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範經濟園區成為化外之地

摘 要

工業園區到產業新城的發展進程面臨著經濟總量、政治模態和社會構成的全方位變化，尤其是針對經濟特區這樣的實體單元，在帶來重大發展歷史契機的同時，也意味著有前所未知的挑戰。

當外向型經濟和國際化視野成為經濟全球一體化發展的必然時，產業園區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陣地，承載的已經遠遠不只是經濟領域的利益分配，更有政治滲透、意識形態爭奪的衝突，如何不變成「化外之地」和法律規章制約的空白之所，破解從最惠國待遇到治外法權的窘境，如何實現主權國家的全域治理，這是當前需要深入研判的一個重要內容。

一、問題剖析。

工業園區到產業新城的發展進程面臨著經濟總量、政治模態和社會構成的全方位變化，尤其是針對經濟特區這樣的實體單元，在帶來重大發展歷史契機的同時，也意味著有前所未知的挑戰：

1、經濟附屬化。經濟是一個國家存續的基礎，失去了這個基本物質條件，贏得國際話語權那是痴人說夢。歷史上落後文明以驍勇善戰武力征服謙恭君子發達地區的變更軌跡看似行將就木，冷兵器時代已被核子武器拋在人類自我毀滅終極武器的九霄雲外。經濟繁榮的伴生總有政治地位的爭取、軍事實力的擴張，比如二戰至今的德國和日本，一直就在謀求從地區大國成為世界強國乃至於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緣於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地方，除非已經掌握核心關鍵技術或者金融工具，很難會有從知識產權到資本投入屬於自我掌控的大型或跨國企業，更多的都是依附於在「世界工廠」「地球村」旗幟下的國際製造加工的再分工，利益鏈條最低端是常態，一旦風吹草動受損最大的也是這些地區。眼下的廣東「騰籠換鳥」雖有主動作為的想法，但更多還是命運掌握在他人手中經濟附屬化的無可奈何。

2、政治低俗化。政治人物的面具被徹底撕下，歷史上已有很多，不過一般發生是改朝換代之際，後任一方面盡量保持有尊重前朝遺孤基本生存條件的傳統，另一方面不遺餘力在道德和能力上極力詆毀前任，說的十分不堪以顯示自己奪取權力的正當性和必然性。為政必有治，治家治國治天下。但在完全資本控制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人物已經不再處於社會權勢榜單的最高位，反而成為各方不斷羞辱調侃的對象;政治本身也不得不迎合市場、市儈，走向娛樂無底線的尷尬，把世俗化演變成低俗和庸俗，以當一個好戲子獲得資本的贊助和所謂的選票。與此相對應的是，資本大鱷們反而將自己完美隱藏起來，當起了幕後操作的編劇、導演和監製。作為資本富集地，產業新城更多為資本的天堂、政治的劇院，政治矮化低俗化不可避免。

3、社會兩極化。防範中國經濟拉美化的核心關鍵就是不讓富人區和貧民窟的絕對隔離現象出現，不過近些年來卻有力不從心之感。按照目前市面流行的經濟社會理論，中產階級是社會最大的穩定器，所以需要在社會治理中加以擴大。從房地產市場發端開始，它所承載的就已經超越了住有所居的範疇，一般性安居住房與高檔商住小區的涇渭分明，各不往來。在具體規劃設計環節，安置性住房就定位於有積蓄購買能力的無需進入，高檔商住一般位於城市中心或者景緻絕佳之所。在園區初期的征地拆遷安置方案中，上述就是一個基本法則，延續這個思路進一步發展的產業新城無疑會在高大上方面下足功夫，將自己的檔次提升為現代文明的示範試驗區域，而那些所謂的落後無錢無權的會被集中在相對狹小的空間範圍之內，從就學就醫等社會公共服務和權益保障上分割開來，從而形成從居住到保障、從服務到生存的社會兩極化。

4、治理無序化。近幾年來的較大災難之中，除了自然災害的不可抗力以及採掘自然資源的特殊產業(礦山)外，幾起可以稱為完全人禍的災難或生產性安全事故都發生在園區，特別是與外資外企密切相關的區域：崑山塵爆、濱海新區爆炸、深圳山體滑坡。在改革開放初期，基於尊重投資者最大權益的戰略考量，在海外資金的入園條件和審批環節都盡量給予最大優惠，他們在最短的時間之內都換回最大的發展回報。如同先發展後治理的環境保護困境一樣，資本聚集區域的社會治理也陷入了亂—治—亂的惡性循環。特別是當海外資本與國內新興權貴資本糾結在一起的時候，社會治理陷入利益集團纏鬥之中，上下其手，內外勾連，具體治理者就不再單單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是必須選邊站隊。個別手握權力(無論大小)的人員甚至置國家法紀於不顧，委身於某些社會勢力或自拉隊伍建立山頭，用國家公權之器，借行政管理之名，行權錢交易之實，與利益有關無問題製造問題，與好處無益有困難繞開困難，致使管理無序、治理失范。

