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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原:我的一輩子走在窄路上,這沒什麼不好

文·馬原

命運之門

門和路有確鑿的定義。命題上的門和路當然不是慣常的概念。有一本書我喜歡了一輩子,《窄門》,是紀德的小說。紀德是我的偶像,是小說歷史上的巨人。這個書名也是他從《聖經》上借來的,原文是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我之所以把紀德的命題前面加上了路,窄路,是為了把原本扁平的命題立體化。一個人面對一扇門,那個瞬間更像一個切片,一個斷面的景象,一次饒有意味的定格。

相對於門,路有了第三個維度,我們甚至可以把路想像成一個有厚度的門。莫扎特的人生同樣可以是一扇門,一個有39年厚度的門。這麼說聽起來拗口,細想之下叫門比叫路更有局限。路的概念已經包含了全過程,門則是過程關鍵節點的剖面而已。

進入標題的門和路已經帶上形而上意味,成為象徵。所有成為象徵的東西都不再是它自己,一種約定俗成。

但凡說到命運,話題總會顯得沉重。也許是貝多芬的同名交響樂在背後起了強烈的暗示作用。然而命運總是個有趣的話題,這個話題總會有玄機,有不可窮盡的想像空間,有與我們每一個個體相關聯的觸角,總會把我們每一個人網羅其中。今天的話題範圍很小,盡在一個我之內。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我都是一個具體而微的話題,是個案,是個可以拿出來與普通和一般做比照的參照物。

歷史流水賬

就從13歲開始。13歲是1966年。1966年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13歲上初中,上了初中才可以走進那一段特殊的歷史。那也是一個歷史的約定,中學生可以,小學生不可以。別問我可以什麼不可以什麼,那是個秘密,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是一個盡人皆知的秘密。參與其中的有從初中到高中到大學到研究生所有的在讀學生,也包括他們的老師。後來包括了全數成年國民。

那條路不能說是窄路,甚至可以反過來說,是陽關大道。那時候有一首絕對流行的歌,叫《我們走在大路上》。那首歌也是國人當時心情的寫照。

之後的路開始窄了一些,1969年,因為到了人生的另一個節點,第一個真正有意義的節點。畢業。面臨就業。那時候的中國孩子分為兩撥,主流的那撥不提,我們這一撥被稱之為「可以教育好子女」,都是家長和祖先造了孽。主流的那一撥留在城裡就業,我們這一撥被發配到農村,史稱「知青」。陽關大道就此變窄。這個窄也不是真窄,相對窄了一些而已。據後來的統計,知青群落大約八千萬,比這個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還多。有八千萬人同行,那條路上沒有人會寂寞。

回到我的少年。學習不是孩子們的主業,父輩忙著搞運動,孩子自己在完全沒學習壓力的自由狀態下長大。比之今天的孩子,我們太輕鬆了,也因此太自由太率性。我為有那樣的少年時代而慶幸。

自由自在的日子有一個好處,沒有老師和父母親的管束使孩子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樂趣,對自由支配的時間做出自己的選擇和安排。我兒時最大的樂趣是讀書,借用學校的說法是讀課外書。距我家百米之內有一幢淺咖啡色小樓,錦州鐵路圖書館,七個大字是一個落款郭沫若的人題的。據說姓郭的是個大才子大詩人,學貫古今。這個圖書館在當時的錦州城是唯一一個掛了牌子的圖書館。這間圖書館是我的大幸運,除了我喜歡書,圖書館的老館長還是我家鄰居,爸爸的老同事。我成年以後才知道,老館長是了不起的書法家篆刻家,他的關門弟子王丹是今天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正是由於少小時頻繁出入錦州鐵路圖書館那道窄門,我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當知青那段日子對我日後的職業選擇至關重要。我1970年下鄉,1971年開始寫小說。我至今還記得第一篇小說寫的是「偷青」。莊稼在收割之前統稱為青苗,鄉下種地有一個專門的工種叫「看青」,看護青苗的簡稱。將熟的莊稼怕偷,需要有專門看護。看青的當然是村寨里的人,偷青的也是村寨里的人,彼此間抬頭不見低頭見都是鄉親,自然會生出許多勾打連環的故事。這篇寫偷青故事的小說是我這一生窄路的開端。但我當時還懵懂,全無覺察。

