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文 | 盛昊陽

《猩球崛起3》中向《現代啟示錄》致敬的元素之明顯，以至於伍迪·哈里森要特意在採訪里強調此「上校」非彼「上校」，他和馬特·里夫斯決定把這位上校塑造成一個純粹的惡人，雖然影片描述了他的內心衝突，但絕不是什麼曖昧難懂的灰色人物。

The Colonel

觀眾不可能同情或憐憫這位反派，因為，《現代啟示錄》中的靈魂主角，其實是那位按196分鐘導演剪輯版計算，到最後1/6處才正式登場，總是被打強光導致一共沒露幾次正臉的科茨上校，而《猩球崛起》三部曲極力烘托的核心角色，從始至終只有一個，就是外貌英俊（？）心靈高貴的猩猩凱撒。

片中的宗教色彩刻意到無法忽視，比如處處可見的希臘字母Α（ALPHA）Ω（OMEGA），在70年《失陷猩球》中曾刻印在那顆被人類視為神祇的核彈上。

上校領導的隊伍狂熱高呼「We are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出自啟示錄1:8節，「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其僭越之處不僅在於自詡為神，更從「I am」變成了「We are」，「神欲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瘋得最厲害的上校直接照搬福音書典故——上帝為了拯救世人犧牲兒子，其餘士兵也並沒有正常到哪裡去。

因此，電影里幾乎沒有出現過一個人類方的正面角色，被凱撒釋放的士兵毫不留情對他開槍，這點可能會讓觀眾感到不適，卻是早已註定的結局。

「啟示錄」的引入也導致《猩球3》中多重主題的錯位與自相矛盾。在患病人類逃亡使用的地道中，赫然閃過「Ape-pocalypse」的字樣，這是「Apocalypse」的變體，中文翻譯成了「猴災泛濫」，意即人類的末日浩劫。

猩流感（Simian Flu）病毒由《猩球1》里的科學家威爾·羅德曼博士研發，旨在治療阿茲海默症，這種病毒不但提高了非人類靈長類動物的智力，對人類反而有致命性危險，到了《猩球3》時，猩流感已經進化成能夠讓人類退化，漸漸失去語言能力的新式病毒。

猩猩的進步與人類的倒退不光表現在語言能力上，還有憐憫與慈悲（mercy）的秉性，既然猩猩取代人類一統地球已經是無可逆轉的事實，片尾的雪崩就只不過是一種「天譴」。

作為當年猩流感研究項目的唯一倖存者，凱撒在三部曲中的宗教象徵也隨之水落石出，他不該被取名叫凱撒，他的真實姓名應該叫摩西。

如今看來，《猩球1》中凱撒帶走動物園中其他猿類的行為並非是《出埃及記》的結束，馬特·里夫斯唯恐觀眾看不出譬喻一般，在《猩球3》里安排了一段猩群被人類奴役修築圍牆的劇情，毫無疑問是希伯來人與埃及統治者的故事重演。

當然，好萊塢左派們一定熱衷於將這段解讀成對Trump政策的諷刺，既有在邊境修築圍牆的隔絕政策，也有對寬容與恐懼的思辨。

不能說左派的理解沒有依據，名為凱撒的猿族領袖在系列前兩部電影中，始終以革命者的姿態出現，編劇將人類的一切美好品質賦予他，這一部里他一開場就痛失愛妻和長子，陷入復仇深淵，也無損其魅力。

他是莎翁悲劇和古希臘戲劇主角的聚合體，整部電影時而變成大段內心獨白的莎士比亞戲劇，時而變成孤膽英雄式的西部片，時而成為《斯巴達克斯》，時而又轉回《十誡》，也是被這種主角光環所擾。

凱撒不是《現代啟示錄》中的威拉德上尉，猿族戰士被稱為「the Kong」，這也許是在指「King Kong」，也可以牽強附會地解釋為「Viet Cong」（越共），用來佐證的是，科波拉在《現代啟示錄》安排了一個法國沒落家族說出他的觀點：「越共由美國人創建」，毀滅人類的猩流感也由人類發明，諸如此類造物者毀於自身造物的主題並不新鮮。

但科波拉直接指出戰爭的虛無性，將主題引向價值判斷，因為《啟示錄》的核心在於終極「審判」，而非反抗和革命。

72版《猩球征服》的初剪版黑暗結局曾讓觀眾不喜，增加的劇情中，同樣名為凱撒的猿族領袖發表了演說，宣告放棄復仇，猩球將伴隨著寬容與理解的復甦而誕生，這也是上帝的旨意。

《猩球征服》

他代替上帝進行了對人類的審判和對人性的價值判斷，這一版雖然製作粗糙，不需要讓人類倒退的病毒來推動劇情，也不需要雪崩來執行「神罰」，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Revolution」。

《猩球3》大戰後凱撒默默卧倒的那一幕，構圖之美妙固然能讓人聯想到意蘊萬千的宗教油畫，以語言來形容也必須是《伊利亞特》式簡明而凝重的「朝陽以它初生的晨曦，照耀著生死與共的兩個英雄」。

考慮到上帝的「審判」仍然是這個世界中唯一的評定標準，未來似乎並沒有太多可能性，伊甸園中的黃金時代終將結束，失去凱撒的猿群難道能夠超越「人性」？幸好這個系列就此完結，不必再無休無止地輪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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