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貓》及其他——關於汪曾祺的文字記憶

《虐貓》及其他

——關於汪曾祺的文字記憶

果然

「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大概只有四個人憑著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對道德問題的熱情，創造出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他們是張愛玲、張天翼、錢鍾書、沈從文。」很遺憾，夏志清的這個論斷有些武斷了。沈從文之後有他——汪曾祺。

十數年前，有兩個少女彼此很要好，看同樣的報紙和刊物，有相似的審美口味和興趣，她們課餘笑鬧的時候經常互相蹂躪，揪著對方的衣角或者弄亂彼此的短髮，叫著：虐貓！虐貓！那是表達她們少女時期最穩固友情的密語。其中一個少女現在已是一個五歲女孩的母親，另一個是我。「虐貓」，則來自於當年的《語文月刊》高中版的佳文賞析類的欄目，汪曾祺的短篇小說《虐貓》。

再往前十數年，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小孩，偶然讀到了沈從文的小說《邊城》，茶峒的溪水、翠翠的故事直接流進血液里。那樣不可思議的具有長遠指向的感情，還不能被一個小學生給予精準分析。那個小學生是我。使一個人折服的最初閱讀，直接導致了對於這一類文字的執拗，那就是 「所有能發生的關係都要發生」——要讀遍他們所有的文字，要吻遍他們所有的思想。

等到我真的遍讀了他們所有的文字之後，再次看到沈從文晚年照片上給別人孜孜講解絲綢的樣子，他比所有人瘦小，花白頭髮，笑容拘謹恭謙，淚水突然不可自抑。那種帶著深沉痛苦的美好、天真情懷，那種對於各種優美事物和盤托出的赤誠熱愛，直到他老去也一絲一毫沒有損耗過。再看汪曾祺的老年照片，老頭兒的眼神銳利凜然，甚至可以說那是一種一眼戳穿脊梁骨的逼視，裡面透出一股難以說盡的滄桑和世故，即使有的是會心一笑的樣子，那眼神也還是「冷光乍出」。

沈從文和汪曾祺，在兩個不可預設的時間點，兩個文學史上的人物進入我的生命里，而他們竟然是師生關係。一切的解釋來自於兩個字：機緣。

翠翠越走越遠了，「虐貓」卻經常上演。

《虐貓》篇幅極其短小，寫作年代很晚，遠不如《受戒》《大淖記事》那麼為人熟知，卻被汪曾祺本人選入《自選集》里。雖然作者自謙自選像「老太太擇菜」，但它有獨特的價值。他以三個小學三年級的兒童為主角創作，以蒙太奇式的快速轉換，簡潔地描繪了一朵文化浩劫的惡之花。走資派和造反派的孩子沒有人管了，他們「玩貓」——虐貓，「玩死了拉倒」。剪貓鬍子，尾巴上點鞭炮，四個貓爪子上粘藥瓶蓋，最後是直接把貓扔到六樓下摔死，然後大笑。他們是天真未鑿的處子。但，無意的罪惡也是罪惡。當不自覺的罪惡發展到自覺的罪惡，人已經不可救藥地扭曲了。這種大規模的人性破壞，看起來是偶然的，卻有致命的必然性，漸漸使人發冷，帶有中世紀的陰毒之氣。

汪曾祺來自可以吃到流紅油的鹹鴨蛋的魚米之鄉。看他的文字，還有一種吃他們當地水芹的口感。但是鴨蛋和水芹之外，我印象中卻永遠只有「虐貓」！倒不是因為對悲劇的偏愛——「當罪惡被視為可完全依賴人類的努力與決心來克服的時候，我們就無法體驗到悲劇的境界了」。

但他卻可以寫得這麼輕鬆隨意，像在講鄰居家孩子們的惡作劇。到底需要什麼高度的剋制與內斂，才能做到這麼隨意呢？太多人寫起來用力過猛，痕迹笨拙。收起這樣的大力，像小貓的爪子在紙上輕輕跳過，這樣小幅的騰躍又需要有多大的世故和智慧！「感情過於洋溢，就像老年人寫情書一樣，自己有點不好意思」，這是汪曾祺對於散文創作的主張，也同樣適用於他的小說。他的小說和散文，都是恰到好處的，珠圓玉潤，爐火純青，適宜、穩妥，不蕪雜，不摻水，已經不必再去「抻一抻」，好比他自己比喻的「蘋果」，既不能把它壓小一點，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點。

汪曾祺自己說自己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憂傷，一部分有一種內在的歡樂，一部分是一種有苦味的嘲謔，但總起來說「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那麼《虐貓》里，一定雜糅種種，更多的是苦味。三個孩子把貓摔死取樂是高潮，其中一個孩子的造反派父親不堪折磨，像貓一樣從六樓跳下，此為反高潮。作者一雙逼視的大眼睛，會不會浸出淚水？孩子們最後放了另外的貓，給我們些許的安慰。

我的少女時代好友，重逢時還會不會和我笑鬧「虐貓！虐貓！」？對她的孩子，她肯定不會再有這樣的身教。我也嫁作高郵婦，成為汪曾祺舊居的緊鄰，再次感嘆機緣和合的奇妙。當然，世間還真有經常發生的虐貓事件，不是天真兒童，而是成人。受刑的耶穌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汪氏的那枚樂觀主義的蘋果，不是時時有，也不是人人有。

我們鄭重懷念一個人，是因為他的不可多得和不可複製。這種懷念里，投入了我們對於當下種種的審慎對比之後的缺憾。我們的需要是因為缺乏。我們呼喚翠翠來潔凈靈魂，也需要《虐貓》的深刻洞察和悲憫來揭示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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