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腐败的困境：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

文史 09-22

姜树广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陈叶烽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The Dilemma of Corruption: A Lab Experiment on the Nature of Corruption

内容摘要

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大毒瘤而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各个历史阶段，破坏社会正义和阻碍经济发展。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对腐败本质的认识仍然是滞后的，目前流行的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不足以为反腐败实践提供足够的指导。腐败本质在一方面表现为一定群体的社会困境问题。在经典的贿赂博弈实验背景下本研究使用实验方法考察了当群体面临“集体失败”风险的腐败决策。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实验中普遍的腐败行为导致群体陷入平均收益低于无腐败收益的“腐败的悲剧”。本文还对性别、风险态度、信任水平、腐败信念、亲社会性等个体特征在腐败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

腐败

丨

社会困境

丨

集体失败

丨

实验

引言

腐败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两千多年前出现的中国首部编年体史书《左传》中就有“大夫多贪，求欲无厌”和“政以贿成”的记载。王亚楠（2003，第10篇）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论述到中国的24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仍然面临较严重的腐败问题（见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1），有些国家长期陷入腐败的陷阱不能自拔（Serra，2006）。当今各国都积极治理腐败问题从而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败战斗。截至2015年11月18日，中共18大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已有130多名省部级或军级以上高官和大量国企高官因腐败问题落马，表明腐败问题的现状严重性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

在经济学界，尽管也有一些学者指出腐败在一定程度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Leff，1964；Lui，1985），但是更多的研究表明腐败会抑制经济增长（如Mauro，1995；Mo，2001；Meon and Sekkat，2005；Fisman and Svensson，2007），造成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Guptaet al.，2002；Olken，2006；Blackburn，2012），导致资源的无效率配置（Bertrand et al.，2007），以及扭曲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支出（Tanzi and Davoodi，1998；Reinnika and Svensson，2004）。另外，腐败还作为一种主要的非正义破坏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You，2007）。

认识腐败问题的本质是有效治理腐败的重要前提。目前的经济学文献基本都是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对腐败决定机制和反腐败措施进行考察（见Abbink and Serra（2012）的综述）。然而，当今世界范围仍然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和和大量反腐败工作的失败对以委托代理视角的腐败理论提出了挑战（见Persson et al.（2013）的论述），特别的这一理论无法对委托人缺位情况下的腐败行为动机和腐败治理提供有效见解。腐败在现实中表现为贿赂、贪污、裙带关系、拉选票等多种形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下千差万别，呈现出多元化的本质特征。本文认为，腐败的一方面特征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困境，所有人都是腐败的受害者，但是个人却从腐败行为中获益，搭便车的机制导致群体陷入腐败的陷阱。这种腐败的社会困境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在商业环境、组织机构都广泛存在。如腐败的商业环境破坏公平竞争和市场效率使整个的市场恶化，而企业为了生存则不得不参与腐败。以上文献发现的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抑制正是这一困境在全社会的体现。

本研究并首次用实验的方法对腐败作为社会困境问题这一理论判断进行验证。由于腐败的非法性和隐秘性，实验方法可避免基于受访者主观态度调查研究的不足，直接在微观层面对腐败行为做出观测。在Abbink et al.（2002）的经典贿赂实验的基础上，我们引入一种“集体失败”的内生机制来取代原实验中“突然死亡”的外生惩罚机制，从而将腐败决策置于社会困境的情境之中。具体来说，在一定数量的企业角色和官员角色者的互动贿赂博弈中，当接受贿赂的官员数量超过一定比例时，所有官员将面临一定的风险发生集体失败，集体失败的发生会导致所有官员损失其大部分的收益。这一实验设计体现了集体理性与个体自利相冲突的社会困境本质，尽管腐败在群体层次上是不可取的，然而实验中出现极高的腐败率，最终导致所有人的平均收入低于无腐败的情况，出现“腐败的悲剧”。另外本研究在微观层面考察了广泛的腐败决定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政治身份、信任水平、风险偏好、腐败感受，以及亲社会合作性等等，从而为腐败问题的本质提供深刻理解。

