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一場刺殺事件 開啟了日本與中國的暗殺時代！
我們都知道在清末民初時期，政治暗殺事件風起雲湧，如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吳樾刺殺出洋五大臣、李沛基刺殺廣州將軍鳳山、彭家珍刺殺良弼、汪精衛刺殺攝政王等等。革命黨人前赴後繼，而滿清勛貴卻驚魂失魄、整日惶恐不安。我們都知道，在辛亥革命前夕到1926年廣州國民政府組織北伐的期間，革命黨都沒有一支真正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
然而，辛亥革命之所以能一舉而功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革命暗殺的功效。在暗殺如此風起雲湧的背景下，各地的督撫早已不敢輕易得罪革命黨人，即便發現了革命黨人的活動，要不假裝不知，要不「禮送出境」。汪精衛刺殺攝政王也是如此，並非出於滿清勛貴的仁厚，而是滿清已經漸漸失去了對天下的掌控。在此情況下，殺了汪精衛的話，日後其生活將更不得安穩。而進入民國時代，政治暗殺與血親復仇更是枚不勝舉， 如宋教仁、陶成章、陳其美、廖仲愷、孫傳芳、王亞樵等等都死於刺殺。
吳樾在其遺著《暗殺時代》一書中寫道：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此暗殺形態並不簡單等同於現今的恐怖活動，革命暗殺乃是針對滿清勛貴，而今天的恐怖分子卻將矛頭指向了無辜的平民。那麼，是什麼原因而引發了這暗殺時代呢？我國的暗殺政治，在秦統一天下之後，就已經基本結束了。而熟悉日本幕末時期政治形態的，都很清楚在日本的幕末時期，也是暗殺盛行的時代。而清末革命黨卻幾乎都有留日的背景，當時的日本是我國學習的榜樣，這革命暗殺的手段也是取法於日本。
而開啟日本與中國的暗殺時代，卻源於幕末的一場著名刺殺事件，即為：「櫻田門外之變」。1853年7月，美國以炮艦威逼日本打開國門（黑船事件），而其他西方列強也緊隨美國之後，紛紛向日本提出了通商的要求。日本面臨著空前的危機，而在日本的國內出現了兩派的政治主張。一派以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彥根藩藩主，戰國時期的德川四天王之一井伊直政之後）為首，見識了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主張和平開國。另一派以德川齊昭（水戶藩藩主，德川御三家之一）為首，強烈主戰(即攘夷派）。
兩派除在「開國通商」的觀點相左外，而在將軍繼嗣的問題上更是水火不容。第13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定無後，按規定可由御三家（水戶藩因犯風水上的忌諱，而被排除在外）、御三卿之中迎立一位養子以作為幕府宗家的嗣子。井伊直弼主張擁立紀州藩（御三家之一）的德川慶福（14代幕府將軍）為將軍嗣子（先前幾任幕府將軍也來自紀州藩）。而德川齊昭卻主張擁立自己的兒子一橋慶喜（15代幕府將軍，被過繼給了御三卿之一的一橋德川家）為將軍嗣子。最終，井伊直弼在將軍繼嗣的問題上勝出，成功擁立了德川慶福為將軍嗣子。
水戶藩雖是德川御三家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卻是幕府宗家的命中剋星。日本天皇已經喪失權力近七百年，而水戶藩卻尤其尊崇儒家的朱子學說，在水戶藩帝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主修的《大日本史》中，全書都貫徹了儒家的那種「大義名分」的尊皇思想。使得尊皇思想在水戶甚為盛行，被稱為水戶學說，而這也是「倒幕運動」的思想源頭。
最終，水戶藩因為在「開國通商」與「將軍繼嗣」問題上與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矛盾衝突。於安政6年（1859年），德川齊昭與越前藩（德川旁系）藩主松平慶永、尾張藩（御三家之一）藩主德川慶恕、兒子一橋慶喜（御三卿之一）等不時擅自到江戶城抗議，以詰問井伊直弼。德川齊昭等人的犯上，迎來了幕府的最終處罰決定。德川齊昭被勒令永蟄居（終身閉門），松平慶永等人也都受「隱居謹慎」（禁閉）處分不等。同時，受株連的公卿、大名、藩士等達一百多人，而吉田松陰（長州藩藩士，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主張武力倒幕）、橋本左內（福井藩藩士）等八人被斬首，此即為安政大獄。
水戶藩受此嚴重處罰（也有其他主張攘夷的藩被處罰），使得水戶藩藩士群情激昂。有些激進的藩士便決定暗殺井伊直弼以復仇，為免連累本藩，便紛紛脫藩而先成為了浪士。1860年3月，17名水戶浪士、1名薩摩浪士，被後世合稱為「櫻田十八士」，於井伊直弼進城的必經之路--櫻田門附近埋伏等候。雖然井伊直弼的護衛在人數上（60多人）佔有優勢，但因措手不及而被「櫻田十八士」得手，井伊直弼最終被取下首級，是為「櫻田門外之變」。
雖在「櫻田門外之變」之前，日本的歷史上也有很感人的武士為主人復仇事件，如赤穗四十七義士事件等。但「櫻田門外之變」卻是一場以政治為目標的成功暗殺事件，深刻影響了後來的日本政治。而後來日本有許多政治人物死於暗殺，如大久保利通、原敬、犬養毅、高橋是清、齋藤實等，亦是受「櫻田門之變」之影響。而我國清末民初的暗殺政治，又是深受了日本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