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大國崛起與衰落

來源 | 經濟真相

作者 | 祁斌（中投公司副總經理）

本文節選自作者《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資本市場——經濟轉型下的資本市場使命》一文

紫禁城裡的警示牌

此前有機會參觀了第一歷史檔案館，裡面陳列著一些明清時代重要的歷史文物，其中有一件不太起眼的文物，引起了我的注意。

這是一塊木製的牌匾，立於順治12年，頗有肅殺之氣。

匾上的文字是這樣的：

「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干預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辜，出陣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為不規，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頌德，以致國事日非，覆轍相尋，足為鑒戒。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碑，世世遵守。」

大概意思是說，明朝宦官當政誤國，導致國家崩潰了，所以清朝就要嚴防宦官干政，以後但凡有清朝的宦官犯法干政，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

據說最開始的一塊牌匾是鐵制的，後來用木匾複製了很多塊，在紫禁城的多處都懸掛著，時時提醒和警示太監們。

這塊牌匾的背後，折射了康乾盛世的原因。

台灣人傅樂成所著的《中國通史》中，有這麼一段文字：「中國歷史上促成改朝換代的內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權臣和藩鎮，但滿人能使這四種因素的危險性，減到最低的程度。」

也就是說，清朝建國後，總結了歷朝歷代出問題的原因，無非是四個，及外戚如呂后篡權，宦官如明朝魏忠賢，權臣如司馬懿篡位，藩鎮如安史之亂。於是清室用了很多的制度安排來降低外戚、宦官、權臣和藩鎮對政權穩定的威脅，紫禁城裡的這塊牌匾便是威懾太監的制度安排之一。

這些努力果然很奏效，清軍入關，作為異族入主中原，不到幾十年的治理，便迎來了康乾盛世，長達近150年。

在第一歷史檔案館中，還珍藏著另外一件文物，是乾隆皇帝登基那年的元旦開筆，在灑金宣紙上手書了昭告天下的祝福，上面的文字是：「元年元旦海宇同禧和氣致祥豐年為瑞」，並且「願共天下臣民永享昇平」、「所願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

此時的乾隆皇帝，志滿意得。他有足夠的理由，因為此時的中國，經濟總量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而且還是全世界最有秩序的國家，所謂禮儀天下。

這一年，是1736年，離宣告清王朝走向崩潰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相距大致正好100年。

1840年，英國派遣艦隊和4000人的遠征軍，從廣州一直打到天津大沽口，所向披靡，擁有100萬軍隊的清朝被迫乞和，簽訂了屈辱的《南京條約》，開啟了此後綿綿不絕的不平等條約的歷史。

隨後的100年中，中國人民一直在痛苦中掙扎。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新生的王朝，清朝將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中的諸多錯誤加以糾正，完善了各種制度安排，盡量消除了各種威脅政權的因素，做到了幾乎最好，而清王朝也因此而迅速崛起，進入康乾盛世。

但不幸的是，清王朝的文明是一個封閉的文明，它不知道在遙遠的歐洲悄悄興起的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文明，清王朝的文明也是一個落後的文明，它極盡所能地自我完善，但仍然是一個相對落後的文明，當清王朝的文明最終與外來文明碰撞時，便不可避免地一觸即潰，轉瞬之間，由盛而衰。

澳大利亞的兔子

封閉的文明有一點像封閉的生態系統。澳大利亞是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它在5000萬年以前飄離了大陸，儘管幅員遼闊，但是幾隻小小的兔子就差點兒把它的生態系統毀滅。

早期歐洲移民帶了幾隻兔子過去，兔子在澳洲沒有天敵，結果很快泛濫成災，到處都是兔子，澳大利亞的生態系統幾近崩潰。最後，澳大利亞的科學家發現了一種蚊子，它能夠在兔子之間傳播病毒，把兔子給治住了。

無獨有偶，澳大利亞生態系統還崩潰過一次，不過這一次不是因為一種動物，而是一種植物。在1860年，澳大利亞人從南美引進了仙人掌，省得在自己莊園周圍築籬笆，結果澳洲的氣候過於適宜仙人掌生長，最後整個澳大利亞到處都是仙人掌，生態系統又幾近崩潰。

