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揭秘：「四人幫」插手外貿工作的鬧劇

1973年8月30日的十屆一中全會，會議內容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選出主席、副主席。姚依林是候補委員，無選舉權，大會提了一個名單，由大家投票，他去了只在那兒看著。毛主席未參加大會，會議由周總理主持。江青在九大時即入政治局，當時「四人幫」氣焰已甚是囂張，周總理便也成為他們欲打倒的最大障礙。

1974年元旦，「四人幫」在講話中公開地提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當時毛主席有詩批郭沫若，詩云:「勸君莫罵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秦皇雖死功績在，孔丘名高實秕糠……」於是，毛主席一首詩，中央一個批林批孔文件，體育館開了一個大會，矛頭對準了周總理。大會上，江青講話，態度驕橫，周總理就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影片《中國》一事做了自我批評，外交部長姬鵬飛作了檢查。大會要各部門深入開展批林批孔批周公。

一

「對外貿易部沒有批周。」姚依林說:「我們批林批孔也搞得轟轟烈烈，批白××!」

白××原是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緊隨林彪、黃永勝，調升外貿部部長。此人忠實執行林彪的政治路線，在廣東「文革」中犯有支一派壓一派的嚴重錯誤。林彪自取滅亡後，他被撤職。李強調任外貿部部長，姚依林調任第一副部長，柴樹藩任第二副部長。姚依林了解李強和柴樹藩是可以共事的，他們在政治思想上一致，這就是外貿部在當時和以後能「混」下去，得以抵制一些歪風邪氣的緣故。外貿部的「批林批孔」始終未亂，表面也轟轟烈烈，還開了訓練班。在那時，他們能這樣巧混則混下去，也有時無法巧混，只好憋一肚子氣。

1974年春姚依林赴廣州，為了廣交會展覽的問題。展覽會的大門買了進口鋁合金做門框，當地「左」派惟恐不「左」，無中生有，鬧到北京。「四人幫」對此門框斥之為賣國主義，又說交易會展覽反映問題嚴重，不合革命路線、政策。周總理便叫他去穗看看，同行者有外交部副部長符浩、外經部副部長李克，他們組成三人小組開赴廣東檢查展覽會現場。去後，首先換了門框，周總理讓換上自己生產的銅材做門框，才平息了地方意見，門於是被呼之為「爭氣門」。之後，他們又去展覽廳，一間一間屋地去看過。1974年恰逢虎年，有一張畫畫了樹林里有三隻虎，一大二小，意見說是「宣傳了林彪」，便換下來。擺出來賣的觀音像、佛像，意見說是宣傳了封建迷信，便撤下來……

「關老爺像撤下來，換上劉胡蘭，誰去供劉胡蘭？誰會買呢？」姚依林回憶說:「那時憋了一肚子氣，沒辦法發作！」

捕風捉影，無事生非，當時「四人幫」主張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畫貓頭鷹睜一眼閉一眼是影射最高領導人；山水墨畫是污衊美好現實；畫家只得畫梅花、桃花滿紙紅。

當姚從廣東路過上海返京時，又遇到了「憋一肚子氣」、還需認真對付的一件事。

姚依林下榻錦江飯店後，馬天水突然去找他。馬天水找上門來談的是想讓上海管財貿的頭頭黃金海到外貿部當副部長，徵求他的意見。當時上海已在醞釀什麼「大使訓練班」，「四人幫」企圖以上海為基點，把他們的黨羽輸送到中央各個權力部門去當政。姚依林當即答覆馬天水說，因自己調去不久，對外貿部人事情況不大清楚，尚未過問這些。馬天水直磨纏到深夜2 時才走。

姚依林返京後即找李強、柴樹藩商量如何對付此事。黃金海如真的來了怎麼辦？商量好如真的塞進來黃金海，可讓他卡在他們之間。但他們對此事態度不積極，黃金海終未塞進來，此事得罪了「四人幫」。自此後，外貿部和上海的關係一直緊張。

二

1975年周總理病重離職，國務院工作停擺；當時無人可代替總理，毛主席只好讓鄧小平出來運籌帷幄，說好要小平同志不要和江青等鬧矛盾。鄧小平出來工作後，對「四人幫」無所顧忌。他感到1975年比較好過，但不久，「四人幫」便伺機反撲，又鬧起了所謂「批鄧反右傾」。

外貿部當時面對許多問題，處理不好將直接關係到國家、人民的利益。如當時進口糧食成了問題。麥子有一種矮腥黑穗病，我國北方氣候到一定冷度，此病就發生。黑穗病對麥子有壞處，對人體卻並無壞處，當時農業部從衛生考慮，提出進口美國麥子中有矮腥黑穗病。農業部的考慮無可厚非，但「四人幫」興風作浪，聲言凡有此病的麥子一概拒收，無此病才可進口。他們不管老百姓的糧食夠不夠吃，喧嚷接受了進口就是「洋奴哲學」、「賣國主義」。訂合同時要美國人保證，美國人不肯保證，因和其他國家訂合同時並無此條例。後商談用薰蒸辦法，美國人說可請到美國去檢查，建一個薰蒸倉庫，若運到我國口岸再薰蒸，糧食會受損失。不行，為此和美國人爭吵不休。上海是吃進口小麥的一個城市，為此那時小麥不準再進口。

