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一幅照片一座橋，使我的攝影觀念由反映現實向推動現實轉變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龍馬公社茶山洞鄉山民出山途中（1993年9月23日攝）。
上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正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也正是這段時期，我於而立之年跨入新聞行列。如今，我已步入不惑之年，儘管歲月匆匆，逝水流年，但用鏡頭凝固的那些瞬間卻永遠銘刻於心。
也正是那段時期，我對鏡頭的認識也變了。
攝影，不僅能客觀真實地紀錄社會、反映生活，更重要的，它可以用來改變生活，服務百姓。
1992年秋，我從湖北省原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農校教學崗位調入鄂西報社，經過在政宣部一年的編輯工作後，被調整到攝影部做記者。也就是這個時候，在一個偏遠地方的村寨，因我的一組新聞照片登上了人民日報等報刊，為那裡修建了一座橋，進而修通了那裡的進山公路。
於是，一幅照片一座橋的故事在土家山寨、在鄂西新聞界傳為佳話。
那是1993年9月23日，我在恩施市龍馬區採訪時，了解到該區茶山洞鄉至今不通公路，全鄉1700多人，出山只有一條險象環生的崎嶇山道。尤其是在一個叫手爬岩的路段，山民外出，一年四季均需趟水過河。一旦下雨或山洪暴發，山民難以出山，學生無法上學，行人被山洪捲走的慘劇時有發生。
聽到這些，我心有戚戚，眼前彷彿有著無數個山裡人在訴說哀嘆。當時我雖然已跑了兩個鄉，每天爬山近百公里，但出於道義和職業敏感，我當即決定到現場採訪。
9月26日清晨，在時任區委辦公室主任王光燈的陪同下，我踏上了前往手爬岩的羊腸小道。大約10點多鐘，我們便來到了手爬岩河邊。這時只見幾位農民抬著一頭肥豬準備過河。我趕緊過去與他們攀談。幾位老鄉最初以為我們是「遊山玩水」的遊客，愛搭不理。於是，我便主動說明我的身份，是專門來採訪他們出山難的。一聽此話，一位叫劉華德的農民乾脆一屁股坐到河灘邊，大聲說：「後邊還有一班人抬豬的呢。」
接著，他向我道出一些肺腑之言。他說，眼下國家有困難，修公路一時恐怕不可能，但我們希望在這裡修座便橋，免得我們過河時擔驚受怕。不一會兒，另一班人抬著肥豬過河時，那場面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端起相機迅速裝上馬達,掏出僅有的兩卷黑白快片，一口氣拍完了一個卷。當時我已忘了我們攝影部3名記者全年只有2500元業務經費家底，再次裝上一卷，邊跑邊拍。
當翻過一個個山包時我回過頭，後面抬豬的人群隱約可見，前景中那兩位老人辛勞、埋怨與企盼的神態，再一次震撼了我。童年時代，肩挑背馱掙油鹽錢的經歷，歷歷在目。眼前寫在老人臉上的神態本身就是一幅深情的畫。我要讓這幾位老人們的神態凝固在畫面中，一口氣，又拍完了一個卷——這也是我走馬上任攝影部主任以來第一次這樣「瀟洒」，或者說奢侈吧。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龍馬公社茶山洞鄉農民抬豬過河（1993年9月23日攝）。
回到編輯部，我急忙沖洗膠捲，選出一張比較滿意的照片，在總編輯吳光明和群工部的支持下，在鄂西報上及時發表。幾天後，湖北日報、經濟日報、中國攝影報、人民日報等報刊也以《路在何方》為標題，分別在頭版和來信版刊登了這組照片，並引起強烈反響。
恩施自治州交通局在報紙上見到這幅照片後，立即與市交通局聯繫，將通往茶山的公路作為「以工代賑」項目上報到湖北省有關部門。在公路一時難以修通的情況下，恩施市交通局局長劉志貴深入現場勘測，決定擠出1萬元資金，資助這個區鄉在此路段修建便民橋。當時的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也看到了有關報道，並要求湖北省計委予以關照。這樣，湖北省計委和恩施市交通局先後共撥專款72萬元，不僅在手爬岩路段修建了一座便民橋，結束了茶山人祖祖輩輩出山趟水過河的歷史，而且還修通了龍馬集鎮至茶山洞的公路。
從前手爬岩，今有便民橋（1994年2月攝）4-4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龍馬公社茶山洞鄉山民義務參加修公路（1994年攝）。
當年底，也就是農曆1994年春節前夕，當我再次來到茶山洞鄉手爬岩路段時，只見一座新型的石拱橋已橫跨手爬岩河道兩岸。這次，我又拍到了一幅農民趕年貨歸來喜過新橋的照片，分別刊登在1994年2月26日人民日報和1994年2月24日湖北經濟報等報刊上。這組照片獲得當年人民日報「耳聞目睹」新聞攝影一等獎；在第十三屆中國優秀新聞攝影作品評選獲得優秀獎和第六屆中國地市州盟報新聞攝影作品評選中二等獎；在1993年度的湖北新聞獎中獲得二等獎。
1993年底，當地農民積极參与義務投工投勞，修建茶山洞 鄉的公路（新華社發）。
後來，茶山洞鄉所在的龍馬區委、區公所寫信向報社致謝，感謝報紙反映了山區群眾的疾苦。當我再一次到這個偏僻的山鄉採訪時，備嘗趟水過河之苦的茶山洞農民聽說給他們行路難照相的那個記者又來了，爭著跟我打招呼，有的甚至拉著我的手，稱我為「恩人」——其實，我也該感謝他們，這是我職業生涯的最大嘉獎，也是我新聞理想的一個真實驗證。
（原載2008年09月《中國公路》、《中國記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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