澳大利亞的科學家又經過了艱苦的努力，發現了一種能遏制仙人掌的夜蝴蝶，總算最後找回了平衡。

和生態體系類似，封閉的文明也很脆弱。一個封閉的文明可能看著很輝煌，但是如果它不知道別的文明正在興起，就可能處在一個極端危險、極端脆弱的境地中。清朝就是因為錯失了市場經濟的新文明，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所以當西方的堅船利炮到來的時候，發現自己根本無力抵抗。

因此，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一個開放的文明。未來，我們在推動中國崛起的進程中，一定要開放胸懷，不斷了解、消化和吸收所有最先進的文明要素並為我所用，才能做到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地崛起。

美國為什麼會崛起

前些年央視拍過一個紀錄片，叫《大國崛起》，策劃的時候曾經參加過他們的內部座談會。我當時給他們提了一條建議，建議他們的片子總結一下各個國家崛起共同的規律，這樣可以更好地為中國的崛起所借鑒。

大家說，好像看不出有什麼共同的規律.我說，至少有一點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哪個國家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文明，就一定會崛起，不管它多麼弱小，自然條件有多差，也勢不可擋。

十七世紀的荷蘭，崛起成為了歐洲最強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面積非常狹小，4萬平方公里，大約兩個半北京，而且國土面積的70%處在海平面之下，往往一次潮汐襲來，就化為沼澤。

但是，它掌握了當時歐洲最先進的文明，自由貿易，當然，自由貿易的前提是宗教寬容。

大家都知道，中世紀的歐洲宗教迫害非常嚴重，一個人會因為另一個人相信的上帝跟他相信的上帝長得不一樣，就一定要把對方置於死地，但荷蘭人不一樣，他們說，我不關心你相信的上帝長得什麼樣，你只要到我這裡來做生意，只要交稅，我都歡迎，只是這麼一條，阿姆斯特丹就成為當時歐洲最繁華的市場。他們繼而將貿易擴展到海上，成為了聞名世界的「海上馬車夫」。

所以這個國家的立國原則中，有一種崇尚自由貿易的精神。在十七世紀中葉，這個國家就已經幾乎擁有了現代金融市場上的一切工具，包括買空、賣空、槓桿、期權等等。

荷蘭人後來移民去美國，他們給所在的城市起名叫新阿姆斯特丹，這就是紐約的前身。

《偉大的博弈》的作者，美國金融歷史學家戈登有個觀點，正是因為這麼一群熱愛交易的人跑到了紐約，才有了華爾街的興起，這有一定的道理。

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荷蘭崇尚自由交易的痕迹，在阿姆斯特丹，你會發現這裡可以公開交易世界上絕大部分地方都不允許交易的兩樣東西：第一是性；第二是大麻。

無疑，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的崛起緣於工業革命，而十九至二十世紀，美國的崛起則是因為，第一，自由經濟，第二，資本市場。

1789年，美國建國，此前的兩年，1787年，當時美國只有13個州，他們在一起搞了個約定：州和州之間不允許有貿易壁壘。這在今天已經不算什麼，但大家可能不知道，1787年的法國，從里昂到馬賽，不到1000公里，運一車貨物過去要交50次以上的稅負。

所以美國一旦建國，就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了歐洲，為什麼？因為自由市場的經濟體制促進了物資、人才和資金的迅捷交換。

美國金融體制從一開始也遵循了類似的原則，資本市場和華爾街一直在美國經濟體系中佔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資本以最快的速度流動，各種生產要素也得以證券化並以最快的速度交換，在美國經濟崛起的每一個里程碑中，無論是重工業化，還是高科技浪潮，我們都可以看得到資本市場的身影。

我最近讀《世界通史》，注意到一個算不上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實，充其量算是歷史的註腳，但卻很能說明問題。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剩下了三艘航空母艦，1943年，兩年之後，美國有多少艘航母？50艘。為什麼呢？因為美國強大的重工業，美國的重工業背後是什麼？美國的資本市場，所以戰爭往往也是經濟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競賽。

所以我當初翻譯《偉大的博弈》的初衷，一方面是希望大家了解資本市場的演進歷程，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從中探究美國崛起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華爾街在推動美國崛起進程中的作用是無法替代也不能低估的，在某種意義上，美國之所以能夠崛起，根本原因在於其掌握了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先進的經濟文明，有其必然性。

