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致魏一鰲手札編年

▲傅山畫像

【導讀】《丹崖墨翰》彙集的是傅山與魏一鰲通信的前期部分，大致自順治三年至八年：龐虛齋藏冊彙集的是後期部分，大致自順治十年至十四年。這些信札，貫穿了傅山與魏一鰲在山西從相識到分別的全過程，刻畫出二人交往的清晰脈絡。

清順治間，在山西為官的魏一鰲（？— 1693，字蓮陸，號雪亭，又號海翁，直隸新安人 ) 與傅山結為好友，給亂離中的傅山及其親友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別是在 " 朱衣道人案 " 中，魏一鰲為傅山作證，幫助他脫離了牢獄之災。在十多年的時間裡，傅山也給魏一鰲寫了大量書信併流傳至今，構成傅山書法作品的重要內容。白謙慎先生對此曾作深入研究，使今人重新認識了魏一鰲其人及他與傅山的交誼，成果具見《傅山的交往和應酬》《傅山的世界》等著作中。

現存傅山致魏一鰲手札，主要有 " 一卷一冊 "：一卷是香港收藏家葉承耀所藏十八通，裝成手卷，題為《丹崖墨翰》；一冊是上海圖書館所藏十五通，裝成冊頁，系龐虛齋原藏《國朝名賢手札》的一部分。此外還有零星散見者。

▲《丹崖墨翰》第十八札，傅山致魏一鰲

對《丹崖墨翰》，白謙慎曾作釋文，附於《傅山與魏一鰲——清初明遺民與仕清漢族官員的個案研究》長文之後（《傅山的交往和應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 ；上海圖書館藏冊，近來有兩個附有釋文的影印本：先是收入尹協理先生主編的《最新發現：傅山致戴廷栻魏一鰲手札》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年 4 月 ) ，近來又收入梁穎先生整理的《龐虛齋藏清代名賢手札》 ( 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 年 12 月 ) 中。這些手札陸續整理出版，為研究傅山與魏一鰲的交往、傅山入清初期的生活狀況乃至書風演變提供了一手資料。白謙慎先生曾給《丹崖墨翰》中的手札簡單編年，尹協理先生在《新編傅山年譜》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 年 9 月 ) 中也給部分上圖藏札系年，但他們沒有給全部手札編年，已編部分也不無可商之處。現利用《龐虛齋藏清代名賢手札》出版提供的機會，為這些手札編次年代，並對相關問題略作考訂。

龐虛齋藏札的寫作年代

順治十一年六月，傅山受宋謙案牽連被捕，次年七月出獄。034 札言 " 至七月廿二扶病出獄 "，當作於順治十二年 ( 1655 ) 秋。036 札所言應為獄中之事，稍前。

順治十三年夏，魏一鰲丁憂服滿，赴部銓選，得任忻州知州。他於十月二十七日赴任，兩個多月後旋即辭職。龐虛齋藏札有十通寫於這段時間。

從 031 札看，魏一鰲此時已經辭職，正準備還鄉。他在《歲寒居答問序》中說 " 丁酉解組 " ( 《雪亭文稿》 ) ，傅山信中又提及 " 燈節 " 不能晤面，可見時在順治丁酉（十四年，1657 ) 正月。這是忻州通信中最晚的一封。

此札復謂 " 守桑邦已幾三月，不曾專一展候 "，說明魏一鰲守忻州期間，傅山始終未能前去會晤，但 025 札言 " 昨匆匆不多領教 "，又顯示二人曾經相會。究在何時何地？實為魏一鰲上任路過太原時的事。

傅山致魏一鰲手札，從內容看《丹崖墨翰》在前，龐虛齋藏札在後。但龐藏涉事清楚，旁證有力，能給《丹崖墨翰》編年提供依據，所以我們先從龐藏入手。所用編號即《龐虛齋藏清代名賢手札》的編號。

龐藏散亂無章，據內容可分為三組，一涉魏一鰲的弟弟生病、去世；一涉傅山蒙難、出獄；一涉魏一鰲蒞任和辭任忻州知州。

據苗蕃《清故待贈明楨魏公墓志銘》 ( 魏一鰲《雪亭文稿》附，國家圖書館藏 ) ，魏一鰲的弟弟魏一鯤、父親魏梁棟在順治癸巳 ( 十年，1753 ) 先後去世。024 札言 " 賢仲之病 "，032 札言 " 賢仲之戚 "，當作於此年。

