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前，清國海軍的軍事教材仍是《孫子兵法》

圖：日本繪畫，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戰敗

文 | 楊津濤

人才培養，乃海軍建設至關重要的一環。在這件事情上，晚清與日本在近代起步時間大約相同，但結局卻迥異。試分別述之。

籌辦較早的福建船政學堂，在課程設置中沒有體育課。以至英國海軍軍官壽爾說學堂學生是「虛弱孱小的角色，一點精神或雄心也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有些巾幗氣味。」他們畢業後成為北洋海軍的管駕、大副、二副、管理輪機和炮位人員。這些沒有接受過體能訓練的畢業生，顯然不是合格的軍人。

後來建立的天津水師學堂、江南水師學堂、威海水師學堂和廣東水師學堂等海軍學校，有所改進，大都開設體育課。如天津水師學堂有「擊劍、刺棍、木棒、拳擊、啞鈴、足球、跳欄比賽、算術比賽、三足競走、游泳、滑冰、平台、木馬、單雙杠及爬山運動等」；威海水師學堂也有步兵操法、艦炮操法、柔軟體操、劈劍刺槍、泅水等。

但這些新建的水師學堂，著重於外語、數學等基礎知識，與航海、駕駛等技術能力，而忽視軍事課程。有的話，也像江南水師學堂將《左傳》《戰國策》《孫子兵法》作為軍事教材。因此這些學堂的畢業生，只是技術人才或初級軍官。天津水師學堂辦學20年，培養管駕專業6屆畢業生125名，管輪專業6屆畢業生85名，滿足了北洋海軍對駕駛和管輪人員的需要而已。

李鴻章開辦天津水師學堂的期望不止於此。他用福建船政學堂的例子，「從前閩省水師學生皆世家子弟，學成之後，皆任各輪船將領，薦保二三品官階，並加勇號」，以後「此間學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當從優奏獎，破格錄用」。李鴻章既想在學堂培養高級將領，又不教授軍事戰術，豈非怪事？

圖：1880年，由船政學堂學生組成的少年洋槍隊隊員手持洋槍列隊，其中有兩位法國教官

相比之下，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海軍教育，就區分了軍事指揮學校和軍事技術學校。

在訓練指揮官方面，日本建立起高、中、初三級的近代軍事教育體系：在海軍兵學校培養初級軍官，在海軍大學培養高級戰略人才。至於軍事技術學校，日本建立了海軍輪機學校、海軍財會學校、海軍炮兵學校、海軍水雷學校、海軍通信學校等，各有側重。依照規定，海軍兵學校、水雷學校、駕駛學校等畢業生可進入海軍大學高級科學習, 以獲得充任中高級軍官的資格。

建於江田島的海軍兵學校，在英國軍官道格拉斯的主持下，將皇家海軍學院的課程全部複製到了日本。在日軍海軍學校，必讀書為英國的《海軍兵法要略》《艦隊運動指南》《海軍戰術講義錄》等書。在《海軍戰術講義錄》一書中，作者強調「蒸汽時代的艦隊運動以單縱陣為有利」，闡釋了增加艦船速度和使用速射炮的重要性。這種思想的應用，成為後來日本在甲午海戰制勝的關鍵。

甲午戰爭時聯合艦隊的各級軍官中，由海軍學校畢業的尉官即有400餘人，占甲午戰爭前海軍學校700餘名畢業生總數的60% 以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於天津水師學堂的教學成果，曾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二十年之久的嚴復，也並不看好。他在1918年總結說：

「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伍光建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劭廉篤實，而過於拘謹。二者之外，余雖名位煊赫，皆庸才也。」

嚴復進而為晚清海軍人才匱乏而痛心疾首：

「吾國大患，自坐人才消乏。蓋舊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養太遲，不成氣候。即有一二，而孤弦獨張，亦為無補。」

其實，日本海軍教育的起步，與清朝幾乎同時。兩國海軍後來一強一弱，與學堂主持者設置課程失誤，有著莫大關係。

圖：威海水師學堂舊址

注釋

王恩溥：《談談六十三年前的體育運動》，《中國體育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人民體育出版社1958年，第121頁。史滇生：《十九世紀後期中日海軍教育比較》，《軍事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張燾：《記北洋水師學堂及招考章程》，《洋務運動新教育思潮與教育論著選讀（第四輯第八卷）》，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14頁。俞天任：《浩瀚大海是賭場》，語文出版社2010年，第15頁。韓文琦：《論晚清軍事變革的內在制約因素》，《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嚴復：《與熊純如書》，中華書局1986年，第687頁，轉引自劉曉琴：《嚴復與晚清海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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