我們現在要推動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崛起，也必須要了解和掌握資本市場，這樣我們才能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上，比他們走得更好，也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的崛起。

大國的衰落

有國家興起，也有國家衰落。很多人說，美國的崛起是因為地大物博。如果大家到過美國，印象應該非常深刻，美國的確地大物博，但是如果你有機會到過阿根廷，你會發現，阿根廷更是地大物博。

這個國家的面積是美國的三分之一，但人均可耕地面積是美國的將近2倍，且白銀、銅礦、森林等各種物產豐富，而人口只有4000萬，略多於我們中國的一個城市，重慶。所以人均資源的豐富，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無法比擬的。

列舉一種很多人不太關注的資源，便可見一斑，這種資源叫水資源。2008年，我們訪問阿根廷，從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場一出來，放眼望去是一片汪洋。我們當時感嘆，大西洋真是浩瀚無邊，接待我們的阿根廷人樂了，說這不是大西洋，這是一條河。阿根廷的拉普拉多河，入海口有上百公里。

我說你們阿根廷人什麼都不用干，100年之後地球上最缺的是淡水，你們只要向中國人出口淡水就可以活得很好。

阿根廷和巴西之間的伊瓜蘇瀑布氣勢如虹，一瀉千里。我們中國最大的瀑布，叫黃果樹瀑布，去年到貴州開會，會議結束，當地的同志說安排大家去黃果樹瀑布看看，我說挺好，還是小時候在年畫上看過。當地的同志說，不過需要提醒一下，有可能沒水，但也有可能有水。什麼時候有水呢？領導來的時候放點兒水。

1913年阿根廷和美國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100年後的今天，美國人均GDP達到了4萬8千美元，阿根廷仍在緩慢的增長和各種社會矛盾中掙扎。可見國家與國家長期的競爭，在於體制和機制。阿根廷的百年史，或許印證了經濟學裡一個著名的辭彙，叫「資源詛咒」，有的時候資源過於豐富，反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

正在衰落的歐洲

如果說上個世紀衰落的是阿根廷，那麼這個世紀正在衰落的是歐洲。

最近，網上刊載了一篇文章，列舉了歐洲正在衰落的20個事實。為什麼我們一直認為歐洲的衰落將成為一個趨勢？前面我們分析過歐洲問題的三大因素，高福利主義，歐元困境，和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不足。其中最為重要的非市場化程度太高造成的競爭力不足。

除去國民性和資源等因素，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依賴於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勞動力成本；二是創新能力。

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過去十年中大致翻了三倍，但在相當多的領域中還是歐美的十分之一。在勞動力成本方面，歐洲比不過中國，也比不過巴西和印度。而創新能力又比不過美國，為什麼？因為創新能力取決於社會的經濟金融法律等體制的支持，而歐洲在這些方面的體制優勢遠不如美國。

以金融為例，歐洲的金融體系嚴重依賴商業銀行，資本市場不發達，帶來的問題是創新能力嚴重不足。所以歐洲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生存空間受到兩頭的擠壓，前景堪憂。這是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諸國從中長期來看最根本的癥結。

失落的日本

日本經濟存在著類似的困境，失去了20年，可能還要再失去20年。

最近，安倍政府上台，搞了一個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政策，但這並不是解決日本問題的真正辦法。除了老齡化等社會問題以外，日本經濟的最大癥結是經濟和金融體制的非市場化。

近年來，日本的民意調查多次顯示，日本已經患上「大企業病」，年輕人對未來工作的最大憧憬，不是東芝，就是索尼，至於到東芝和索尼去做什麼，無所謂。

如果大部分日本的年輕人，寧可到東芝索尼去掃地也不肯創業的話，那麼這個國家是很難有希望的。

日本的財政部長2005年到訪證監會的時候曾經說過，日本金融的最大問題，就是商業銀行占絕對主導，資本市場不發達，大企業和大銀行捆綁式發展。企業出了問題銀行就破產，銀行出了問題企業就破產，破產後清理不良貸款，日本就花了12年。

歐洲和日本還有一個重要的機遇，就是加強與中國經濟的結合，所以，日本比起歐洲來說，還有一個優勢，就是離中國近，我們「解放」日本比歐洲方便一點。

事實上，中日之間技術和資金的互補優勢是巨大的。日本如果能夠出現真正的政治家，認清形勢，不再熱衷於短期的政治投機，對內推動市場化改革，對外促進中日友好，日本經濟的衰退步伐才有可能真正停止。