腐败的本质：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腐败的定义与基本分析框架

Aidt（2003）在其综述文章中指出，“腐败是一种具有多面性的现象而很难对其做出一个精确而全面的定义”。腐败通常在各个国家都被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而为法律所禁止，许多定义都以此作为根本，如Shleifer and Vishny（1993）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为了个人的收益而出卖政府权力的行为”，Jain（2001）定义腐败为“一种政府官员使用权力以违反游戏规则的方式获取个人好处的行为”，Svensson（2005）把腐败概括为“政府官员为私利滥用职权”，Banerjee et al. （2012）则定义腐败为“官僚或民选的官员为私利破坏规则”的行为。这些腐败的定义表明腐败只是单个官员的行为而与政府的整体规则所不容，腐败的个人利益存在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

以Becker and Stigler（1974）和 Rose-Ackerman（1975）等为代表，大部分关于腐败的理论都建立在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之上，委托人可以是选民或政府的高层官员，代理人则是可以接受贿赂或侵吞公款的单个政府官员。在仁慈的委托人（benevolent principal）观点看来，政府的整体是委托人，具体的官员是代理人，腐败水平取决于管理官员系统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反腐败制度能够对官员的行为提供适当的奖惩，使腐败的期望收益低于清廉行为的收益。高薪养廉制度和对腐败的严刑峻法便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而在关于政府“掠夺之手”的观点看来（Myerson，1993；Shleifer and Vishny，1998；Persson and Tabellini，2002；Besley，2006），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有寻租和腐败的倾向，政府不值得信任，从而才有严重的政府腐败问题存在，因此政府的管理者是代理人角色，而公民大众作为委托人。是否采取民主制度（Ferejohn，1986；Treisman，2000）以及具体的选举制度的差别（Myerson，1993；Ferraz and Finan，2011）则被认为可以影响腐败水平。

（二）腐败本质的经济学实验研究

Abbink et al. （2002）是第一篇对贿赂腐败的本质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实验文献，对后续的腐败实验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作者研究了贿赂腐败中涉及的三方面重要特征：一是行贿者和受贿官员之前存在的信任与互惠关系；二是对其他人产生负的外部性影响；三是这种违法行为面临被惩罚的危险。Abbinket al.（2002）使用了一种叫做“突然死亡”（sudden death）的外生严厉惩罚来刻画腐败面临的惩罚特征，即腐败者有0.3% 的概率被查处，而一旦查处行贿者和受贿者会同时失去所有收益并被逐出后续轮次的实验。该实验结果显示互惠可以帮助建立稳定的贿赂关系，而负外部性没有明显的影响，惩罚的威慑可以显著降低腐败水平。

在Abbink et al.（2002）的基础上，大量经济学实验发展起来以对腐败的微观基础进行研究，如对性别因素（见Frank et al.（2011）的综述）和文化因素（见Banuri and Eckel（2012）的综述）在腐败中的作用引发了大量研究。由于腐败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除了物质利益之外，羞愧、内疚等道德情感的内在动机应该也会具有重要影响（见Abbink and Hennig-Schmidt，2006；Barr and Serra，2009等）。雷震（2013）则通过集体腐败和个体腐败中的行为差异对腐败的本质进行了考察，发现在集体决策中的腐败水平更高，并认为是集体决策的高理性和低心理成本发挥作用。

对于反腐败措施的研究基本是沿着委托代理模型的框架进行的。

Olken（2007），Armantier and Boly（2011），van Veldhuizen（2013）等通过实验将高薪养廉机制对反腐的作用进行了研究。Azfar and Nelson（2007），Barr et al.（2009），Serra（2012）则考察了监督能力在腐败抑制中的作用。其他的一些重要机制如官员的任期轮换（Abbink，2004），信息的作用（Berninghaus et al.，2013），中介方角色（Drugov et al.，2014），不对称责任（Abbink et al.，2014）等都得到了考察。这些研究通常的发现是高的工资，严格的监督和严厉的惩罚可以降低腐败行为，从而认为治理腐败的根本机制在于改变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

