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怎麼講故事的？

花鳥瓷瓶陳列在展台之上，它的過去被概括在小小紙片里（資料圖/圖）

「巧剜明月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綠雲」，瓷器之美曾被萬千詩人歌頌，緣於高溫窯制的絕妙產物集合了先人的超高智慧與巧匠心思，伴隨著大西北沙漠的駝鈴聲響，海上船隻也開始拋錨起舵，瓷器一路漂流遠航。

16世紀，瓷器引進歐洲一度引發轟動，成為只有富人才用得起的時髦器具，知識分子和貴族階層將瓷器陳列在他們的珍寶櫃里。當瓷器熱傳染至中產階級，「人們為瓷器瘋狂，不惜四處借債，甚至破產，傾盡家財也要購入瓷器」，英國小說開創者丹尼爾·笛福形容道：「你得把瓷器放在餐桌上，書桌上，放在櫥櫃里，一直摞到天花板頂上。」

自白書

數千年來，薄如紙、聲如磬的瓷器留給後人無限的美學研究價值。然而人們欣賞瓷器時，多圍繞著胎質、瓷身、紋飾、釉色、花紋等品鑒一二，而它的底部鮮少被暴露。瓷器底足多為裸瓷，即露出瓷胎之處。這胎土看似不起眼，從中卻可知材質，圈足周邊的旋切痕迹，體現製作工藝。最有價值的瓷器自白書也在底部：款識，一種書寫或刻畫的文字、圖案，往往在珍品的真偽鑒定過程中能起到關鍵作用。

虎子，儲水用，因口部或柄處塑類似虎頭得名（資料圖/圖）

現存最早帶有銘文款識的瓷器出土於南京中華門外趙士崗一座三國時期的吳墓中，這件聞名中外、造型獨特的東漢越窯青瓷虎子上刻有「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袁宜作」，集製作紀年、燒制地點和窯工姓名為一體。赤烏是東吳君主孫權的第四個年號。據記載，公元251年，曹娥江中游一帶瓷土和燃料充足，交通便利，上虞的瓷窯體系已頗具規模。與歷史記錄的吻合，使款識成為該瓷器鑒定的第一手真實信源。

儘管早期有跡可循，直至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志銘，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這一情況在宋代並未得到改善，款識仍較少見，磁州窯瓷有部分寫有「張家造」等款識，聞名的景德鎮青白瓷中用墨汁題寫的姓氏和作坊款識，如「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是在燒制後題上的，不能算作完全意義上的底款。

在元朝鼎盛燃燒，堪稱文明奇蹟的元青花除了極少量出現在瓶身的至正年款外，均沒有底款，增加了遺世稀少的元青花堪實驗真的難度，最著名的標準元代器物，是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頸部青花所書楷體「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就是至正年款，與其他沒有款識的元朝斷代器物比對後，確認是真跡無疑。

可以說年款款識是偵查存世稀品的一大利器，明太祖朱元璋年號為洪武，雖然史料對當時的制窯情況有所記錄：早在洪武二年就已設立御窯廠燒造，但現今並沒有發現洪武官窯款識傳世瓷器，反而在江西玉山先出土了一件年款民窯青白釉瓷罐，刻有「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儘管款字不是十分工整，依然是辨別產出朝代的有力佐證。

「經典款」的帝王年號不能隨意使用。康熙十六年，浮梁縣令曾下令：「禁鎮戶於瓷器上書寫年號及聖賢字跡，以免破殘。」在此之前，康熙年間民窯皆書有年款。不識字的匠人們隨意在底部塗抹揮灑，草草幾筆，別具繚亂的藝術感。

歷史學家們曾對元朝皇帝是否喜愛瓷器頗有爭議，忽必烈在開朝的第七年就設立浮梁磁局，出品的「樞府」瓷器更是宮廷意志的集中體現，元朝新創的卵白釉和歷代最高的元青花印證了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將信仰的藍天、白雲、青草等元素移情到了瓷器上，它們的靈魂就這樣鐫刻在了與草原文明千絲萬縷的聯結之中。

時代的美與傷痕

歷經幾個朝代的流變，款識近乎止步於單一的紀年款，百花齊放式的燦爛發展始於明朝，明宣德時迎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款式多樣豐富，有楷書、隸書，六字或四字，單雙行不限，草書的「福、壽」樣式，可書寫於器身任何位置，無怪乎有「宣德款識遍器身」的說法了。

宣德朝官窯器有相當一部分大件瓷器底部並不施釉，燒成後有火石紅，略顯斑駁，如果再往上題字根本無法清晰辨識。客觀條件限制下，不必一味在瓶底注寫年號，這反而促成了自由創作款識的熱潮。但這一特權僅限於官窯，民窯並不被准許在器身題款，兩種窯廠在製作生產上的不平等已漸漸拉開帷幕。

