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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勒:技術到底會不會統治人類?

2017.09.20|No.156

2016年春,AlphaGo在「人機大戰」中擊敗世界圍棋冠軍,引發了一場人工智慧的大討論;2017年5月,微軟「少女」小冰出版了第一部中文版機器人詩集,機器成了文字的「創造者」而不是記錄者;從人腦中抹去的記憶點滴,又被無所不知的大數據重新復盤……還有什麼是技術不能完成的?在AI應用越來越廣泛的今天,回顧德國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媒介考古學似乎格外有意義。基特勒筆下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處在日新月異的媒介技術變革中的世界,這些技術變革使得人類的信息感知和思維模式發生了根本變化,這種改變影響至今。本次推文寫於基特勒逝世後不久,以紀念文章的形式介紹了這位媒介哲學家的思想和生平。

紀念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作者/ 藍江

武漢的張建華兄反覆給我推薦了這個德國人,說在當今的德國思想界,基特勒佔有一席之地,其地位不亞於我之前所關心過的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後來上網一查才知道,這位被建華兄所推崇的基特勒,剛剛在去年仙逝(2011年10月18日),在基特勒即將逝世一周年之際,我根據所查閱的資料,將基特勒的大致情況介紹一下。

基特勒是當代德國最富爭議,也最重要的傳媒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遠離了濃厚的德國式的文學背景(基特勒起初的職業就是語文學家),並致力於將技術、話語和權力等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理論思考,他的作品對過去三十年來的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與麥克盧漢不同(麥克盧漢的起家經歷也是語文學),基特勒的理論並非人類學的認識論——他不會贊同麥克盧漢所宣稱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相反,基特勒的理論是帶有濃厚福柯式的考古學色彩的作品,同時也不像福柯僅僅將自己的研究局限在印刷媒介當中。

對於基特勒的作品,既有狂熱的追求者,也有刻薄的批判者。對於他作品的反映,部分是由於他自己那特殊的學術風格,也就是說,他從來不避諱任何政論性的話題。基特勒早前所激發出來的那些話題,都是為了克服傳統文學批評中的一些缺陷,如對意義生產過程中的技術衝擊的忽視。這種缺乏反思尤其體現在「解釋的藝術」當中(尤其當這種「藝術」將解釋學作為其方法時)。相反,基特勒的著作——受到香農(Shannon)的傳播理論、拉康的精神分析及其對語言的分析,還有福柯的人文考古學等的強烈影響——逐漸轉向凸出技術性的設置(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何以對文化、社會和政治環境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折中主義的德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和傳媒理論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曾寫道:「我們都是小機械(gadgets)的主體,也是機械數據過程的工具。」對此,他十分嚴肅。在他的著作《留聲機、電影、打字機》中,他提出:「那些早先看起來無害的機械有能力進行存儲,因此,可以分離在信息的技術化中引出的聲音、視像和書寫。」

晚近的技術——尤其是互聯網——進一步加強了技術對我們的統治的趨勢。基特勒在2006年的一次訪談中談到,互聯網幾乎不能用來增進人們之間的交流:「互聯網的發展,讓人類成為對互聯網技術的反映……畢竟,這是讓我們去適應機器。而不是機器去適應我們。」

基特勒又被譽為「數字時代的德里達」,他看到了人們害怕被它們自己的工具所廢除。《留聲機、電影、打字機》寫作於科幻小說的幻想風行的時代,那個時代有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經漫遊者》(Neuromancer)和當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合成人宣言》(A Cyborg Manifesto),而阿諾德·施瓦辛格的《終結者》第一集也在那時上映了,施瓦辛格扮演的是一個未來的機器人回來摧毀人類。基特勒的觀點並不是說機器會滅絕我們,相反,是告誡我們,我們處於認為我們自己是技術維度的主人的巨大騙局之中。

《神經漫遊者》書影

施瓦辛格在《終結者》中飾演一個未來機器人

黑格爾曾說過,歷史在進步的頂峰時,人類獲得了絕對知識和絕對自由。基特勒轉而說,哲學是其頂峰。基特勒的傳記作者溫托普-楊格認為基特勒的研究所探索的「並不是人類自由的勝利時刻,而是我們不再執著於我們自己趣味的虛榮的快樂,而這種快樂所賦予人類的地位是錯誤的」。