（三）作为社会困境问题的腐败

委托代理模型视角下反腐措施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委托人可以担当控制腐败的角色这一基础之上的（Rauch and Evans，2000），但是如果委托人自身同样腐败而并没有去监督和惩罚他人的腐败时委托代理机制就会失效。委托代理理论也无法对历史上以及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呈现的系统性腐败做出解释和提供有力的政策主张。即使在政治代理理论框架下，公民能够执行委托人权力的主要渠道不过是参加选举。但是选举本身并不能对现实中的大量官员施加监督，公民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可以对单个的官员进行监督和惩罚。唯一有效的方式可能只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使现任政府下台，以此来作为对现任政府腐败行为的威胁。这种威胁只是针对现任政府官员整体的一种风险而并不会成为单个官员的委托人控制。因此，委托代理机制在现实中就可能完全失效，不论是政府高层还是公民作为委托人都难以有足够的激励去控制腐败，这在腐败盛行的一些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社会困境问题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分析涉及人类面临的诸如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等重大问题，同时也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分析中，然而却在腐败的文献中鲜有出现。本文首次提出将腐败作为一个社会困境问题，认为腐败的一方面重要本质表现为一群体协调的失败，即在整个群体看来保持清廉是最优决策的情况下，单个成员存在腐败的搭便车激励而可能导致群体的悲剧结果。

一个政府是由一群官员组成的，官员共享来自国家繁荣和良好的政府治理所带来的整体利益。一个政府的运行需要所有官员的合作，这需要他们忠于职责并公正地执行法律。事实上政府作为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对于人类合作秩序的维持扮演核心角色（Baldassarri and Grossman，2011）。政府作为第三方的执行机构为人类的相互合作提供保障，这种惩罚系统本身就作为一种公共产品（Sigmund et al.，2010），因而需要更高程度的合作来保障。由于腐败行为的高收益，对于单个官员来说在腐败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从事腐败总是一件诱人的事情，从而在纳什均衡的结果来看腐败总是单个官员的最优选择，然而这对于官员的总体来说情况则不然。根据腐败的通常定义可以看出这种行为被政府的规则所禁止，腐败不可能是政府总体的策略因为政府本身可以通过税收这一合理途径来提高收入。当一个政府中超过一定比例的官员腐败时，政府就会陷入一系列的困境之中，比如腐败带来的政府声誉的损失会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等。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困境问题的腐败不同于经典的公共物品问题（如Olson， 1965），因为官员们并不需要投入努力到一项合作的任务中，他们的合作来自不去做一件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伤害群体利益的坏事，腐败实际上表现为“公害品”（public bads）。腐败也不同于通常的公共资源问题（如Hardin，1968），因为腐败的成本并非直接由其他的官员承担而是更主要的施加于社会公众。这样在短期其他的官员就没有足够激励去监督和惩罚腐败的官员。腐败问题与其他社会困境问题相比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其涉及利益相关而又分离的两方，即官员和社会公众。本文的基本研究框架同时拓展了腐败和社会困境问题研究的视域。

实验设计与理论预测

为了捕捉腐败社会困境问题的本质，本研究在Abbink et al.（2002）贿赂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为了更全面地考察腐败的本质特征，本研究保留了Abbink et al.（2002）原实验中两方面的重要特征：腐败的信任与互惠本质，以及对他人的负面伤害。为了找到这两方面特征的更充分证据，本研究还通过附加的实验和问卷调查对实验参加者的风险态度、信任、亲社会性、腐败意识等进行了考察。特别的，本实验引入一种特殊的“集体失败”的机制代替了原实验中的外生惩罚机制，这一独特的设计将官员决策的情境从委托代理框架转向社会困境的框架之下，官员角色的动机涉及到整个官员群体的互动博弈。