別的不說，2012年底，中國人均GDP超越了6000美元，13億人有巨大的社會需求，其中的一小部分去日本旅遊或休假一趟，日本的GDP增長率可能就立刻會由負轉正。

洗心革面的韓國

不僅日本，韓國的問題曾經也很嚴重。

我們觀察過去幾十年中，韓國總統的結局似乎都非常不幸，不是坐牢就是跳崖，無獨有偶，韓國大企業家的結局往往也很悲慘，為什麼？

英語里有個詞兒叫 Chaebol，借的是韓語的發音，專門指的是韓國財閥。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韓國經濟和金融體系中，封建主義和非市場化因素很重，大企業、大財團和政治家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繫，最後是害人害己。

後來韓國走了一條脫胎換骨式的發展路徑，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痛定思痛，走了一個比較市場化的發展道路。

從金融體系來說，韓國擺脫了原來財閥主導的金融模式，出台各種政策支持資本市場取得巨大進步，科斯達克成為了僅次於納斯達克的全球第二大高科技板塊，國際市場有評價認為韓國市場已經超越了新興市場的階段，進入了發達市場的行列。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三星超越索尼，並不偶然。我們在九十年代初去美國留學的時候，索尼是那時美國市場上皇冠上的明珠，三星還是垃圾產品，而今天三星已經全面超越了索尼，可見資本市場的發展對新興產業的崛起有多大的促進作用。

阿姆斯特丹的鮮花市場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學習，芝加哥號稱是市場經濟的堡壘，前後出過幾十個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

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Sam Peltzman的教授，他沒有得過諾貝爾獎，據說與之錯失交臂，但他安之若素，非常平和。

他曾經在課上講到過，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鮮花市場，你要是看過這個鮮花市場，就能夠理解什麼叫做市場經濟。

後來九十年代末期我在倫敦工作期間，有一個周末專門飛到荷蘭去看了這個鮮花市場，它叫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號稱有200個足球場大，還是室內的，確實是一眼望不到邊。每天早晨開始，荷蘭各地甚至歐洲各地的鮮花都源源不斷地運到這個鮮花市場，下午四點拍賣開始，先拍賣鬱金香。

大家都知道荷蘭式拍賣，比如說一束鬱金香10荷蘭盾，沒人要就9荷蘭盾，再沒人要就8荷蘭盾，直到有人要為止，這樣，或許四點半的時候鬱金香的價格就確定了，其他鮮花的價格則以鬱金香為參照。

也就是說，四點半的時候，所有鮮花的價格都全部確定。然後，這些鮮花被分裝，打包，運往世界各地。第二天凌晨，在紐約的8點，這些鮮花會出現在紐約的街頭，在倫敦的8點，這些花會出現在倫敦的街頭，在東京的8點，會出現在東京的街頭。它絕不會在倫敦的8點出現在紐約的街頭，也絕不會在東京的8點出現在倫敦的街頭。

Peltzman教授問了一個問題，全世界有哪一個偉大的政府能夠做到這點？恐怕沒有。也就是說，鮮花市場中無形的手，鮮花市場中無數的參與者，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時，把這些鮮花送到了它們該去的地方，而且準確無誤。

當然我們可以跟他辯論說，你不應該低估政府的作用，沒有政府怎麼能夠保證航班準點到達呢？沒有政府你怎麼能保證鮮花在街上不被人搶劫了呢？這個鮮花市場的例子正好說明了政府和市場的不同定位，政府的職責是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穩定，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資源的配置主要要依靠市場。

也就是說，我們要依靠鮮花市場中無形的手，把鮮花送到最需要這些鮮花的地方去；同樣，我們也需要資本市場中無形的手，把中國的金融資源送到最需要這些資源的地方去，同時也使這些資金有機會獲得最好的回報，這就是我們發展資本市場最大的要義。

在這個故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分工，無形的手配置資源，有形的手維持社會秩序。如果有形的手想要多做一點，那就應該把重點更多地放在建設市場體系，提高市場效率，幫無形的手更好地發揮作用，而不是替代它。