1974年是下一個節點,我離開農村進瀋陽當了學生。當時對自己選擇專業很懵,完全不懂,糊裡糊塗報考了父母親所在的鐵路系統,選擇的專業是機械製造。我進錯門了。那個時代的慣性是個人服從國家,學習專業的選擇意味著一生的職業方向,我糊裡糊塗就定了自己一生的職業方向。日後想想都覺得可怕。

瀋陽是東北最大的都市,大都市的好處會讓一個孩子長見識。我在一所很小的中專里見到了比這所學校還大的圖書館。它不屬於我的學校,它屬於一個更大的學校,遼寧大學,是我的學校的緊鄰,只一條小馬路之隔。

說來有趣,我在一所中等技術學校里瘋狂的迷上了語文課,我是語文老師最喜歡的學生。我的主課是力學,高等數學,金屬材料學,熱處理學,工藝流程學。我個人的主攻方向卻是小說。而且我在學校里很出名,既非因為寫小說,也非因為學業出色,而是因為運動。我是校足球隊主力,校籃球隊主力,校田徑隊投擲項目主力。我的人生之路開始畸形。畢業的那一年我23歲,那也是通常大學本科的畢業年齡,而我只是個中專生。

遼大圖書館是我中專生涯的主要課堂。我學會了帶一個空書包到閱覽室佔座位,我在圖書館閱覽室不是閱覽,而是寫小說。我有個壞毛病,雖然讀一輩子書,但是沒有一本書是坐在椅子上讀完的。我讀書一定要躺著,一定要藉助床頭燈,所以讀書都是在寢室床上。閱覽室座位是單個椅子,但是桌子是長桌,許多個學生共用的可以對面對坐的長桌。我那時就知道,閱覽室的作用不只是閱覽,也是研習和寫作的場所。許多學生的情形與我相似,一直在埋頭奮筆。因為我寫的是小說,便也以為別人大概寫的也是小說。那個年齡就是以己度人的年齡。

那一段日子我面臨了人生的兩個艱難的抉擇。我自小讀書的方向是民間故事,是小說,是虛構的文本。我對理性分析批判一類的文字向來缺乏興趣。後來我逐漸明晰了自己的方向,形而上,抽象和絕對。

舉一個著名的例子,學貫古今的大學者范文瀾在他名滿天下的《中國通史簡編》里提到莊子最為著名的篇什。

《莊子》載一段故事,說,子貢路見種菜老人抱瓮入井,汲水灌園。用力多,見功少。子貢勸他用桔槔。老人憤怒道:誰不曉得那個東西,我不能無恥到用桔槔的地步。這個種菜老人未必實有,不過是道家虛構的有道人物,對這種人物的崇尚,正說明道家思想的反動。

范文瀾是百分百的唯物論者。他學問大毋庸置疑,但他對這段充滿大智慧文字的理解只達到幼稚園水準。我理解問題一定出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有了機械就會做機巧之事;做機巧之事就會生機巧之心;有了機巧之心,心裡就污了;心污了則神不寧;心神不定則會被道所拋棄。我是種田人,怎麼會不知道水車呢?我只是不屑於用它而已。

莊子的偉大在於高瞻遠矚,他在技術的萌芽之初已經預見到技術對人心的浸潤和荼毒,他預言了技術有害論。今天的現實更證實了技術是人對待自然的屠刀,是自然不共戴天的死敵。如此深邃的思想,竟讓大學者大史家做出如此可笑的理解。