（一）彩票实验

本研究涉及相互独立的两个实验。实验1为借用Eckel and Grossman（2008）的简单彩票实验，以此来测度实验参加者的风险偏好。参加者需在如下表1的6只彩票中选择一只期望执行的彩票，每只彩票有50%的可能性获得一个较高的收益。彩票实验在每次实验的最开始进行，但是彩票选择的结果要在实验最后才会知道，所以本部分的结果不会影响第2个贿赂实验中的决策行为。

（二）贿赂实验与集体失败

实验2为一个贿赂实验，每次实验由20名参加者组成一个组并随机划分为10个企业和10名政府官员，这种参与者类型在整个实验过程保持不变。其中一个企业和一个政府官员会随机配对，这种配对关系也在实验中保持不变。企业和政府官员进行30轮重复且每轮相互独立的决策。假设企业希望实施一个项目，本项目为企业带来好处但是会给其他企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每一轮，企业都可以选择以一定数额的实验代币（以“点数”表示）贿赂对应的官员以期官员同意实施该项目。如果企业选择不贿赂，则官员直接进入选择是否同意项目实施的决策阶段。

如果企业进行贿赂，可以选择从1到9的点数，这时不论官员是否接受贿赂，企业都需要承担1点的转移成本。如果官员拒绝接受贿赂，除了企业支付的1点转移成本，双方的账户都保持不变。如果官员接受贿赂，则企业的账户中减少相应的点数，而官员的账户则增加贿赂额的3倍。①[①Abbink and Hennig-Schmidt（2006）在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企业要支付转移成本以及官员为什么得到3倍的转移点数。]在进行是否接受贿赂的决策后，官员需选择是否同意企业实施项目。如果官员禁止项目实施，官员和企业的账户都增加36点的保留收入；如果官员同意项目实施，企业的账户增加56点，官员的账户增加33点，同时组内的其他企业的账户会遭受2点的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在Abbink et al.（2002）和Abbink and Hennig-Schmidt（2006）原文献中，同意项目会给所有其他人带来损失，但是这种情况下会存在官员之间的消极互惠行为（negative reciprocity），本研究更改了这一设计以剔除官员之间的消极互惠。具体在本实验中，同意项目只会对其他企业造成损失而其他的官员则不受影响。本设计同样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如企业通过贿赂官员得到不正当竞争的优势就是伤害其他企业的典型例子（Gneezy et al. （2013）的实验就研究了类型的情形）。

特别的，在每一轮中，如果接受贿赂的官员数量超过60%（也就是6名官员），一种“集体失败”的情况就可能发生，发生的可能性为60%。当集体失败时，所有的官员会损失掉全部当轮收入的80%。这一设计体现了腐败的社会困境本质。根据Ostrom（1998）的总结，社会困境是指个体在相互依赖的情形下做出独立决策的情景。实验中所有官员的决策都是独立做出的，但是集体失败的机制将所有官员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样官员在进行决策时，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自身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还需要考虑他人可能的选择和相应整个群体的利益总和。与这一集体失败机制接近的可能要算Milinski et al.（2008）和Tavoni et al.（2011）等发展的“集体风险社会困境”（collective-risk social dilemma）。在这类问题中，人们需要对一个公共的基金贡献以避免可能的严重损失以刻画人类在面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害中的合作行为。腐败的本质与环境恶化类似，实际上表现为“公害品”。这一设计体现当社会腐败程度达到较严重时，就会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而导致群体的严重损失。

（三）理论预测

根据纳什均衡的预测，在一次性博弈中官员永远不会同意执行项目，因为执行项目的收益低于禁止项目（33点<36点）。知道官员一定会背叛，企业的最优策略就是不贿赂，那么唯一的纳什均衡只能是（不贿赂，禁止项目），所有人的每轮收益都是36点。在有限轮次的重复博弈中，根据倒推归纳法，唯一子博弈纳什均衡仍然是企业不贿赂，官员禁止项目。所以贿赂的发生需要企业和官员之间的信任与互惠。在实现中也的确如此，由于腐败的非法性，贿赂双方并不存在可执行的契约关系，贿赂的实现依赖于信任和互惠。既然信任和互惠对腐败的实现如此重要，那么个体的信任水平必然影响腐败水平。为此，我们使用调查问题的方式对个体的信任水平进行了测度并有如下的理论假设：

