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郎中：中國近代重大社會思潮對中醫倫理的影響

近代以來，隨著包括西醫在內的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素有「國粹」之稱的中醫曾一度受到冷落，幾遭廢止。關於中醫在近代以來的曲折命運，學界一般多將其歸咎於代表近代科學理性的西醫的衝擊，多數論者都將中西醫勢同水火的格局歸因於西方科技理性與本土守舊傳統碰撞的必然。這種從外部尋求原因的做法固然可以提供一個較符合思維邏輯的解釋，但筆者認為，除了強調西醫衝擊外，我們更應該從近代中國自身內部來檢視否定中醫的思想來源。以下試從四個方面闡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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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東漸思潮與中西匯通

鴉片戰爭後，傳統中國「天朝上國」的迷夢在西方轟隆的炮火中驀然驚覺，面臨「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中國社會也歷經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先進的時代精英們開始反思中國傳統，認識到只有向西方學習才是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他們從西學中獲得啟發，並結合當時社會情勢進行闡發，一時間各種社會思潮風起雲湧、此起彼伏。概觀其貌，近代思想家在宣揚西方先進思想的同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本國傳統文化的懷疑、否定、批判，甚至全盤西化的傾向。

近代中國醫學的百年甄變，是在複雜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文化背景下完成的。西醫東漸對近代中國的社會心理產生了微妙的衝擊。從疑慮、驚詫到認可、接納甚至崇拜，基本構成了晚清以來中國人對西洋醫學的認知軌跡。

清朝統治階層對西洋醫學的態度緣於他們自身對西醫的體驗，歷經矛盾與反覆，最終產生認同感並完成了醫療體制上的變革，這一過程暗含著政治觀念和制度層面的演進；由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和維新派人士構成的知識精英群體，運用進化論的思想方法，從救國保種的高度，積極倡行發展西醫，引領著中國近代醫學思潮的變遷；中醫藥界則以平和的心態應對西醫的衝擊，通過研究和比照，以開放的姿態認可與接納西醫，並試圖通過「匯通」中西醫精華，尋求中國醫學的發展路徑，由此誕生了所謂的「中西醫匯通派」，如唐容川、惲鐵樵、張錫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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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的進化論思潮與中醫倫理

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慘敗。資產階級早期啟蒙思想家嚴復深刻體會到國危民困的切膚之痛，先後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一系列文章，呼籲通過促進民智、民力、民德使國家走向富強。1898年嚴復翻譯了英國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的部分內容，取名為《天演論》，將自然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生存法則推演到社會歷史領域，反對因循守舊。《天演論》的出版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一時間進化論成為社會主流思潮，人們奉之為圭臬。

在進化論思潮下，中西醫因植根於不同文化體系而具有的地域差別被置換成舊與新、落後與先進的時間上的差距之別，因而用代表「先進」知識的西醫來淘汰「落後」的中醫自然是進化論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在醫學領域的體現。嚴復雖出生於福州中醫世家，但他對中醫卻始終抱懷疑態度，曾寫信告誡其甥女:「聽中醫之言，十有九誤，切記切記」。有了進化論與近代科學為思想武器，批判中醫論者自感正義與真理之方在我，理直氣壯，彷彿拿了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一樣，口含天憲，代行天命。

1929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出席者均為西醫界代表。會上，曾留學日本學習西醫的余雲岫以「規劃現代化的衛生工作」為名，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積極鼓吹廢止中醫，抨擊中醫為舊醫，主張以新醫即西醫替代之，指責中醫非但是阻礙中國科學和文化啟蒙的障礙，而且與現代政治體制不相契合。

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褚民誼也一再強調，中醫廢存之爭是科學與非科學之爭，進化與不進化之辨。進化論成為了批判中醫的有利思想武器。無疑，進化論思想的廣泛傳播使得中西醫學價值評判的標準發生了變化。在「優勝劣汰」、「新的總比舊的好」的思維邏輯下，中醫被視為「落後」的象徵，必然要被象徵「科學」的西醫所淘汰。進化論思潮成為批判中醫論者最早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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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康有為、梁啟超及譚嗣同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思潮與中醫倫理

作為近代著名的維新思想家，梁啟超對中國社會思想的影響遠大於其在政治上的成就。甲午一役，「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欲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在中國進行維新變法以自強圖存。康有為較早地體會到科學方法與西方近代思想間的深層聯繫，1885年的一場大病，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既而得西醫書讀之」，依方試服，竟漸漸痊癒，這使他更加崇信西學。梁啟超認為，「欲維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強調國民性的改造。在其長篇政論文《新民說》中，梁啟超全面剖析了幾千年傳統文化積澱在國人心靈深處養成的種種弊端及其根源。梁啟超認為，「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提出新時代新國民應有的「德性」是具有公德觀念的「國民」，而不是只知朝廷和君王的「臣民」。「新民說」在近代思想領域引起強烈反響。人們開始意識到「國民」對於國家的重要，尤其是「新民」對於「新國家」的迫切與必要。「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而中國最缺乏的就是以利群為精神的公德觀念。而傳統社會中，中醫各自為政的行醫方式和僅僅具備個人救護的特徵，缺乏像西醫那樣集體的醫護行動和社會大規模防疫行為，恰恰無法養成國民「公德」觀念，也無法培養出社會所需要的「新民」，故無法擔當起建立「新國家」的時代任務。在維新派代表人物中，譚嗣同對西醫的愛好具有代表性。