這正是今天中國所在的階段，我們作為監管機構、作為政府部門，可以比美國做得做得更多、更好的地方，這樣我們就有機會推動中國經濟更快地發展。

老子的智慧

芝加哥大學還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叫莫頓-米勒，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據說特別受朱總理的推崇，每次來中國訪問時朱總理都要和他會談，他本人對中國也特別友好。

我在芝大讀書期間，業餘的時間在讀《中國通史》，看到了裡面引述《道德經》里老子的話，「太上下之有知，其次親而譽之，再次畏之，最次悔之」。

這句話的意思大概是，最好的政府，就是老百姓大概知道有這麼一個政府，次之的就是老百姓天天表揚這個政府，再次的就是老百姓害怕這個政府，最差的就是大家天天說這個政府不行。

我看了以後告訴米勒教授，我們中國人3000年以前就知道了「小政府大市場」，這是所謂芝加哥學派最核心的經濟思想。米勒教授感嘆說，中國人真了不起。

芝大畢業後，我來到華爾街，看到全球的資源每時每刻在瞬息萬變的資本市場上交易，想起來老子的另外一句話，叫做「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才意識到，市場經濟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是小政府大市場，第二個是交換比較優勢。

沒有交換，就不能發揮比較優勢，也就沒有專業分工，就發展不起來真正的市場經濟，所以中國就一直是小農經濟。當然，或許我們對古人的很多深思想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無疑，我們的古人很早就開始探索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而市場經濟最終也被證明為人類社會發展最重要的規律之一。

光的本質和政府市場之爭

人類社會認識這個規律的過程並不一帆風順，過去的兩百年中，經濟學家們圍繞政府和市場的爭論從未停息過，英雄人物帶著美好的理想，相繼登上歷史舞台，最終又黯然退去，很多還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不能說不是一種不幸。

我記得在清華學物理的時候，印象非常深的是一個歷史上關於光的本質的故事。

400年以前，偉大的物理學家牛頓，開始了關於光的本質的探索，他認為光是粒子。同時期還有一個荷蘭物理學家，叫惠更斯，提出了波動學，說光是波。

牛頓是當時英國皇家科學院的院長，所以牛頓的粒子說很自然佔據了主導地位。200年多以後，十九世紀，人類有了更加先進的儀器，發現了光有衍射效應。大家都知道，只有波才有衍射效應，所以這個發現一舉推翻了牛頓的粒子說，確立了光的波動說。

當時社會一片嘩然，說牛頓這麼偉大的物理學家，怎麼會犯這麼低級的錯誤。又過了幾十年，人類遇到了一個無法解釋的物理現象，光電效應。最後，愛因斯坦給出了解釋，並由此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的解釋是，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只是會在不同的環境下，表現出粒子和波的不同的特性。

前一段時間，在研究期貨市場歷史的時候，讀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創立於1848年。突然想起，這一年，也正是《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年份。這兩件事發生在歷史上的同一年，令人不勝感慨。

事實上，在過去的100多年中，經濟學家們相互的口誅筆伐，東西方之間的刀戈相向，人類所有的探索，不外乎是兩件事情的糾結。第一，如何利用市場去釋放每個人的潛能以推動經濟的繁榮；第二，如何防止市場的過度自由帶來社會的崩潰。

小平同志最後說，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資本主義也需要有計劃。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想起這句話，可能會覺得更有深意。而過去30年中，中國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正是試圖在兩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

熵增加原理和金融體系演進趨勢

物理學裡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原理，例如物質守恆、能量守恆。但有一個變數是不守恆的，那就是熵，熵是自由度，也就是說，世界的自由度是不斷增加的。

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在一個封閉的容器里，中間有一個隔板，左邊是濃度高的氣體，右邊是濃度低的氣體，我們抽開隔板後，一定是濃度高的氣體向濃度低的氣體擴散，而不可能是反過來，為什麼？因為這個系統要尋求均勻分布的狀態，而均勻分布的狀態是自由度最大的狀態，也就是熵最大的狀態。

美國金融體系過去100年的演變，跟物理學的熵原理幾乎是不謀而合。

1913年美國股市和銀行的存款比例大概是1：1，就是說美國大概有一半的資源配置在資本市場，一半的資源配置在銀行。100年之後這個比例變成9：1，也就是說，美國90%的資源是通過市場來配置的，只有10%通過商業銀行來配置。很多大的商業銀行，像紐約銀行，存貸業務的收入在所有業務中的佔比已經不到20%，而JP摩根、花旗銀行等則早就轉向了投資銀行。