假设1：信任度高的个体更倾向于进行贿赂并在贿赂时提供更高的数额。

假设企业和政府官员之间可以有效地建立起信任和互惠，企业和官员的最优决策是否就变成（贿赂，接受，同意）了呢？当把所有的官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看出接受任何贿赂的期望收益远小于拒绝贿赂的保留收益36点。因为在高达60%的集体失败风险下，即使当企业提供最高的贿赂额9点时，官员的期望收益为31.2点，且官员接受贿赂但禁止项目时期望收益也仅为32.76点。作为企业的整体同样如此。即使在最优的情况下即只贿赂1点并且官员接受而同意项目，则单个企业的收益为56-1-1-2*9=36点。所以对于不论是官员总体还是企业总体，群体的最优决策仍然是（不贿赂，禁止项目）。然而作为单个的企业或政府官员，如果在他人不腐败的情况下成功腐败，则可以得到远高于保留收益的超额收益。由于在群体成员之间没有可执行的契约保障，那么不论他人的选择是什么，单个个体的最优选择总是腐败。唯一例外的情况是当已有其他5名官员接受贿赂的情况下，这时一个官员的最优选择是不接受贿赂。然而任何官员不可能有其他官员行为的准确信息，只能大概根据对其他人腐败程度的信念进行决策。在实验中群体的理性与个体理性发生冲突，因此我们有如下的假设：

假设2：尽管群体的最优决策是不腐败，但是单个的企业和官员都有搭便车的动机而使群体偏离最优的路径，造成群体的悲剧后果。

由于本实验中腐败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行为，因而越风险偏好的个体应该越容易从事腐败。另外，由于腐败的社会困境本质以及腐败的负外部性，具有利他的亲社会合作性的个体会倾向于不腐败。正如前文论述指出，腐败是一种反向的合作，那么一个在合作情境中越倾向贡献的个体应该在腐败情境中越倾向于清廉。对社会腐败水平或实验中腐败程度具有较高信念判断的个体会对从事腐败具有更低的道德成本而倾向于腐败，对腐败行为持有较高合理性信念的个体也会内在正义化这种行为而倾向于腐败，据此有如下假设：

假设3：越风险偏好的个体越容易腐败；个体的亲社会合作性与腐败程度呈负向关系；腐败程度感受和腐败合理性信念与腐败呈正向关系。

（四）实验过程

本实验全部使用Z-Tree（Fischbacher，2007）软件在电脑上完成。全部的实验共分成6次于2014年4月-5月在浙江大学进行。实验被试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共120名学生参加了实验，每次20人为一组。参加者来自工学、理学、社会科学、文学等广泛的科学领域，并在实验中随机获得身份和角色以确保整个过程的完全匿名。

被试首先在实验操作者的指导下阅读实验说明。本研究的实验说明参照Abbink and Hennig-Schmidt（2006）使用了腐败框架的语言，即指明企业和官员的角色身份，但是没有适用明确的“贿赂”和“腐败”的说法，而是使用了“转移”来代替“贿赂”。为了确保所有被试理解实验的规则和收益情况，所有被试需在学习完实验说明后回答电脑程序给出的8道控制性问题。这些问题测试参加者对企业和官员角色以及收益的理解，使他们明白最大化的收益情况和社会困境的情况。直到所有人都能够正确回答所有问题实验后才可以正式开始，因此可以确保参加者都了解实验的规则。

正式实验中首先进行彩票选择的实验，选择后进入重复30轮的贿赂实验，在贿赂实验结束后参加者可以知道自己的最终收益情况。之后我们需要参加者完成电脑程序提供的调查问卷。每次实验持续大约90分钟，参加者平均得到47元的收入（含5元出场费），其中最低收入为33元，最高收入为64元。实验支付在最后由不参加实验操作的其他助手以现金的方式付给参加者。

