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曲藝》相識的經歷
我與《曲藝》相識的經歷
我十七歲的時候，正在天津南郊小站鎮學藝、演出，每天晚上總要到小站文化館去閱讀雜誌和報紙。忽然有一天文化館的館長拿給我一本雜誌說：「看看這個新來的大麴藝。」
我接過一看，封面上只有「曲藝」二字，沒有「大」字，便問道：「這不就是曲藝嗎？哪有大字？」
文化館館長說：「這是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辦的，全國獨一份兒，還不是大麴藝嗎？在你們曲藝界就是最大的。」
一句話使我增加了幾分敬畏之感，心想連文化館館長都給添一個大字，肯定小不了。於是便展開認真閱讀，其中的文章和作品，我已經記不起來了，反正都是一些名家大蔓兒的手筆。從那以後，每月的《曲藝》雜誌，我必要閱讀。
好像是到了1958年，在一期《曲藝》月刊上我發現了一篇署名范雲的評論文章，是在評論一篇作品，寫的問題很尖銳，文筆也辛辣。我忽然想起，我們小站公社文工團的導演也叫范雲，那文章難道是他寫的？或許叫范雲這名字的多，是重名的作者。為了解決疑慮，我去問了我們那位公社文工團的導演，他回答說是他寫的。我頗為震驚，這全國的「大麴藝」竟然能發一個公社文工團導演寫的文章，我除了佩服我們這位導演有本事之外更明白了《曲藝》月刊的辦刊宗旨：只要你寫得有道理，符合黨的文藝政策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論你的級別、地位、職務高低都會發表，以此引起大眾的關注和討論。
後來，我到了東北，進入本溪市曲藝團，《曲藝》月刊更成了專業對口的必讀刊物。記得有一期《曲藝》刊載了一篇名家往事軼聞，是梅蘭芳拜訪鼓界大王劉寶全先生的文章。其中談論了很多問題，使我記得最牢的一件事就是劉先生告訴梅蘭芳他是如何保護嗓子的。他說，他每晚臨睡前，要切一片削了皮的梨含在嘴裡，次日清晨，再把那片因呼吸濁氣而變了色的梨片吐出來扔掉。
我看完以後，也為了自己的嗓子好，每晚睡前含一片鴨梨，含了幾天就不含了，原因很簡單，太麻煩。有時睡夢中把梨片嚼咽了，自己也不知道，不如不含。看來成名人、大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味照搬、模仿他人是不行的，關鍵是得有恆心、有毅力，連睡覺含梨片都堅持不下來，成不了大家。
楊明坤、田連元、唐耿良、金聲伯、王麗堂、何祚歡在全國評書評話十大名家邀請賽合影。
《曲藝》月刊多年來發表了不少好的作品，有的堪稱佳作、經典，讀來印象深刻，久不忘懷。記得杜澎先生寫過一段山東快書《雙窩車》，開頭寫景的四句話生動、形象，至今我還能背誦下來：
眼瞅著太陽偏西坡，
一群老鴰啊！啊！……地飛回了窩，
那火燒雲紅里鑲金多好看，
樹影子越伸越長往東挪……
僅這四句的意境，便可構成一幅油畫——《黃昏》。贊其詩情也罷，說其畫意也罷，都可見曲藝作品的語言奧妙，「通俗敘述中的構圖，口語講說里的生動。」
再比如1986年10月份《曲藝》月刊上有一篇名作家賈平凹的關中曲子《車閘》。一讀開篇，就被吸引住：
（唱）這秦嶺山裡吔有九十九個岔，
這九十九個岔里有七十七個窪，
這七十七個窪里吔有七十六個窪里沒有人家，
只剩下最後一個窪住了個寡婦她名叫王桂花。
（伴唱）你快說她長的什麼樣兒呀。
（唱）她那個白呀，
白臉臉的白漂鞋面、白絲襪；
那個俏呀，
那個俏得開口不笑不說話。
加上半年是二十九，
減去半年是二十八，正是好年華。
（伴唱）哎呀哎呀王桂花正是好年華呀。
（白）死了丈夫她還想嫁。
（唱）她才不管那閻王戒律、小鬼恫嚇、封建
禮教、陳舊家法，
……
這一段開篇，就使人看到小說作家深諳曲藝作品的訣竅。面對眾人審視，當場心靈互動的藝術形式和讀者捧書、一人默讀的形式截然不同，曲藝形式需要的是：開門見山，引人入勝，語言巧俏，敘事流暢。
《曲藝》月刊發表過不少好的作品，記得我曾找到過一篇海防前線抓特務的故事《阿鯊站崗》，稍作改動，當作一段短篇評書，竟演了幾十場，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成為了一個時期的保留節目。
認識《曲藝》以來，我陸續發表了一些作品。像《梁上君子》《霍元乙》《調寇》都曾在《曲藝》上亮相。《曲藝》由令我敬畏的大刊物逐漸成了我的良師益友。
1982年，我隨文化部全國曲藝會演巡迴演出團到西北、西南，行程兩萬五千里，途經數省十幾個城市，為各地觀眾彙報演出並與各地同行進行業務上的交流學習。回到北京後，我效仿記者的樣子寫了篇紀實報道，投給《曲藝》，後來也如期發表。此時我才發現《曲藝》月刊自發行以來一直對各地曲藝界和相關的活動給予積極報道，可謂「一展《曲藝》月刊，通覽天下曲藝」。
歲月荏苒，寒暑交替，不知不覺從我首見
《曲藝》月刊至今竟已過了六十年，我已是「垂髫轉瞬而鬢霜」，《曲藝》卻是「光陰疊印鑄輝煌」，看來人和刊物不能比。值其花甲之壽，我為《曲藝》真情點贊：
《曲藝》月刊著曲藝佳文傳優秀作品，
民族藝術揚民族傳統振中華精神！
（本文圖片由曲藝雜誌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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