花生油進口、玉米進口，同樣存在「含黃曲霉素」多少的問題。「四人幫」不承認世界普遍訂立的標準，如蘇聯、西德等訂立含50單位以下可進口；而提出要特殊標準:訂立非5單位以下不能進口。在糧食等進口問題上便經常吵鬧。外貿部出口的貨品，外國根據他們人民的習慣，要求按照他們提出的樣子製做。不行，不能違背「獨立自主」。有的貨品釘上「中國製造」的牌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釘此招牌，允許他們拿回去釘上他們的牌子，比如訂購中國大華襯衫廠襯衫，是北京「天壇」牌，外商希望換用他們的牌子，因為那牌子在他們國內已打開市場。不行，這是「賣國主義」，對所謂「中性包裝」一概反對。外商說多給錢，多給錢也不幹，我們要向全世界證明那貨品是中國人做的。貨物賣大包裝時，外商要求拆改為小包裝，不行，不許改。他們說不改不好賣，那就不訂合同，否則就是「洋奴哲學」。當時，錫箔、紙錢、通書、觀音堂、觀音菩薩像，一律是迷信，不許賣。要賣就許可賣阿慶嫂、劉胡蘭塑像，否則便是「宣傳封建迷信思想」。

「我們沒聽他的」，姚依林說，「只上海一地不賣。上海派人去廣州交易會造反，一見到賣那些就造反。上海出產的『中華』牌香煙，他們一定要賣價訂得最高、最貴，說是它的名字代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問他們何處有此規定……」

姚依林針對當時外貿出口上的這些問題及糾紛，曾作了報告，一律實事求是地分析、批准，允許外商要求，可以不訂牌子，可以改包裝……

「加工出口綢緞，問我上邊印聖母像、印蒙娜麗莎行不行？ 我說可以、行。」姚依林笑道，「1975年在國務院務虛會上，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批評說『聽一個部長講話，如果不知道他名字，還以為他是外國人！』」

1976年秋天，姚依林又遇見了另一件事端:外貿部和東南亞某國進行一項貿易談判，對方官員要受賄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許行賄。

姚依林回憶：「賄賂的事是不好公開講的，在國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給外商賄賂，貿易便談不成。對世界各國的貿易中都存在有一個『行賄』的問題。我們自己人不許受賄，絕對不許受賄；對外貿易卻是『行賄』不可避免，和一些國家的貿易因不許『行賄』而告吹。」

據說有一項向某國外商的投標，我方不動聲色地在倫敦為外商存上了一筆美金，這已超過了1% 到2% 的傭金。向外商示意後，外商於是把投標給了中國。

「送禮還要講一點『投其所好』。」姚依林說，「比如送國王禮物，先要了解他喜歡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麼，要多少克拉的寶石，是發紅光、還是發藍光的……這樣辦，買賣就做成了，不給賄賂，不送禮，送禮不周，買賣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張我們的人不可受賄，對外貿易『行賄』不可避免……」

據此種種情由，上海來了好幾批人，把大字報貼到了外貿部院子里，批判姚依林，企圖把他打倒。姚依林的心臟病適時發作，便藉機找李強、柴樹藩同志商議:「我乾脆去住醫院，住它幾個月！」

三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姚依林出院上班，也去守靈一周。

住院期間，姚依林惟一常去的是陳雲家。陳雲住北長街，姚有件事只能與陳雲同志談:1974年有位朋友陳其襄告訴他江青是叛徒。陳的愛人有一同學在解放前被捕時曾和江青關在一室，了解江青叛變情況。姚依林調陳到外貿部，並請陳去滬找到那個同學寫了一份材料。當時這是需冒大風險的，長春有一個和江青同獄的同志即遭殺害。那份材料一時無法送出，姚依林也不敢保管，只好拿去給陳雲同志過目，材料便保存在陳雲處。

毛主席逝世後，華國鋒繼任主席職，但「四人幫」陰謀奪權變本加厲，黨心民心更望激濁揚清，對「四人幫」不可掉以輕心。他為此多次走訪陳雲，感到是個時機，應把那份材料遞上去。陳雲迅即將材料密交葉帥。當時陳雲在家正反覆籌謀如何力挽狂瀾。

陳雲在家裡琢磨的是在即將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有無可能利用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他把中央委員名單反覆研究，算來算去，感到十屆三中全會上「四人幫」的力量還是雄厚的，何況毛主席剛剛去世，黨內因循守舊、封建傳統思想仍成風氣，恐對局勢敢怒而不敢言者大有人在！十屆三中全會上以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是無把握的事。

陳雲當時和葉帥時有來往，葉帥住在西山。他們恐情況暴露，常令孩子們傳話。葉帥掌握著軍委的部隊、西山警衛部隊……

葉帥和陳雲研究要打倒「四人幫」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大會合法鬥爭，二是武裝解決。通過十屆三中全會解決，算來沒有把握，葉帥堅決同意採取第二種辦法，他下了決心。於是葉帥親自去找華國鋒商談，華國鋒立即同意，去說服汪東興。汪東興見大勢已成，同意調動八三四一部隊。

1976年10月6日晨，華國鋒召集「四人幫」到中南海開會，八三四一部隊受命警衛，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進去一個抓他一個，江青是從家裡抓走的。同時，耿飈帶領部隊進駐中央電視台，飛機場也已由軍隊控制。

7日晨6時，姚依林的孩子去醫院給爸爸報信:「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姚聞訊立即出院，到陳雲家裡去——他現在可以公開地把上海寫江青叛徒材料的同志接來北京了，並和中央負責辦案的人取得了聯繫。江青寫自首書一事後來未做大問題辦理，因為她的罪惡已經遠遠地超過此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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