实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实验参加者的性别、年龄、政治身份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彩票实验结果和主要问卷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根据彩票实验的结果，被试中超过一半（50.8%）为风险规避者，另外27.5%为风险中性者，21.7%可以划归为风险偏好者。对陌生人信任水平的分布相对均匀，更高比例的人群表现出一定的信任，这与全球价值观调查中表现的中国人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的结论是一致的。比较特殊的现象是我们看到对接受贿赂合理性对应的均值为6.81，更多人表示腐败具有较高的合理性，显示在中国文化信念中对腐败认识的独特性。相对来说对腐败的容忍度则比较低，似乎大家都非常讨厌腐败而又认为其存在合理的成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不论在实验中还是在社会现实中都存在较严重的腐败现象。

图1报告了所有的单个企业在30轮中的平均贿赂额和对应的项目同意率情况。所有的企业都至少在一轮中进行了贿赂，最高的平均贿赂额为8.6点，最低为0.067点，呈现较严重的分化趋势。在官员和企业的配对中有5对从来没有同意过项目实施，而最高的同意频率为100%。通过对零项目实施的5对企业和官员进行微观考察，可以发现导致极低腐败率的特征主要在于没有建立起信任与互惠的关系，只有极少数的个体表现出“铁面无私”的特征。图1表明企业和官员之间存在明显的信任与互惠关系，贿赂的数额越高，官员对项目的同意率也越高。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为r= 0.787（p<0.001）。表3报告了官员对不同贿赂额的反应，可以看出贿赂额越高，官员越倾向于接受贿赂并同意项目执行，而在低贿赂时倾向拒绝接受或接受后禁止项目。

以上的分析是针对总体的情况，由于在没有贿赂时我们不能观察到企业接受贿赂的情况，所以只能在有贿赂条件下观察官员的这种行为。下图描绘了有贿赂条件下所有官员对贿赂接受率和项目同意率的分位点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在有贿赂情况下存在较高的腐败水平，超过90%的官员接受率超过50%。尽管如上述所分析的企业和官员之间存在较强的互惠关系，然而在下图2中接受率和同意率还是存在较明显的差距，显示较大部分官员在接受贿赂的情况下并没有同意项目。图3描绘了三种情况的同意率随时间的演化趋势，可以看出无论是总的同意率，还是有贿赂情况的同意率或在接受贿赂情况下的同意率，在20轮之前都成增长趋势，表明互惠关系随时间得到增强，在最后一些轮次的下降与类似实验的结论一致，解释为随实验结束互惠关系不再存在，背叛成为最优的选择。

实验中70.8%的情况下企业都进行了贿赂，平均贿赂额为3.34点，其中在进行贿赂时的平均贿赂额为4.71点。总体来说贿赂频率较高，贿赂的数额也比较大。从表3也可以看出贿赂额的分布情况，4-6点的贿赂是最通常的。有贿赂情况下的接受率为78.8%而项目同意率为59.3%，而全样本的贿赂接受率和项目同意率则分别为55.8%和44.7%，总体比例都比较高。在接受贿赂条件下的项目同意率为70.6%，显示官员较强的互惠程度，但是仍有接近30%的次数官员背叛了企业的信任。考虑到腐败的重要本质在于官员与企业在相互获取好处时对他人造成了损害，因此以同时接受贿赂并同意项目来作为社会腐败水平的度量较为合适，而这一比例为39.4%。

