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流氓與大俠，你更喜歡哪個

《水滸傳》里的牛二之所以叫牛二，大概就是因為他既「牛」又「二」。「牛」乃霸道，「二」為「楞」。這簡直是市井流氓的標誌性稱謂。

然而，這樣的標籤，在梁山好漢里，從阮氏三雄到李逵，俯首可拾。但他們上了梁山後卻變成了「大俠」。流氓與大俠，區別在哪裡呢？

牛二欺行霸市，魚肉百姓，誰也惹不起，官府也拿他沒轍，如果他對賣刀的楊志放「尊重些」，不僅成不了俠客的刀下鬼，甚至以後經楊大哥引見，不排除上梁山、成為「第二時遷」的可能。如此看來，不是牛二的品德，而是牛二的態度令他失去了成為「大俠」的機會。

——這就是宋朝「俠精神」迷失的縮影，那是一個模糊流氓與大俠的時代。

彼時流氓與大俠的生存哲學是相通的。 以梁山為例，不僅失去了俠精神的本義——獨立精神，而且還時而喪失道德底線與善惡之辨。在梁山的江湖遊戲規則中，往往成了態度決定一切。

善惡勿論，你服不我，服不服梁山才是關鍵。

宋江帶領梁山眾弟兄三打祝家莊、踏平曾頭市，是為了拯救那裡的百姓嗎？不，那裡的百姓並沒有向梁山投訴，是因為他們的莊主惹了梁山，所以宋江們才來「替天行道」。

梁山頭領宋江，作為俠客領袖的他，把區分「流氓」與「俠」的標準，異化為對朝廷的忠與不忠。這更使得流氓與俠客的精神本質模糊不清。歷代中國，均不乏流氓皇帝與流氓化的官員，你讓「俠」忠於流氓把持的朝廷，豈不是要做流氓的幫凶嗎？

宋江對黃通判這樣的小惡吏報復起來毫不留情，但對高太尉這樣的大流氓卻是畢恭畢敬。因為後者是朝廷要人，在一定程度代表朝廷。以宋江為代表的梁山大俠,其行事準則，不是「反貪官不反皇帝」，而是「反小吏不反大官」。大一點的貪官，他們也不敢反。把大貪官捉到家還放回去，指望大流氓為俠客謀出路，病態的心理決定了宋江所作所為都已經離開了俠的本意。

從「梁山好漢」到「七俠五義」，殺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不惜一切代價把自己變成朝廷的人，哪裡還有一點特立獨行的俠客的影子？就連那傑出的展昭展大俠，唯朝廷馬首是瞻，也淪為皇帝的一隻「貓」耳。

流氓與大俠模糊時代，最顯著的時代特點，就是流氓與大俠都不跟朝廷作對。「我是流氓我怕誰」衝破的是市井良民的底線，不做市井良民而做市井惡民的流氓，其精神本質仍是市井小民。牛二不會反朝廷，甚至還會跟官員勾搭連環。在未遇到楊志前，牛二欺行霸市未遭法辦，可謂混得不錯，難道當地是無政府狀態？非也，是牛二不跟官府叫板，甚至還會主動將自己送到地方官員面前當狗使喚。這就是其時大宋潑皮的普遍生存法則。

在宋朝社會的食物鏈中，潑皮介於百姓與官員之間，屬於雜事動物中下一環。在重文輕武的大宋，其實是「懼武」時代，潑皮愈顯特殊作用。在百姓面前他們以武力顯耀，成為文人流氓政府的幫凶，不可或缺。

金庸先生「武俠小說」多次涉及到這個時代，這樣的武俠小說在國內很受追捧，但在國外，就基本沒有市場。除了寫作的功力外，大概是西方人對於這種「鷹犬式」俠客精神的排斥使然。在流氓與大俠最模糊時代，「俠客精神」被異化得面目全非，真正意義上的獨行大俠始終難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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