037 札說：" 昨聞命草草作答，恐騶從惠村僑，諸凡村氣，開罪良多，特入城圖一晤。前命千萬已之，不敢勞會。弟寓古度館，候久虞夜禁，下舂遄歸，明早再領教也。不投謁，並不勞作答拜常禮。但參謁匆煩，不知何時得閑。在僧寓先此致款，不盡。" 箋紙右下又有附言：" 聞上司有酒（梁釋誤為『聞上自有暇』 ) ，不能痴待，擬再來也。"

他們會面的地方，魏一鰲有上司宴請，並且 " 參謁匆煩 "，必是太原。這裡既是山西省城，又是忻州府城。魏一鰲到太原後，寫信給住在北郊土塘村的傅山，表示要到村中探望，傅山恐他勞頓，遂與親友一起進城相訪，但魏一鰲被上司請去吃酒，未能見面，傅山遂留書約次日再見。037 札是忻州通信的最早一封，025 札次之，均作於十月二十七日前。

餘下的忻州通信，皆寫於魏一鰲到任之後，所言諸事，留下幾條時間線索。一是傅山請魏一鰲為其親戚張古度之子參加府試、道試提供幫助，二是傅山幾次提出赴忻州與魏一鰲會面的計劃，三是傅山問候、分析魏一鰲病情，四是傅山、魏一鰲與臬司楊思聖的往來。楊思聖於十月中旬由山西按察使升任河南右布政使，年底前離開太原。綜合這些線索，可以給書信排出順序。

至此，龐虛齋藏札只有 035 未能確定年代了。按札中 " 黃玉 " 是傅山門人宗璜的字。魏一鰲任職山西布政使司時，宗黃玉和他來往密切，此札當屬於這個冊子中的早期作品。

總結一下，龐虛齋藏傅山手札 15 通的寫作順序，大致是：035，024，032，036，034，037，025，030，028，029，027，038，031，026，033，始於順治十年 ( 1653 ) 或稍前，迄於十四年正月 ( 1657 ) 。

朱四案件發生的時間

《丹崖墨翰》卷彙集了 18 通傅山手札，是魏一鰲生前整理裝裱的，除少數信札外，基本按寫作時間排列。各札均未署寫作時間，但其中一半，即第九至十七札，可以考出相對準確的寫作時間。

這九通信札的內容，都與朱四命案有關。朱四是傅山內侄張孺子的女婿。傅山與親友們在陽曲縣友人楊爾楨的莊園相聚，朱四玩鞦韆時發生意外，死於架下。傅山等人擔憂地方無賴藉機勒索，遂請求魏一鰲幫助處理。隨後朱四之兄和鄉約等果然興訟糾纏，但在魏一鰲的鎮壓下，事態最終平息。

在處理案件時，傅山要求魏一鰲做的事，主要有兩項，一是到各衙門疏通請託，" 萬一有言，凡道府縣衙門，統瀆門下鼎容力持之 "" 或撫或司道，總求指示而先容之 "；二是由魏一鰲運用權力，直接辦理案件。" 縣差一出，便有多少刁難，窮途之人無許多物力打發。懇求命一役至村，押勘施行 "" 仍煩威旌一臨村中，先相之，付鄉約地方看守便也 "" 陽曲前票既蒙台命已撤，若再一準，仍中彼計 "" 昨詞聞又到案下，未知果否。果爾，亦求速一驗看 "，等等。

按以前的認識，從順治三年謫官到十年丁憂，魏一鰲一直在山西布政使司作幕僚，並沒有管轄地方、辦理刑案的權力。而在此案中，魏一鰲不僅查驗屍身、驗看詞狀，還能撤銷陽曲縣發出的差票，既主管刑事，又是陽曲縣的上司，儼然實權在握。這都是因為他當時正署任太原府同知。