（二）计量分析

在贿赂博弈中，涉及三个阶段的重要决策，即企业的贿赂选择，官员对贿赂是否接受的选择，以及官员是否同意项目实施的决定。本部分依次对这三方面决策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企业的贿赂决策。由于只有在企业选择了贿赂时，我们才可以对贿赂的数额进行观测，所以实际企业的贿赂是一个两阶段的决策。本研究使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对企业的贿赂行为进行分析。为了控制在同一组中的个体在30轮重复实验中进行重复选择的效应，本研究使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并以组作为聚类变量。在第一阶段，以企业是否提供贿赂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随机效应Probit模型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回归。在第二阶段，以企业提供多少数额的贿赂为被解释变量，使用随机效应Tobit模型进行估计。解释变量包括实验参加者的性别、年龄、学生干部经历、信任水平（不信任）、社会腐败感受、风险态度、亲社会合作性、以及时间趋势（轮次）、专业、政治身份等。在重复博弈中，企业的决策受到上一轮次官员行为反馈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在回归中同时包括了官员上轮是否同意的行为。回归的结果见表4。

回归结果显示，学生的专业对贿赂行为的影响总体并不显著，在此出于篇幅考虑略去。年龄的影响比较显著，随年龄增长越不倾向于进行贿赂并在进行贿赂时给出更高的数额。男性相对女生较少进行贿赂但并不显著，在贿赂时男性显著给出更高的数额。学生干部的经历对贿赂决策的影响则为非显著的正方向，对贿赂数额的影响则显著为正。被试对社会腐败水平的感受与在实验中的贿赂行为高度相关，认为现实社会腐败比较严重的被试更频繁地给出贿赂并提供更高的贿赂额。亲社会合作性对贿赂选择的影响为非显著的负数，对贿赂额的影响显著为正。风险偏好的影响则出乎实验设计者的预料，高风险偏好的个体却表现显著的较低贿赂倾向，对贿赂数额的影响则是正常的显著为正。可能贿赂的数额对风险更为敏感。随着实验轮次的重复进行，被试贿赂的频率有减低的趋势，而贿赂额有增高的趋势。毫无意外的，上一次官员是否同意项目实施对当轮的贿赂决策具有高度显著的影响。

我们进一步来分析政府官员的决策行为。由于只有当企业提供了贿赂时，官员才可以进行是否接受的决策，所以只能分析在有贿赂提供条件下官员的接受贿赂行为。本研究使用面板随机效应Probit回归分析政府官员进行接收贿赂选择的决定因素。表5报告了回归的结果，其中第一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在企业提供贿赂的条件下官员是否接受贿赂的行为决策，第二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提供贿赂的条件下官员是否同意项目实施的行为决策，第三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官员选择接受贿赂条件下是否同意项目实施的行为决策。由于社会困境的存在，官员对其他官员腐败程度的信念必然会对其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为此在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官员对实验中腐败水平的信念（实验腐败感受），以及关于接受贿赂行为合理性的信念（Corruption justifiable）。集体失败的发生也会对官员的行为有较明显冲击，我们加入了上一期是否发生集体失败的变量（上期集体失败）。

在表5中可以发现，贿赂的数额（贿赂额）不论对于官员的接受行为还是项目同意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支持先前的信任与互惠关系的结论。贿赂额的平方项的系数则为显著的负值，表明增加贿赂额对官员行为的影响效力是边际递减的。上一期的贿赂额对当期接受贿赂行为的影响为负，而对同意项目行为的影响为正。上一期发生集体失败使官员在下一期更倾向于接受贿赂但是不同意项目。在接受贿赂情况下集体失败对项目同意的影响为显著的负值，说明集体失败增加了官员对企业信任的背叛。可以发现男性显著的比女性更加腐败，这与大量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同样可以发现个体感受的其他官员腐败程度越严重，则其越倾向于接受贿赂。随着轮次增加，企业越倾向于不接受贿赂但是倾向于同意项目执行，显示官员的互惠程度得到提高，但是集体失败的发生导致总体上有降低受贿的倾向。