這其實也是一種必然，在資本市場上，每一個投資者都可以對所有標的進行投資，每一個融資方都可以向所有的投資者進行融資，所以資本市場相對來說實現了金融體系的熵的最大化，代表著未來發展的基本趨勢。

比爾·蓋茨是個計算機專家，但他的一句話道出了現代金融的本質，他說，商業銀行是二十一世紀的恐龍。這句話講出了未來商業銀行面臨的挑戰，一定要順應潮流，致力於內部決策機制的進一步市場化，並加大中間業務的比重。

我們應該認識到，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尋找一個平衡。我們同時還要認識到，這個平衡點的位置是變化的，或者說是漂移的。人類社會總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趨向市場，讓更多的資源被市場配置。這也許會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但卻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挑戰蘋果的年輕人

我在北大的一次講座中，提到過中關村的車庫咖啡，那裡每天有很多創業者在裡面創業，還有很多風險投資家到那裡投資。

我們是怎麼知道這個地方的呢？是一位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是他首先發現了這個咖啡館，在《華盛頓郵報》上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標題叫《美國人應該真正害怕中國什麼》。

他說中國最可怕的，不是每年發多少論文，因為很多論文都是抄襲的，而是中國的年輕人們，開始走出校園，走向市場，開始創業。

他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過去的30年中，美國得以傲視天下的最大的秘密，是資本和科技的結合，而今天的中國人已經發現了這個秘密。30年前，有兩個年輕人，叫比爾·蓋茨和喬布斯，他們剛剛走出校園，開始創業。今天中國的這些年輕人，和他們一樣，也是剛剛走出校園，開始創業，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30年後的中國，會有中國的微軟和蘋果。

或許不需要30年。

最近，我們有機會去中關村調研，看到了一家手機企業叫小米，幾個創業者不算年輕了，四五十歲了，但除了他們，公司其他員工，全部都是年輕人。

他們告訴我們，谷歌達到20億美元的銷售，花了6年，facebook花了7年，蘋果花了10年，而小米手機只花了2年。我想，只有在中國的這麼一個階段，有這麼巨大的一個市場需求做後盾，才會有這樣不可思議的成長。與小米類似的公司，遍布中國的各個科技園區里，可能還會有很多。

到過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說，這個世界上如果有一個地方能夠超過矽谷，那就是中國的中關村。

中國和印度

世界上有人說，上個世紀是美國和阿根廷的競爭，這個世紀是中國和印度的競爭。當然，我們沒有必要天天去和別人比較或者競爭，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較重要。但參照和借鑒一下其他國家的發展道路，對我們自己也會有幫助。

去年有機會去印度開了一次會，發現印度人對於中國非常關注。中印經濟對話，討論印度經濟的時候，我們基本上說不出什麼來，討論中國經濟的時候，印度人提了很多觀點，很多說得還很到位。我當時很感慨，中國人是真不關心印度，印度人是真關心中國。中國人關心誰呢？中國人關心美國，天天盯著美國。

印度這個國家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反差。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街道依然暴土揚塵，與非洲的鄉間小路無異，但這樣的國家卻誕生過像泰姬陵那樣精美絕倫的古代建築；摩天大樓和窩棚可以相安無事；波音飛機幾乎是從貧民窟上直接起飛。

的確，這個國家有很多的問題，最突出的是基礎設施很差，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它的很多優勢，據說，印度工作人口的平均年齡只有25歲，而我們在35歲以上；印度人英語非常好，跟西方發達世界的交流很順暢；印度人在矽谷總體來說混得比中國人好，西方向印度轉移高科技產業也沒有任何心理障礙。

印度社會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社會心態比較平和。我們在相當於中國七十年代綠皮車的印度火車裡與四個印度人換座位，對方全都是禮貌有加，讓習慣了國內高鐵里「寧可自己不舒服，也不能讓別人舒服了」的國人心態的我們感慨萬千：印度這個國家，物質文明是差了點，精神文明還可以。

