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形象日益回歸普通「人」，而就不再是「洋人」

西洋人的形象在上海的小說中越來越日常化、多樣化，他們被關注的原因和重心不再是「洋」人這一身份本身，而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文化心理等等，換句話說，他們不再只是「洋人」，他們終於回歸普通「人」的行列。

在美國人霍塞看來，統治上海這座城市的並不是中外的官員，而是「大班」或「上海先生」——也就是最先來到上海經商的西方商人們。他在《出賣上海灘》中詳細記敘了「上海先生們」光榮的冒險史和他們最終在戰火和政治格局的改變下不得不退出這座城市的結局。

但對於中國人來說，洋商並不是敢於冒險的英雄，他們只是藉助強勢進入這個國家，並想盡一切辦法來賺取利潤，「惟利是圖」成為他們大多數人身上的標籤。事實上，正是在鴉片戰爭之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中，上海被規定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而從此對西方敞開大門，而洋商在中國所能獲得的最大利潤，無疑也來自鴉片這一充滿罪惡的交易，因此，洋商在中國的形象可想而知。首先，他們是強勢的，居高臨下，且利用這種身份巧取豪奪；其次，他們在面對中國人時傲慢無禮，哪怕是面對官員；再次，他們在中國的生活奢華而無節制，並享有大量特權。這一切在當時的小說中都有所展現。

因為職業的關係，大小洋商在日常生活中大概是和中國人交往最多的西方人，在一系列的官場小說中，洋商的形象至少有一個類似點，即利用中國官府的「懼洋」心理，欺壓中國百姓，尋求最大利益。當然，此類小說與其說在批判洋商，莫如說在諷刺中國官吏的無能黑暗，洋商在這些小說中既沒有名字，更不存在性格描寫，更像是一個「符號」。如《官場現形記》中，有一個治下極嚴的制台，面對洋人卻惟命是從。他治下發生兩起「涉外」案件：一是一個洋人從中國人手裡買地辦玻璃公司，卻被騙了；一是洋人負責討債，逼死了一中國人，引起眾怒。而制台的處理原則是：「洋人開公司，等他來開；洋人來討帳，隨他來討。總之，在我手裡，決計不肯為了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

在展現洋商形象的小說中，《海上繁華夢》是比較特別的一本。在《海上繁華夢》中，最先登場的洋商是大拉斯，小說中描寫他「年紀約三十左右，雖是個外國人，講得好一口中國話，一樣叫局搳拳。」大拉斯混跡於一群中國人之間，其行事方式、生活習慣似乎並無多少不同，打麻將、叫局、甚至用中國話開玩笑，無一不會，只有偶爾從口中蹦出的「佛哩孤得」，提醒讀者這是一個外國人。大拉斯和一般中國的浪蕩子弟混在一起，結局是由於生活放蕩，被國內的上司解僱歸國。其在小說中的功能其實和他過從甚密的敗家子弟沒有多大區別——警醒讀者而已。不過，作為洋商的大拉斯在這個小社交圈中的頻繁亮相，倒確實渲染出上海這座城市特有洋場氛圍：洋商和普通中國人的密切交往只有在這裡可能實現。

《海上繁華夢》的下部，登場的是另外兩個洋商：麥南和富羅，麥南替自己的兩個中國朋友打抱不平，答應為在賭場上被騙的他們討回公道，也由於他的洋人身份，官場對他代稟的這一案件相對重視。另外一個富羅，頭次出場便是喝醉狀態，此後更藉助麥南之口，說出他的酒性不好，經常喝醉鬧事。富羅又結識了假洋人「賈維新」，從此兩人常常結伴出入青樓，每每生事，打妓女、摔東西、嘔吐……在小說中是典型的反面角色：「一來他脾氣不好，動不動要亂撒酒風，二來他自從認得了賈維新，學了許多壞處，吃酒只花下腳，節上邊沒有酒錢，局帳更是不必說了，一齊多寫入漂字型大小里。人家見他是個洋人，當面只是沒奈何他，背後卻咒罵得個不可收拾。」

這類洋商形象的出現，其實已經將洋商納入到上海的日常城市生活之中，他們在小說中的不同行為舉止或嚴謹、或放蕩、或小心、或滋事，其不同面相的呈現已經使得他們的性格不再是用「洋商」這一單一標籤所能概括，這是否也說明，西洋人的形象在脫離了最初的「奇」之後（強調中西之別），已經進入到可以被「平視」的更豐富的階段呢？綜觀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上海小說中的洋人形象，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不單單是洋商如此，總的說來，西洋人的形象在上海的小說中越來越日常化、多樣化，他們被關注的原因和重心不再是「洋」人這一身份本身，而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文化心理等等，換句話說，他們不再只是「洋人」，他們終於回歸普通「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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