開元寺藏黃地綠龍紋彩瓷碗的底部寫有天啟年制，是紀年款款識（資料圖/圖）

之後的28年里，三朝帝王的政策高壓令瓷器生產陷入了最混沌的時代，在傳世作品和非景德鎮地區的考古發掘中從未見過一件可以確認為這三朝的官窯瓷器。《明史》記載，英宗於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曾一度減免徵役、造作，御窯廠亦曾停燒。

減免瓷器的生產還僅僅是危機來臨的開端，正統三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窯場燒造官樣青花白地瓷器於各處貨賣及饋送官員之家。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幾年後，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以走私方式進行，要冒極大的生命危險，因此，這段瓷器史上的「空白期」，絕少有題款者。

明末，款識由文字款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富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康熙年間發展更甚，創作類型達到歷代之極致，並且文人特色愈發濃厚了。此時的款識更多的發揮藝術價值，成為瓷器的附屬裝飾，可以大大增強其藝術性。

從款識發展的縮影中，可以窺見不同歷史階段的審美情趣演化規律，由上及下的主流文化也賦予瓷器款識鮮明的特色烙印，它不僅是一種鑒定手段，而是從屬於瓷器藝術創造本身的一部分，無法被割裂或是忽視。

自上而下的文明

工匠們用高超的上釉技術將高嶺土和松香雜糅在一起，要燒制出質地堅硬，光滑潔白的胚體。沒有溫度計的古代，手藝人僅憑經驗來斷定窯內的高溫點，瓷器出窯，渾然天成。

瓷器從初創、發展到成熟，已深深融入歷史發展的起承轉合。它不單單是一件物什，窯制加工背後是交織在一起的權力、藝術、文明與商業貿易。而款識就是除卻瓷器樣式外，這種種因素的最直觀的體現。

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社會發展程度、文明程度各不相同，瓷器的款識也在不停變化。這和官窯僅供上貢和宮廷御制的工作特性分不開。它出品的瓷器「千中選十、百中選一」，色調如美玉淡雅光潤，裝飾精美絕倫，紋樣秀麗典雅，除了頂級的精緻以外符合宮廷興趣是硬性要求。

受宗教影響顯著的明朝，代表道教吉祥語和祈福語的句式頗多，如萬福攸同、富貴佳器等。帝王的喜好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導了當時的文化偏向，明憲宗朱見深認為題款隨意布局在瓷器瓶身會影響整體的美感，因此出土的宣德款瓷器胎體輕盈小巧，絕大多數款識只題在底部。

宋朝文學教育昌盛，推崇理學，從宮廷到民間都流行講經，四書五經，孔孟之道，瓷器手工業的創作思想會或多或少其影響。服務於宮廷的官窯瓷器尤為明顯，北宋官窯青瓷不論是生活用具還是藝術陳設，講究理性美，僅用簡潔的線條，不追隨胎壁的輕薄和設計花俏，色彩和圖案紋飾也不過多講究，反而顯得蓬勃大氣。

分庭抗禮的民窯與官窯不同，它代表著另一種主流形態，民窯非官方出品，多以商業性生產為主，為滿足國內外市場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陳設瓷所設。民間制瓷技術成熟度無法與官窯相較，比如款識類型受限，在釉彩的使用上也不能隨意揮灑，但不影響民窯的發展程度。《陶記》稱，宋朝的景德鎮有窯300餘座，形成全鎮"村村陶埏，處處窯火"的勝景，南宋文學家洪邁在他的《齋隋筆》中就有"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的記載。

隨著新航路的開闢，歐亞貿易往來頻繁，東印度公司將大量的瓷器通過海上運輸輸送到紅火的歐洲市場，民窯的發展亦代表了該朝代的開放性與商品經濟發展、對外貿易狀況。閉關鎖國的清末，瓷器生產日趨艱難，連款識設計都多數模仿前朝舊款，仿古之風流行民間，少有創新精神，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瓷器市場大幅度衰退縮水，匠人們的創造積極性日益消退有關。

G20峰會國宴所用瓷具，古典意境的水墨畫完美呈現在現代餐桌（資料圖/圖）

中國古代瓷器是領先全球的先進行業，儘管擁有富裕的高嶺土，16世紀的英國科學家們依舊對瓷器的製造絞盡腦汁，他們對制瓷技術一無所知。《葡萄牙王國記述》里讚美中國瓷器：「這種瓷瓶是人們發明的美麗的東西，看起來比所有的金、銀或水晶都更為可愛。」日本在奈良時代引入唐朝的燒窯技術，奈良三彩釉陶由此誕生。

後來，工業化的進程推進了各國瓷器技術的快速進步，英國的骨瓷，德國的麥森瓷器都在銷量上遙遙領先。與之對比，中國傳統制窯坊一間間關閉，當盛極一時的瓷器被當作填充鋪路的碎片，古代花鳥魚蟲的單調複製已然毫無意義。技術與文化的保存看似寸步難行，聰慧的先人早已為人們指了一條明路：繼承與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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