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這個政策可以看出童年的重要性

李弘祺教授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專研中國教育史，他的《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一書從多學科角度考察了學校的設立，考試選才的體制，大眾教育、家庭教育的開展等等，本文摘自書中的《童年與童科考試》一節，論述了何以說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發現童年」的時期，而其中最有意味的一點是，宋代廢止了自漢代開始整整持續了10個世紀的童子科考試，建議廢止這一制度的奏疏里說：「人材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這對於今天受困於教育焦慮症，急於驅策、難息奔競之心的我們或許不無參考價值。

在中國，童年更多的被理解為道德人格建構的時期，而不是身心成長的階段。我先前已經指出，東漢期間中國人開始討論人的質量或天賦。他們對人類質量或甚至人性的分析，形成了一種對於人類能力的靜態理解。他們認為人天生就具備終生不變的人格或能力。這項假設對中國人的教育觀及童年觀影響極為深遠。中國社會雖然經常被視為具有權威或順服的特質，中國的教育理想及教學法卻強調天賦的差異以及因材施教的觀念。至少這是孔子闡述的教學方式。

對人格與個人天賦的靜態理解，導致中國人認為天賦與能力不會有真正的發展。唯有在道德成長方面，才可能出現真正的變化。當然，要把人的天賦或能力與道德品行區分開來並不容易。不過，漢代的人一旦提到「童年」，指的很可能就是道德方面的「幼稚」時期。

童年是人類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階段，這樣的概念並不難想像。唯有在社會決定對童年採取另類的觀點之時，才能稱為「發現童年」。

把童年視為生理階段的看法，可以追溯到非常早期的年代，也許上達漢代。有些人可能會說，漢代出現了許多和兒童教育有關的新觀念，因此漢代發現了道德或教育上的「童年」，而「中國名人的童年不一定就是耀眼的童年」。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魏晉南北朝，當時童年受到教育實踐中的威權所拘束，以致兒童沒有機會成長為自由的人。

不過，道德教育及生理髮展這兩種意義的童年，卻是在宋代才真正被發現。首先檢視生理面向。兒童疾病治療方式的討論在極早以前就已經相當普及，但專門論述「兒科」的系統性著作卻要到10世紀才開始出現。《宋史·藝文志》收錄的509部醫學著作當中，至少有29部都直接探討當今視為小兒科的疾病。此外，宋代也是「兒童畫」這種畫作類型興起的時代，那是因為蘇漢臣與李嵩等畫家的作品很出名。

就知識與道德方面的關懷而言，宋代也出現了重大的突破。首先，童子科的考試終於在宋代取消。政府為了選拔兒童任官或賜予獎賞而舉辦考試，可以追溯到漢代。12到17歲之間的少年，只要具備出色的能力，即可擔任官職。當時也的確有兒童（年紀通常為12歲）被選為「神童」而任官的例子。唐代政府正式設立「童科」選拔10歲以下的男童，參加考試的男童必須學過《論語》、《孝經》以及一部儒家經典。由於唐代考試的性質，參與考試的男童通常也善於作文。楊炯（生於650年）就是個例子。他參與童科考試而進入官場，後來成為「初唐四傑」中的一位大詩人。這種選拔制度持續了整個10世紀，直到宋代。不過，童科考試的規範雖然愈來愈詳盡，這項考試的吸引力卻日益下降。到了道學思想家最敬重的兩位皇帝——仁宗（1032—1063在位）與理宗（1225—1264在位）——統治期間，這項考試都未曾舉行。

誠如竇儀（914—966）在955年（宋朝立國前夕）指出的，童試導致「抑嬉戲之心，教念誦之語……仆跌而痛楚多及」。於是，宋代的制度出現了不少重大變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年齡下限提高到15歲。隨著童科考試內容與一般科舉考試內容愈來愈相近，童科也就愈來愈缺乏存在的正當性。最後，在1266年（度宗在位期間）這項制度即告廢止。後來儘管偶爾還是有傑出的少年被任命為官，但在宋代之後100年左右，這個科目就已完全消失，再也不曾恢復考試。在建議廢止這制度的奏疏里，簡明提出了應予廢止的原因：「人材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案：指拉關係、行賄、走後門），以保幼稚良心。」

從這道奏疏使用的「良心」兩字，明顯可以看出道學的影響。宋代道學家也許不認同竇儀或政府的觀點，對幼童的教育及人心原本狀況的研究卻非常關注。這種追求人類善性來源的努力，促使他們撰寫基礎教材。其中最著名也最重要的，就是朱熹的《小學》。思想大師初而透徹觀察，進而討論兒童的內心狀態，這在中國傳統知識中極為少見。許多人也支持特別為救濟兒童而從事的活動：宋代建立了史上第一座公立孤兒院（舉子倉或慈幼局），慈幼局更在理宗淳佑九年（1249）之後制度化，成為政府應負的責任。

因此，從兒童生理成長以及照護與養育這兩種觀點來看，可知宋代確實是發現了「童年」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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