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山西婁煩縣在普查當地革命遺址時，在一間破窯洞的灶膛里發現一卷麻紙，拿出來仔細一翻，原來是抗戰時期馬家莊鄉道人溝村的公糧簿。蠅頭小楷，記錄著全村向當地抗日政權繳納公糧的詳細數目。除了公糧簿，還有一些八路軍在特殊情況下向老鄉打欠條借糧借物的記錄。有的寫著借馬匹，有的寫著借糧食，其中一張寫著「借擇石村周模旦谷兒1擔，民國三十年秋」。據了解，八年抗戰中，當時只有4萬人口的婁煩縣就有8000人蔘軍抗日，每年上繳口糧300多萬斤給八路軍和抗日地方政府。

抗戰時期，記錄全村向當地抗日政權繳納公糧詳細數目的公糧簿

在抗日敵後戰場，軍政人員的糧食供給是抗日根據地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徵收公糧，是為了「確保抗戰食糧之供給」。1937年8月1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做出了《關於徵收救國公糧的決定》，要求進行最廣泛的群眾性的政治動員，「應由黨員做榜樣，鼓勵民眾繳公糧。應以『多繳一升救國公糧，就是在前線上多殺一個敵人』來鼓勵群眾，使一般民眾認識多繳公糧即是多助國家、多殺敵人的光榮事情」。

為了解決前線的供給，八路軍前線各部隊除擔負作戰任務外，均抽出部分人員組成工作團，分散到各地徵收愛國公糧，在「有錢出錢，有糧出糧」 「擁護抗日軍隊戰勝日寇」等口號下，很快就徵收、籌措了一批批糧款，對克服當時困難，保障部隊供給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開明紳士們也懂得了「國將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主動捐糧、捐款。隨著戰事的進行，從1939年開始，根據地加大了籌糧籌餉的力度。僅糧食一項，就有徵糧、購糧、借糧三種形式。其中，政府購糧是以稍低於市場價進行的，而政府借糧是要到來年才能支付本息( 通常以實物形式進行償還或者直接減扣第二年的應繳救國公糧數額)。

「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隨著相持階段的到來，日軍開始對敵後根據地進行「掃蕩」，國民黨也開始實行防共、限共政策並在1940年後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這樣便使根據地的財政收入銳減，而陝甘寧等根據地又屢屢發生自然災害，多個地區糧食歉收。1939 年7 月至1940 年間，日寇先後兩次掘開滏陽河、運河、沱沱河及漳河堤岸，使冀南30 多個縣一百多萬畝良田受淹。從1941 年到1943 年，晉西北、冀南、冀西、豫北地區旱災嚴重，赤地千里，禾苗不生，有些地區還出現了蝗災。當時僅太行區災民就達35 萬多人，加上從敵占區逃來的10 多萬災民，多達50 余萬。1940年到1942年期間，是根據地經濟財政最困難的時期，糧食和物資奇缺。據周文龍回憶，當時在冀中，部隊每人每天0.13元的菜金，只能買半斤土豆；在晉冀豫，戰士每月1.5元的津貼買不到10 支香煙；在晉綏，標準規定5錢油、5錢鹽，實際上只能吃到各2錢；連原來物質條件較好的山東，在最困難的時候，指戰員也常常以糠、地瓜蔓、樹葉、草籽充饑。毛澤東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要求：「開闢財源，克服困難，爭取戰爭的勝利」，「一面戰鬥、一面生產、一面學習」。在這種形勢下，大生產運動率先在陝甘寧邊區轟轟烈烈地展開。1941年初，王震率359旅開赴南泥灣軍墾屯田，使「處處是荒山」的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到1943年，陝甘寧邊區開荒976,224畝，耕地總面積達到1338萬畝，糧食總產量達到了181萬石，從而逐步擺脫了困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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