聲」捉著迷藏，遵循著一種無形之規），彷彿進入一個更加親密的軌道之中（「推遠」和「聚集」的合力形成一種新節奏）。在這座詩的伊甸園裡，在這種遙遠的親密性中，神秘性又重新回來了，並且帶來了更多必然的意味，它在「推遠」中拓展著物的邊界，在「聚集」中開掘著詞的潛能。德國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在《夜頌》中細膩描繪了這種親密性：

是什麼充滿預感突然從心下湧出，吞滅了悲情的軟風？你竟然喜歡我們，幽暗的夜？你在袍子里藏著什麼，雖然看不見卻震動我的靈魂？珍貴的香膏從你手中滴落，也從那束罌粟花上滴落。你托起心靈的沉重翅膀。

在這裡，諾瓦利斯與中國當代先鋒詩人有著共通的經驗：我們可能無法書寫黑夜，但黑夜卻推動著詩人書寫。諾瓦利斯說：「我朝下轉向神聖、隱秘、難以名狀的夜。」夜，成為詩人寫作的緣起、動力和庇護。夜透過書寫，凝集為一種轉身即現、回身消失的尤物。某種東西彷彿水滴一樣，透過身體的岩層，滲入心中，但詩人卻無法說出，它究竟是什麼。一首詩的謎底始終停留在懸而未決的時刻，一直朝向難以名狀的黑夜。

黑夜標識了當代詩人言說的困難。對於現代詩歌寫作而言，有新的問題出現了。這裡既不是傳統語言觀所宣揚的陳規：詞在不斷複製和模仿著物，彷彿物早已在那裡，等待著詞的反映；也不太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強調的那樣：通過詩人的道說，詞聚集了物，物因詞方能存在，而詞語破碎出，無物存在；這裡的情況，接近於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所謂的「外界思想」（the thought of outside）：語言的存在隨著主體的消失而自為地出現，書寫的主體不再是作為存在者的人和作為本有的大道（「語言」），而恰恰是一個非存在，其中只有虛空，語言綿薄不絕地從內部向外界散逸，聽到的只有宇宙間持續的絮咿、脈衝和蠕動，只有詞語的無聲本質。

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詩人觸及到了這種全新的現代經驗，詞與物的新型關係在漢語詩歌中在渾然不察的情況下初露端倪。一種前所未有的寫作尺度和法則正在形成之中——並非在某種驅散神秘性的世俗進化中形成，而是訴諸於某種洋溢親密性的悖論——在這個微妙的停頓中間，它們將開啟出一個尚未存在的書寫空間，以容納漢語詩歌的現代轉換。這種新的書寫法則在轉瞬即逝中永遠發聲，在持續發酵中迅速逃逸，它們由黑夜（或對言說困難的表達意願）出發，穿越了人的心靈，讓虛空佔滿書寫的意志，將隨時抽出的枝葉和根須重新伸向無盡的黑夜之中（或落腳於困難言說的現實里），捎去詞語沉默的消息。詩人出於對必然性的敬意，讓詞語服從了神秘性的吸引，在多維的親密性中與異質之物結合、分離（形成黑夜的經驗），最終認領了必然性的知識和命運。詩，就是這一路輾轉、騰挪、苦行和樂享的痕迹，這既是人的生活禪，更是詩的逍遙遊，最終，有心的人們將在旅途中熬過危機，在塵埃中修鍊成那件上下求索之物。

獲作者授權發表於中國詩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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