75,76兩年是我人生的關鍵十字路口,兩個抉擇將我一生的道路限定的死死的。回頭一望整整四十年。

我在我一輩人中算是格外幸運的。我那一代人大多沒讀過什麼書,我讀了中專,又上了大學。從讀書這條路一直走到今天,我的一輩子也是地道的讀書人的一輩子。

中專畢業後兩年,我又讀了大學,修訂了當年草率選擇的錯的職業方向,遼寧大學中文系。大學的最後一年我的小說開始發表,見諸各家文學雜誌。我成了小說家。這個回合我已經解決了腦袋裡和心裡的迷惘,明確為自己選擇了更少人會選擇的生路。我在畢業的當口去了西藏。

先前的窄路在腦袋裡,日後的窄路則是在腳下。

去西藏之前,幾家瀋陽當地媒體來採訪,我不想順著媒體的思路說他們愛聽的話,我說我去西藏不是支邊,是想走的遠一點。我在瀋陽,從地圖上看西藏是我所能去的最遠的地方,其次是新疆。我當時很執拗,我不會選擇其次。

西藏是我的福地。莫言在30年前就說過,去西藏是你馬原的幸運。西藏7年讓我廓清了許多疑難問題,諸如信仰,諸如神學,諸如宗教,諸如小說的究竟,諸如藝術的究竟,諸如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

西藏令我最終以小說家安身立命,定格成小說家馬原。我的寫作方向寫作方式有了個人風格,高原獨有的地貌風俗歷史煉就了我的肝膽,我有了一顆大心臟,生理上這些變化令我對任何磨難都不以為然。

1986年的《收穫》雜誌有一部小說叫《虛構》,開宗明義第一句,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我的故事都有一點聳人聽聞。

1989年是我生命的又一個節點,我離開西藏。離開西藏的一個嚴重後果則從次年開始顯現,小說驟然減少,再次年徹底停頓。我就此也離開了小說。小說家馬原與80年代如火如荼的小說浪潮幾乎同時間偃旗息鼓。

一個小說家不寫小說了,他還能幹什麼?我做過專業作家(卻沒寫出過一部文學作品),做過電視紀錄片(從未有機會在公共平台播出),做過電視劇話劇編劇(沒有一部電視劇投拍),做過電影導演(沒有公映),做過大學老師(沒有教授職稱的教授),做過教育管理(系主任,後又主動辭任)。履歷的最後一站是生病休養直至退休。從結果上看,至今除了失敗還是失敗,人生可謂一連串失敗。

所謂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是也。

窄路的背後

少小選擇文學並非是錯,左右張望一下,做文學的同行大多燦爛輝煌且功成名就。最光芒四射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還有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一個名至巔峰,一個位及一品,且兩位都比我年少。

文學這個行當雖則難成巨富,仍然可以名滿天下。我那一代同行中一直在寫的,幾乎全數成了省主席副主席,人人龍冠鳳披加身,拿獎拿到手軟,都是當地的泰山北斗人中麟鳳。可見這個行當尚可為,行當本身也還不錯。

有道: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這話太過苛刻,會逼死太多的人。於是又有新道:人比人得活著,貨比貨得留著。我是新道的擁躉,原由是新道給了一條生路。

生路儘管是活路,還是很窄。因為人與人的不同是通過比來呈現的,比,意味著殘酷的角逐。相比之時高下立斷,人和人的差別盡在於此。比需要標準,中國的標準系統很規範。一套是名,以獲獎的方式去比。一套是利,以拿錢的方式去比。最火的作家是拿錢最多收入最高的作家,最牛的作家是獲獎規格最高次數最多的作家。

規範的評比系統一定是公平的,所以由評比系統產生的名次也一定是公平的。中國的文學獎與其它領域的評獎相類似,這也是基於公平的原則,獎項至上而下有國家級,有省級,有市級,有縣級。與獎項級別相關的是文學職業級別的升遷排次,得國家級獎可考慮擔任省級正副主席,得省級獎可考慮擔任市級正副主席,如此下推,保證絕對公平。

相比同行,尤其是同齡同行,老夫甚感慚愧。一生在寫,進步甚微,60歲之前甚至沒拿過一個縣級獎,因此沒混到哪怕鄉鎮級的副主席,慚愧慚愧,慚愧死了。嗚呼!