我想，最終，國與國的競爭，從長遠來看，是機制的競爭，是文明程度的競爭，當然，這個文明程度是全方位的文明程度。

改革與結晶

小平同志曾經說過，中國的崛起，需要兩個30年。今天我們大致正好走過了第一個30年，剛剛開啟第二個30年。

前面30年依靠鞋子襪子紐扣和彩電冰箱的簡單粗獷的發展模式已經過去，後面30年我們需要發展高科技產業、高附加值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而這些需要經濟體制的深化，法律體系的完善，需要金融體系的改革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應該說，在某種意義上，後面的30年的任務可能比前面30年更加艱巨。

這應該也很正常，就像我們登山，越往後越累，消耗的能量越來越大，空氣越越來越稀薄。

我們怎樣才能走好這後面30年？

在上大學的時候，學習物理化學的課程，結晶的過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結晶的時候，溶液中的一些分子開始聚集到一起，形成一個簇，或者說叫晶核，但這時候，這個過程是可逆的，有很多分子聚集過來，也有很多分子散開。

但是一旦突破了某個臨界點，晶核達到了一個臨界體積，這個過程就成為不可逆了。我想，中國的改革、文明的進步、大國的崛起也都是這麼一個過程，它需要我們每個人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共同努力，產生正向的持續的正能量，那麼，在某個時刻，這些過程就會突破臨界點，成為不可逆。

小平同志還說過，如果我們能夠走好這兩個30年，我們就可以趕上中等發達國家。他說，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說，人口眾多的中國對人類作出了貢獻。

經濟改革的年代，能成就多少人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突破》一書出版後，在網上有不少的評論。我看到一位網友的評論，「經濟改革的時代，會成就多少人」。他的這句話，可能是在問問題，也可能是感慨。

我回憶起當初在翻譯《偉大的博弈》的時候，裡面關於美國歷史上三個人的故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人叫梅隆，是一個愛爾蘭的小夥子，十九世紀末期，移民到了美國匹茲堡，那時可能還是比較一個荒蠻的地區。他具有非凡的伯樂相馬的天賦，有了第一筆錢後，就貸給了另外一位年輕人，這位年輕人剛剛開了他的鋼廠，他的名字叫卡耐基，後來成為了美國的鋼鐵大王。

他還投資於一個焦炭廠，焦炭廠的廠主是叫弗里克，後來成為了美國的焦炭大王。而梅隆自己，後來成了美國的金融巨子，連續做了三屆美國政府的財政部長。

他們的歷史淵源還不止於此，卡耐基和梅隆後來共同捐獻了一座大學，叫卡耐基梅隆大學，弗里克和梅隆的妻子分別是對方介紹的，所以成了終身不渝的朋友。

這個故事聽上去讓人唏噓不已，一個小小的匹茲堡，為什麼能夠同時成就了三個巨人？似乎很偶然，其實並不偶然：第一，匹茲堡發現了鐵礦；第二，匹茲堡發現了煤礦；第三，鐵礦和煤礦的開發需要金融的支持；第四，最重要的，他們都生活在一個時代，美國的重工業化時代，那是一個一日千里轟轟烈烈的時代。一個偉大的時代，必然要產生偉大的人物。

今天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同樣激動人心，或者更加激動人心的時代。

兩年前的一天，在小區里看到一個小孩子油畫班招生的廣告，把孩子送過去學畫，發現是三位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創業開辦的。問了一下，他們好像並不都是美術專業的，有的原來還是學教育的。他們的教法是模仿國外的一種教法，例如要畫雪景，就讓小孩子看很多雪景的照片，然後說，不許看了，現在開始自己畫，畫出來是什麼？印象派。

這個教法很有意思，孩子們畫出的畫也很有點印象派的意思。其實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天才，需要的是發現和啟迪。但是小區里的租金不菲，看到三位創業者一共只有四個學生，很替他們的創業前景擔心。一年以後的一個周末，陪同孩子去參加他們油畫班的野外寫生，放眼望去，多少個學生？70個，今天已經超過了100個。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13億人，轟轟烈烈地走向繁榮和富裕，走向現代化。我想，一個人，在任何一個領域，只要有一點點比較優勢，非常專註，堅持下去，做到中國前100位，一定是億萬富翁，因為社會的需求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回答前面這位網友的問題，經濟改革的時代，會成就多少人呢？答案是，會成就很多人。任何人，只要他全身心地參與到經濟改革的進程中去，推動改革、努力耕耘，時代是一定會以某種方式回報他的——我想把這句話送給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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