按王余佑《魏海翁傳略》 ( 《雪亭文稿》附 ) ，魏一鰲在山西曾 " 署沁州篆務，時值旱魃為災，公虔誠步禱奇應……署太原府同知 "。魏一鰲有《沁州伏牛山祈雨奇應，州志甚詳。余庚寅視篆茲土，會連月不雨，率紳衿往禱，越二日而大雨如注，郊野沾足，敬志》詩，可知其署理沁州知州，時在順治七年庚寅春夏，署太原府同知在此之後。

魏一鰲署理同知期間，發生了樂平蠹衿縱子殺人案，" 縣令具招申詳於曹太守，太守移送軍廳，公一一細駁其妄，眾皆大服 " ( 《傳略》 ) 。檢乾隆《太原府志》職官表，知府曹時舉順治五年至八年任，魏一鰲署同知必在八年之前；複檢得同知任有剛，順治七年至十年任，魏一鰲署任又在他到任之前，即順治七年 ( 1650 ) 。

在署理太原府同知期間，魏一鰲還幫助 " 司李王公迂叟 " 審理了澤州諸生顏泰蒙冤一案，這位太原府理刑推官王迂叟，也在朱四案中出了力。傅山在第十六札中說 " 無妄之愆，勞蓮、迂兩台台深心大力 "，" 蓮 " 為魏蓮陸，" 迂 " 當即王迂叟，益證朱四案發生在魏一鰲署任同知之時。從傅山擔心 " 天熱一壞 "，請求速埋朱四屍首來看，此時尚未到冬天，也與魏一鰲署知沁州時間相銜接。這九通手札，可確定寫於順治七年 ( 庚寅，1650 ) 下半年。白謙慎先生將其繫於九年壬辰，相差兩年。

傅山贈魏一鰲十二條屏的創作年代

《丹崖墨翰》第十八札，白謙慎先生認為，" 基本可以肯定這通信札書於 1657 年初，因為信中提到傅山在 1657 年初魏一鰲辭官還鄉之際為其所書十二條屏 "，並認為 " 十二條屏對研究傅山在清初的思想和書法藝術都極為重要 "。如此，對這通書札及十二條屏的系年，也就變得重要起來。

傅山寫給魏一鰲的十二條屏至今尚存，歸美國收藏家收藏，但屏中提及的最晚年代是庚寅 ( 1650 ) ，無法證明其自身或第十八札作於 1657 年。實際上，細繹條屏和信札內容，就能發現它們不會是 1657 年的作品。

在第十八札中，傅山說：" 酒道人濱行，宗生黃玉與家弟止約我輩三五人，為屏材，而屬筆僑黃。"" 一二日有事過州。文旆東發，或當圖晤。" 這次送別魏一鰲，傅山除了寫贈屏條，還安排在旅途中會晤。而順治十四年春魏一鰲從忻州辭官回鄉時，傅山與他辭別的通信，即龐虛齋藏 033 札，所言情形完全不同。

魏一鰲知忻州兩個多月，傅山一直想去會晤，卻又一直未能成行。寫 033 札之前，傅山本已約好 " 正月後半 " 前往忻州，但此時又表示 " 衰病日侵……即燈節之約，亦屬信口妄擬，殊無的意 "，再次爽約，並感嘆 " 山裡人何由復再圖晤 "，並沒有當面送行的打算。

傅山在第十八札中說即將 " 過州 "，這個 " 州 " 並非忻州。一則，它需要兩個人同方向旅行一段時間才能到達，是魏一鰲 " 東發 " 的中間站。忻州是魏一鰲行程起點，若在此相會，需要他暫留不動，而不是 " 東發 "，不然二人正好錯過。二則，這個 " 州 " 在東方，忻州在太原和傅山居住的陽曲縣土塘村北方。二人無論怎麼走，都不可能來到一個 " 東方的忻州 "。因此《丹崖墨翰》第十八札與龐虛齋藏 033 札，說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兒，前者說起的離別，並非順治十四年春從忻州出發那一次。