（三）清官淘汰制与腐败的悲剧

在实验中涉及的180次群体决策中，高达超过95次接受贿赂的官员数量超过了发生集体失败的临界值，并在实际中发生64次集体失败，发生率超过35%。可见实际发生的腐败程度非常之高。那么企业和官员是否在腐败行为中得到好处？从表6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贿赂实验中平均每轮的收益为33.31点，低于36点的无腐败保留收益，其中高达65%的企业收益低于36点。政府官员在贿赂实验中平均每轮的收益为30.58点，比企业的收益更低，并远低于无腐败的保留收益（36点），其中高达95%的官员收益低于36点，只有3名官员的收益高于36点。这一结论证实了腐败的悲剧后果，即个人的理性为了获得好处而腐败，结果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使整个群体的收益低于无腐败的情况。

在本实验中，正如在假说2中分析到的，存在两个机制产生的负外部性导致群体陷入腐败的困境，首先企业和官员贿赂交易的达成对其他企业直接造成损失，导致企业整体仅在最优的情况下（贿赂1点）行贿与不行贿的期望收益等同，其次是高概率的集体失败的发生导致官员整体面临较低的期望收益。群体的最优决策应该是无腐败，然而社会困境的本质导致群体陷入悲剧性的腐败陷阱之中。

以上的回归分析表明，贿赂的频率随时间减少，而贿赂额随时间逐渐提高，显示官员日益贪婪。尽管贿赂的接受率随时间有一定降低的趋势，但是项目的同意率随时间不断提升，贿赂的互惠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尽管腐败总体上造成了社会福利的下降，然而自然趋势并没有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而是导致其日益盛行。图4清晰地展示了官员的腐败比例随时间的演化情况。可以看出平均的贿赂额和接受贿赂并同意项目的官员比例在第1期到第6期都快速稳步增长，之后稳定于较高的水平并在波动中增长。在平均每组的10名官员中，初始第一期只有约2人腐败（接受贿赂并同意项目），在第6期后平均超过 4人腐败，在第28期达到最高的超过5人腐败，社会腐败水平随时间日益提高，呈现出“清官淘汰制”。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实验的方法首次在社会困境的视角下研究了腐败行为，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追求个体自利的腐败行为最终会导致群体陷入“腐败的悲剧”，即群体腐败的平均收益低于无腐败情况的保留收益。在现实中也不难发现，长期来说腐败导致不论是官员群体还是社会公众的收益都低于无腐败的情况，这与腐败阻碍经济发展的事实相一致。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家和政府都为打击腐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总是收效甚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腐败行为具有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冲突的社会困境本质。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朝代兴衰中，腐败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政治比较清明，而到后期则发展为流行性腐败，纵使中央王朝花费巨大努力治理亦因积重难返而无功，最终不免走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周期律。一个王朝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清官淘汰制”的特征。由于腐败的社会困境性质，贪官在政府中扮演了搭便车的角色，获得个人的好处而使清官同时承担腐败的成本。在王朝初期，由于政权尚未稳固因而统治阶层有较强的维护政府声誉的意识。另外他们知道前一个王朝是如何灭亡的，开国元勋们在战争中建立了较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相互了解，因而较容易达成合作的共识从而保持清廉并对皇帝保持忠诚，以共同建立一个伟大的王朝。然而随着王朝的统治随时间得到巩固，官僚系统的规模逐渐膨胀，单个官员很难感受到自身对王朝的整体利益有多大的责任，因而搭便车的腐败行为就日益具有诱惑力。当腐败现象到王朝的末期开始泛滥之时，即使大家知道王朝面临奔溃的危险仍然没有人有激励去保持清廉，因为官员全体之间的协调已经完全失灵。

由于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府基本都是由政党掌管的，强调政党的整体利益以使单个官员的行为与政党利益保持一致对反腐败应具有重要意义。如中国共产党在对党员的筛选和管理中强调党员对党和国家忠诚，以及通过教育党员腐败对本党利益的损害并党内利用纪委体制进行反腐败操作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另外，在具体的基层政府单位或组织机构中，都存在一定群体官员或管理者的集体利益，腐败的社会困境和悲剧结果会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腐败研究和反腐败政策探讨。

作者介绍

姜树广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

陈叶烽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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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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