《留聲機、電影、打字機》對此十分義憤:「傳媒決定了我們的狀況。」基特勒還寫道:「人們所能留下的就是傳媒所能存儲和傳播的東西。」基特勒將矛頭指向加拿大傳媒思想家麥克盧漢,因為麥克盧漢將媒介看成是人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延伸,他對此反對說:「媒介並非是人類延伸的假肢,它的擴張邏輯是這樣,這讓我們和書寫史都遠遠地落在它的後面。」

對於基特勒而言,擴張邏輯可以從軍事上的革新來理解。例如,他很關注阿蘭·圖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納粹軍隊中的那些實驗,而這些實驗加速了計算機的發展。基特勒認為技術改變了戰爭的本質:「這變得越來越明顯,真正的戰爭並不是人們為他們的祖國而戰,而是不同的媒介、不同的信息技術、不同的數據流之間的戰爭。」

基特勒如此關心軍事上的革新,或許部分因為他是一個誕生於戰爭中的孩子,而他正好出生在納粹軍隊在斯大林格勒戰敗的那一天。

1943年6月,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出生於薩克森州的羅赫利茨,他早年的記憶就是從遠處觀看德累斯頓的大火(1945年2月,由英國皇家空軍和美國陸軍航空隊聯合發動的針對德國東部城市德累斯頓的大規模空襲,造成德累斯頓陷入火海)。他也記得,他母親多次帶他去巴爾迪克島參觀希特勒研製的V2火箭。「那個地方和那些火箭所吸引我的」,他曾經提到,「就是沒有人對他們說過一句話。為了不被發現,在這麼一個充滿著浪漫和詩意色彩的小島上,展現了德國軍事工業特別成就的痕迹比比皆是。」

1958年,他的父母離開了東德,這讓基特勒受到了德國最好的大學教育。「這個經歷可以解釋為什麼我是大學裡一個聰明伶俐的學生,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同其他朋友隔絕開來。」從1963年到1972年,他在弗萊堡的阿爾伯特·路德維希大學學習了德國文學,浪漫語文學和哲學。德國著名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就是這所大學的前校長,他的影響在這所大學裡無處不在。基特勒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論德國詩人康拉德·費迪南德·梅耶爾(Conrad Ferdinand Meyer),這篇論文也沒有越過海德格爾的蔭蔽。他從海德格爾那裡習得的一個觀念就是我們處在被技術腐蝕的風險之中。

康拉德·費迪南德·梅耶爾

在弗萊堡,他是第一個對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想家拉康和福柯表示讚賞的德國知識分子。和福柯一樣,基特勒通過所謂的話語分析來對當今進行診斷——挖掘出人類實踐的根本結構。在它的《話語網路 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一書中,基特勒超越了福柯。對他而言,福柯所關注的是話語的生產,而不是話語的接收渠道。基特勒試圖彌補福柯的這一缺陷。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書影

但什麼是話語網路?基特勒這樣來界定:「技術和制度的網路,這讓一個既定的文化進行選擇、儲存和推進相關數據。」因此,話語網路是一種制度化權力和選擇的話語。其德語的原詞是Aufschreibesysteme,這個與弗洛伊德所分析過的德國的丹尼爾·施雷伯(Daniel Schreber)法官有關,這個法官在1903年患上了精神病,並成為弗洛伊德書中的一個案例,而此後的德勒茲和加塔利在他們《反俄狄浦斯》中又把這位法官拉出來大書特書。而《話語網路 1800-1900》是在一次大學的講座中所激發出來的觀念,即「瘋子(如施雷伯)試圖暗示說,在安全場所中他所說所做的一切都會馬上被記錄下來,沒有人可以避免這一點,有時是從好的角度,有時是從壞的角度被記錄。」基特勒開玩笑說,對於一個德國知識分子,通過記錄一個瘋子的文本來獲得職位再正常不過了。

德勒茲和加塔利合著《反俄狄浦斯》書影

和福柯以及其他媒介理論家如鮑德里亞、保羅·維希留不同,基特勒縱橫於物理學、工程學、光學、光纖科學、甚至書寫計算機編碼——這些顯然讓他比同時代人具有對媒介更多的洞見。

在訪談中,基特勒顯得害羞且不善社交——他喜歡維持那種個人生活,僅僅去面對他自己的作品。我們知道,他結過婚,例如,他在談及它對拉康的興趣時,他說他的妻子「在專業上對弗洛伊德保持忠誠」。這是他的第一個妻子,艾麗卡·基特勒,他與她在一起度過了一段時光,之後便離婚了。

(感謝南京大學哲學系藍江教授賜稿,編輯對本文略作修改)

[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著,邢春麗譯

《留聲機 電影 打字機》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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