從地理位置和魏一鰲經歷看，其 " 東發 " 路過、且只寫一個 " 州 " 字就能領會的州，只能是太原東邊的平定州，因為他在太原為官時，把家安在這裡。苗蕃《清故待贈明楨魏公墓志銘》說魏一鰲 " 仕晉且久，遂客於平定，如歐陽六一在潁上也 "，其父母均住在平定。《霜紅龕集》卷二十三收有一封傅山寫給魏一鰲的信，內云：" 托鬍子丹貽一函至州，即得答，雲酒旗復指大鹵也。果爾，不以官之遷否為定，經歷廳事何不可坐步兵校尉也。" ( 《寄羛兄 · 又》，白謙慎先生指出它是寫給魏一鰲的。 ) 大鹵是太原的別稱，此時任職經歷的魏一鰲往來於 " 州 " 和太原之間，其 " 州 " 也是平定。

對十二條屏，白謙慎先生也有錄文，但誤把第十、第十一條當成第三、第四條，造成錯簡。" 椒山先生亦上穀人 " 至 " 又有辭復靜修矣。然 " 一段，應置於 " 靜修之詩多驚道人之酒 " 前面。從內容看，它不會作於魏一鰲辭官忻州之際。

此屏起首說：" 蓮老道兄北發，真率之言餞之。當己丑、庚寅間，有上谷酒人以閑散官游晉，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輒自號酒道人。" 除了 " 己丑、庚寅 "，文中提到的其他年分只有更早的壬午。庚寅去丙申 ( 1657 ) 已近 8 年，如果這是傅山在丙申寫的文章，為何對魏一鰲新近蹤跡不著一字，而專寫 7 年前舊事？若換個角度思考，此文本來就寫於庚寅或稍後，那就不存在任何問題了。

" 以閑散官游晉 "，也符合 " 己丑、庚寅間 " 魏一鰲在山西任職的實情。

《魏海翁傳略》謂魏一鰲知安定州 " 甫期年，以意外被謫……是年，補晉藩參軍 "。在 " 朱衣道人案 " 中，傅山供詞說順治十年他拒絕與宋謙交往時，" 布政司魏經歷在座 "。過去的研究認為，" 參軍 " 屬於布政使司低級官吏，" 經歷 " 是高級官員，魏一鰲在擔任參軍數年後升任經歷。其實不然，" 參軍 " 只是明清人對 " 經歷 " 的美稱 ( 清王崇炳《金華征獻略》卷十七《杜暹傳》：" 參軍，幕官，即今之經歷也。" ) ，是對同一官職的不同叫法。魏一鰲自順治三年至十年，一直擔任布政使司經歷，未得升遷，己丑、庚寅間更是職無專守，曾署理沁州知州、太原府同知，還署理過臨汾知縣，這樣的官是名副其實的 " 閑散官 "。

十二條屏下文又說：" 道人方將似尚有志用世，世難用，而酒以用之。"" 方將似尚有志用世 "，準備在官場有所作為，與 " 辭官還鄉 " 完全兩個方向。

魏一鰲 " 尚有志用世 " 的官場態度，絕非他從忻州辭官時所有。他在順治十三年出來做官，是被強迫的，原非本意。《魏海翁傳略》說：" 丙申釋封翁服，攜家旋上谷，即有林泉之志，不欲赴部。會有當事者以危言悚之，不得已謁銓曹，得太原之忻州，終非其志也。" 而這次選官遭受的驚嚇，讓他後來作《關夫子感夢記》一文時仍驚魂未定：

丙申維夏，余起複補官京邸，病大作……余抱病入試，勉而塞白。忽傳廣西恢復，急需人補。此時急選者六十餘人……示一出，吏部階前，呼天搶地，不忍見聞。余惶遽甚，然部催掣籤，在次日矣。歸寓自思，廣西在數千里外，余有老母在堂，無兄弟侍養，今補此地，將欲攜老親以行乎？跋涉艱險不能持；將欲留老親於家乎？舊業已空，將何以糊口。且孑然一身，資斧莫出，縱有一二舊仆，誰肯舍妻子隨主人於數千里煙瘴地乎？不如自己畢命，以全老親。繼思老親暮景，又將付之何人也。躊躇星月之下，往來三鼓不休……遲明惟候呼集掣籤，歷辰巳午寂然。未幾喧傳急選諸人，皆掣籤出矣。余駭之，急走部門訪問，凡我同試者，皆號慟歸舍，余倖免……厥後補忻州。" ( 《雪亭文稿》 )