二、防範對策

1、主權第一。現代意義的國家，主權完整是首選項，作為特殊讓渡，有最惠待遇的個別情況，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是必要和必須的。當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上升綜合國力增強之後，就必須考量逐漸適度恢復主權第一的基本原則，決不允許有「特殊公民」和「治外法權」，以確保國家經濟和政治的安全。在此進程中，首要和最大的質疑會是政治層面的，各方會疑問乃至詰難基本執政政策是否在變化，既有治國理政方略是否有調整，嚴重一點會扣上「左」的路線錯誤否定改革開放等意識形態大帽子。對於此類質問，其實在中華民族一血百年恥辱的時候就沒有停頓過，只不過當時是國際貿易封鎖、政治醜化和軍事試探等橋段;當前的時期，也應當是外資在中國原始積累行將結束的前奏，近期最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製造大量外遷至東南亞和南亞，一方面反映我國勞動力成本提高帶來的人工成本壓力，另一方面暴露的是國內生產廠商與國際資本意欲擺脫絕對控制的話語權、規則權、定價權的核心衝突。民族資本與外來資本遲早會有這樣一種平等的博弈，對於局勢向何處發展，需要研判。此中不能因噎廢食，搞一棍子打死，把外來的資金和團體都視為洪水猛獸，這是弱小者的表徵，也是自信心不足缺少辦法和措施的下下之策。

2、全域治理。監管的漏洞和空白在任何一個號稱完美的社會制度構架下都是客觀存在的，主要的差距在於通過立法和制度將負面影響減少到最小這個過程是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實現的。政府全域治理本質上是在具體經濟行為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基礎上，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防範國家和公共安全的潛在風險。對於社會公民和在本地經商辦企業的一切外來人士，要做到一視同仁不偏不倚，安全生產等基本要求嚴格執行法律規定，該監管必須監管;重大本土融資行為需要徹底了解背景和底線，按章審查批准;涉及公民基本權益保障的，不能對於明知違反基本法律規定的行為放任不管;涉及國家秘密的，不能因為看起來投資大項目好久無底線無原則讓步和允諾。全域治理的目標其實非常簡單明了：依法保障企業利益、國家利益和公民權益。要做到這一點，不能夠簡單搞平衡術、加減法，粗暴劫富濟貧和單純維護資本快速壯大都是短視行為，需要依法辦事共同促進。

3、責任擔當。需要釐清企業解決就業創造價值與政府提供全民公共服務的界限，不能對於各自責任撂挑子卸擔子。以富士康為例，最早的獨立王國式管理一方面看似都由企業消化減小了當地政府的壓力，但另一方面卻也使得企業內部脫離了屬地政府的基本管理，如果說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對於當地的經濟拉動被大度降低還是屬於勞務報酬跨區轉移(大量農民工將所得大部分工資寄回老家)，那麼對於所有員工的除卻技術層面教育之外的社會認知、價值判斷和信仰立場等就會極大扭曲。此類企業承擔部分社會責任的同時也行使了社會管理者的許可權，當地政府卻錯位以為只要提供外部政務服務並滿足企業決策層提出的要求，就能夠讓地區出政績有發展。如果社會公民只有在負面新聞中發現政府的影子，那麼這是行政危機的先兆。在工業社會和後工業時代，政府需要充分運用新媒體傳播等技術平台和手段，放下看似高不可攀的身子，採用喜聞樂見易於接受的方式，在公共信仰和基本價值等方面加以引導，提早防範可交換商業價值定格為社會公共價值帶來的社會價值觀坍塌風險。

4、創新驅動。從創造力培養來說，拿來主義是第一步，但不是最終目的。山寨可以貪圖一時之快，緩解不時之需，但不能提高國際核心競爭力，更不能奢談適應規則並改變規則。作為對外開放和創新驅動的窗口，如何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如何取長補短揚棄有道，杜絕台資高地崑山塵爆的監管失范，不讓濱海新區特大爆炸和深圳人為山體滑坡事件的慘痛教訓重演，需要通過前期的資本、利益和資源的讓渡，獲得全新的感悟和體驗，開發全新的技術和市場，從而開創區域經濟和國家經濟社會全新的發展局面。在宏觀層面上，當前可以考慮制定國家自貿區的單行法律，一方面可與國際慣例正常有序接軌，另一方面也將以我為主互惠互利的規則指向灌輸其中，而不是如同世貿談判那樣被動接受和執行。對於經濟特區等獨立行政實體單元，應當考慮採取政治指導、經濟獨立、文化包容的方針，以工業製造的創新技術引領國內製造提檔升級，以優勢資本的靈活投放帶動世界市場拓展深化，以民族文化的兼收並蓄提振文明復興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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