因此，醫學維新成為「維新自強」運動的重要內容。「醫學救國論」最早便是由非醫學界的維新人士所提出，力倡醫學維新以強身保種。「醫學救國」成為「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主張之外的另一振奮人心的救國主張。梁啟超將醫學的改革上升到關係民族存亡的高度，將醫學維新與保國、保種聯繫起來，疾呼「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強身必先強醫」。在梁啟超看來，保種分兩個層次，「一曰學以保其心靈，二曰醫以保其軀殼」，即不僅要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和憲政理論，而且要採用西醫強壯國人身體以作為保種保國的基礎。在維新思想家看來，只有改良中醫，引進西醫，才是保國強種的根本之途。「醫學維新」構成近代廢止中醫另一主要思想根源。這一主張發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演變成更為激進的全盤西化傾向，欲圖全面廢止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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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激進主義思潮與中醫倫理

20世紀初，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一場以宣揚「民主」與「科學」為口號的新文化運動，全面否定舊傳統、舊政治、舊道德、舊文化。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思想解放潮流，但從中派生出的反傳統與全盤西化的激進主義思潮卻對傳統中醫命運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科學」旗號，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唯科學主義」的泛濫。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宣稱，「(中)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

胡適自稱是「信奉西醫的人」，對中醫基本持否定態度，認為中醫註定只能與「駢文、律詩、八股、靜坐講理學」等放在一起，只能處在「非科學」的黑暗之中。

丁文江是「五四」時期思想界極端排斥中醫的代表人物。這位被胡適認為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對中醫憎惡和貶斥幾乎到了極端。他「信仰新醫學」，「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幹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新文化運動的其他代表人物如魯迅、周作人、傅斯年、郭沫若等，都將中醫置於「科學」的對立面而不遺餘力地批判。魯迅聲稱，「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周作人認為，「成千上萬的中醫實在不是現代意義的醫生，全然是行醫的玄學家。」郭沫若堅決表示，「我敢說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的」。傅斯年也有類似的言論，「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在這股全盤西化的激進主義思潮下，中醫被推上了文化批判的公堂。同時，在近代社會政治大變革的背景下，中西醫的學術之爭不可避免地帶上了強烈的政治色彩。正因為如此，在新文化運動的多元發展背後，亦存在著對國民的身體異常關注，含有濃厚的身體規訓與工具化的趣向、旨歸，希望將身體的解放與人的解放、個性的解放同時並舉作為達到國家最終獨立解放的基礎，意涵了鮮明的政治目標。

新文化運動時期對「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面白纖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的青年身體的討伐批評等，說明他們對於身體的存在有著一份功能性的想像和期待。這份功能性的想像與期待與西醫在醫療實效、防疫功能、群體保健等方面的功能恰好一致。因此，西醫在提高國民抵抗力和集體意識方面更契合近代中國「救亡」主題。

因為，在那些矢志於救國救民的新青年看來，中醫呈分散狀態面向每個病人個體，而現代醫學以群體體魄的改造為基本職能，最終指向保國與保種以及民族國家建設的終極目標。以個體為對象的「中醫」與以群體為對象的「西醫」之間的差異，不僅關涉著「迷信」與「科學」的二元對立，而且也是「亡國」與「救國」政治分界線的標誌所在。

因此，在激進主義者看來，正是由於其自身的缺陷，中醫無法擔負起近代救亡任務。這恐怕也是近代中醫遭受歧視與批判於「科學」衡量標準之外的另一個頗具「政治」意涵的原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主義思潮成為民國初期「廢止中醫」言論和措施出台的最直接思想源流。

結論

事實上，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以及在思想層面上引發的深刻轉向，也是導致近代中醫一波三折遭遇的不可忽視的原因。近年來，這一問題已引起醫史學界和醫學倫理學界的一定關注，但對此進行系統深入探討的成果尚付闕如，專門探討中國近代重大社會思潮對中醫倫理的影響的更是罕見。

在這個行業中，常會聽到有人提出以西醫取代中醫的聲音，如：「人的認識進步後，以往落後的認識必然被更科學的認識所代替，正如熱的運動學必然要淘汰熱的物質學一樣。」但這是指同一事物、同一體系上認識的進步才會出現新的取代舊的。中、西醫學屬於兩種醫學體系，中醫學源於東方文明，受中國傳統文化、古代哲學思想影響，推行整體觀念，辨證論治；西醫學源於西歐文化，受自然科學、形式邏輯影響，注重對局部、形態、結構、具體的研究。兩者各有優勢，應該相互促進，相互補充，並非相互對立。

來源：武郎中工作室

作者：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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