一場官選下來，眾人慟哭呼號，魏一鰲甚至想到自殺，這種拿刀逼著做的官，實在無可留戀，所以他剛到忻州，就託病請辭，雖經上司與傅山等友人極力挽留，仍毅然而去，離上任只有兩個多月。而且他的老母為堅其意志，先行還鄉。這樣決絕地辭官，怎能叫 " 方將有志用世 " 呢？如果十二條屏確實作於忻州辭官之後，傅山作為堅定的明遺民，一定會對好友的行為大加讚賞，引為同道，不容視而不見。現在的情況是一字未提，反說 " 有志用世 "，只能說尚無辭官之事，這是可以肯定的。

魏一鰲好酒，是任 " 閑散官 " 時的事。此時飲酒，雖為澆胸中塊壘，也由於父母在堂，生活安定，又有一眾好友詩酒流連。而任職忻州時的魏一鰲，剛剛經歷了喪弟、喪父之痛，又被迫出仕，兩個月里連日生病、心緒惡劣，" 酒道人 " 早已名不副實。在這種情況下，傅山作文餞別，不應以 " 酒人 " 為主題。

其實魏一鰲離開忻州時，傅山確曾寫字送行，但寫的是《金剛經》。龐虛齋藏 033 札說："《金剛經》寫就久矣，囑裱未就，當留數日，當能取到手邊復約也。" 順治十年後的數年間，傅山遭遇牢獄之災，死裡逃生，魏一鰲迭逢喪事，世情冷淡，他們的心境與七年前全然不同了。

傅山與魏一鰲的這次分別，應發生在庚寅（1650 ) 之後，癸巳 ( 1653 ) 之前。十二條屏說 " 蓮老道兄北發 "，其北行目的地，既可能是家鄉新安，也可能是京師，魏一鰲父母妻子定居山西，不必回鄉省親，此行以進京可能性為大。清代官員三年考計一次，魏一鰲於順治五年夏天曾赴京考績，至八年又是大計之年，他為此進京，" 有志用世 "，可算一個合理猜測。如此，《丹崖墨翰》第十八札和十二條屏，或作於辛卯（順治八年，1651）。此年緊接文中出現的最晚年代庚寅，第十八札又在手卷中緊接庚寅諸札之後，在邏輯上也是融洽的。

▲《龐虛齋珍藏清代名賢手札》，傅山致魏一鰲

《丹崖墨翰》的寫作年代及與龐虛齋藏札的關係

確定了第九至第十八札的年代，《丹崖墨翰》的編年任務已完成一多半。下面考訂其餘各札年代。

第一札前面說：" 天生一無用人，諸凡靠他不得，已自可笑，一身一口，亦靠不得，棲棲三年，以口腹累人……乃復謬辱高誼，賁寵僑庵，益笑賣葯朽翁之浪得名。" 後面則婉言辭謝魏一鰲贈送的肉食和銀兩。從魏一鰲慕名來訪和傅山辭謝饋贈看，這是他們初次見面後的通信。白謙慎先生據札中所言 " 棲棲三年，以口腹累人 "，認為 " 三年 " 系甲申國變後的三年，將其繫於 1647、1648 年之間。《新編傅山年譜》則繫於順治三年（1646）。按舊時演算法，當年即算一年，" 三年 " 為順治元年至三年，即使算滿三周年，也不會超過順治四年，故應以《年譜》為是。

第二札，傅山言其母造訪魏一鰲衙門，並介紹其弟傅止與一鰲相識，應作於二人結識初期。" 黃母唐突衙齋，在官長可鳴下交，在方外士終覺有違摩羯耳 "，" 衙齋 " 二字值得注意。龐虛齋藏 028 札云：" 忻州苦寒，然素多佳酒，此時衙齋有留者，願為弟存之。"" 衙齋 " 指忻州州衙，是獨立衙門。魏一鰲在太原身居下僚，只在布政使司佔一席之地，沒有自己的衙門。傅山在魏一鰲任經歷時談到他的官衙，只說 " 擬復造司請前命 "（丹第五札），" 經歷廳事何不可坐步兵校尉 "（《寄羛兄 · 又》），曰 " 司 "、曰 " 廳事 "，與 " 衙齋 " 判然有別。若此解成立，則第二札作於魏一鰲知平定州時，並可證二人相識於順治三年。

第三札說 " 岑寂經年，長日何事 "，當作於次年夏天。第四、五札，白謙慎先生據 " 老親擬有平定孫婦之娶，而適丁郊壘，閉之太原縣城，戒嚴不能出 "，認為作於戊子冬至己丑初（順治五年至六年，時值 1649）姜瓖兵變時，可從。第六札說 " 辱問近作，一年來九回枯矣 "" 溽蒸作暍，宿疾正發 "，作於又一個夏天。檢《新編傅山年譜》，順治六年九月之前未曾有詩，此札或作於本年。第七札無明確線索，第八札說 " 此中原無可羈留，但為刑尊寫屏子一事未完，了此即東矣 "，" 東 " 即前往平定州。按年譜，順治七年傅山在平定。下面正好接上與朱四案件有關各札，順序有小出入，可按事件進程重新編次。

據此，《丹崖墨翰》各札的順序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第九，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十一，第十四，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始於順治三年（1646），很可能迄於八年（1651），至晚不會晚過十年（1653）。

在第十八札被誤繫於順治十四年時，有一個現象困擾人們，即前十七札均作於順治十年之前，中間隔著龐虛齋所藏的五年十五通手札，忽然接上一通順治十四年的手札。手卷是魏一鰲整理的，他為何要這麼安排？現在經過考訂，知道第十八札也作於順治十年以前，疑雲就自然消散了。

《丹崖墨翰》彙集的是傅山與魏一鰲通信的前期部分，大致自順治三年至八年；龐虛齋藏冊彙集的是後期部分，大致自順治十年至十四年。這些信札，貫穿了傅山與魏一鰲在山西從相識到分別的全過程，刻畫出二人交往的清晰脈絡。（作者為《金融時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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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書畫作品

《傅山贈魏一鰲十二條屏》

蓮老道兄北發，真率之言餞之。

當己丑、庚寅間，有上谷酒人以閑散官游晉，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輒自號酒道人，似乎其放於酒者之言也。而酒人先刺平定，曾聞諸州人士道酒人之自述者曰：家世耕讀，稱禮法士，當壬午舉於鄉。時尚擇地而蹈，擇言而言，以其鄉之先民劉靜修因為典型。既而乃慕竹林諸賢之為人，乃始飲，既而大飲，無日無時不飲矣。吾誠不知其安所見而舍靜修而遠從嵇阮也。

顏生詠叔夜曰：" 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詠嗣宗曰：" 長嘯似懷人，越禮自驚眾。" 顧顏生之自寓也，亦几几乎其中之。至於以 " 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 " 之加伯倫也，則又鏖糟齷齪為酒人開解，吾知伯倫之不受也。伯倫且曰，吾既同為龍鸞越禮驚眾之人，何必不荒宴矣。故敢為酒人，必不屑屑求辭荒宴之名。

酒道人其敢為荒宴者矣。吾虞靜修之以禮法繩道人，然道人勿顧也。靜修無志用世者也，講學吟詩而已矣。道人方將似尚有志用世，世難用而酒以用之，然又近於 " 韜精 "" 誰知 " 之言，則亦可以謝罪於靜修矣，然而得罪於酒。酒也者，真醇之液也。真不容偽，醇不容糅，即靜修惡沉湎，豈得並真醇而斥之。吾既取靜修始末而論辨之，頗發先賢之蒙：靜修金人也，非宋人也，先賢區區於《渡江》一賦求之，即靜修亦當笑之。椒山先生亦上穀人，講學主許衡而不主靜修。吾固皆不主之，然而椒山之所不主又異諸其吾之所不主者也。道人其無寒真醇之盟，寧得罪於靜修可也。

宗生璜囑筆曰：" 道人畢竟官也，胡不言官？" 僑黃之人曰：" 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則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 但屬道人考最麹部時，須以其酕醄之神一詢諸竹林之賢，當魏晉之際，果何見而逃諸酒也。又有辭復靜修矣。然靜修之詩多驚道人之酒，道人亦學詩，當誦之。僑黃之人真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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