如上的話集中在文學這個行當。其實這個行當本身也是窄路窄門,偌大人群,真正關心文學的少之又少。我今天所在的是雲南勐海縣,三十幾萬人口,在全國排倒數行列。這麼小的一個縣,從事文學的人口肯定沒有一個農貿市場一天的流動人口多,不是窄路窄門又是什麼?

窄路在漢語里有另一個說辭,歧途。所有進窄門的莫不是誤入歧途。我這裡說的是我們這個行當,不是說我。我的大兒子在歐洲凡十幾年,目前回國面臨擇業。他喜小說,也已經出了兩個長篇。徵求我的意見,我還是不贊成他弄文學。一個現實顯而易見,寫小說養不活自己,我擔心我熬不到看他自食其力的年齡。

畢竟生計是人生排第一的大事情,以小說做生計方向太不靠譜了。

屬於我的窄門

文學的門已經很窄,十萬個人里也未必有一人選擇文學。我在文學中又選擇了更窄的方向,虛構,形而上,位移,絕對,混沌。所以我的路還要窄,以至於寫了四十年仍然混不上一個最低級別的獎項。

於個人的生命及其意趣,少有人關心未必是壞事。沒有人欣賞仍然有自得其樂,文學最大的好處也在於此。我說過,以虛構為職業其實是在無中生有,這個生很要緊,因為它等同與創造。創造的樂趣不需要我論證。

縱然從結果上,我的人生很像是一個經典的失敗者的人生,充滿了一連串的失敗。但我又似乎毫不沮喪,一生自得其樂。我自想很阿Q,而且臉皮很厚。我從不覺得我活得不好,也從不為比不上別人而自慚形穢。相反,我很自戀,我對自己的人生相當滿意,畢竟我有許多我獨有的而別人沒有的東西。

馬原自畫像

比如患了重疾,我可以選擇不醫不葯。我從醫院逃出來,從此與醫院永遠告別。你有嗎?

比如我可以罵金錢是王八蛋,罵名利是勢利鬼。我以我一生的作為證明,我的罵不是矯情。你有嗎?

比如我有一個私人的鐘樓,有一座來自異邦的鎏金大鐘。我想敲鐘既不必看時間,也不必求得誰的許可,想敲就敲,想敲幾下就敲幾下。我喜歡聽鐘聲在山谷回蕩。你有嗎?

比如中國的文人都把陶淵明當楷模,把桃花源當理想之地。我自己就有陶淵明一樣的生活,桃花源一樣的家。你有嗎?

比如許多哲人都對自由一論再論,以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沒有錢,沒有獎,沒有官,我除了自由一無所有。我的時間完全由自己支配,我的讀書我的思想沒有誰限制和規定,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我不受制於任何力量,除了天。我的生活生命是對自由概念的準確詮釋。你有嗎?

比如我有一泓屬於自己家庭的山泉,居大山之上,絕對乾淨,杜絕任何意義的人為污染。我的山泉水除了吃喝泡腳洗濯,還可以養鵝養魚。你有嗎?

比如我有終年完全不需要空調風扇和取暖的溫度,可以讓皮膚這個人身體上最大的器官永遠處在舒服狀態,你有嗎?

比如我有絕對乾淨的水和空氣,雲朵隨時從院子里掠過,終日雞犬之聲相聞。你有嗎?

是的,我沒有獲獎記錄,沒有官職,沒有榮譽加身,也沒有錢。比這些,我唯有慚愧,但是我說這話的時候沒有悔意,一絲一毫的悔意也沒有。我不跟你們比我沒有的東西,我比你們沒有的東西。

看看,阿Q是不是很懂得自得其樂?俗語說有所失必有所得,是一句至理名言。我敢說我深諳其道。一直以來我奉行的都是平衡的原則,平衡是存在的基礎,所有的存在,從天體宇宙到微觀世界莫不如是。阿Q是天地之間的平衡大師,我從阿Q那裡窺到了平衡的奧秘。

我的一輩子走在窄路上。我對我說,窄路窄門沒什麼不好,你該慶幸你因此獲得了平衡的能力。走在陽關大道上的得到他所要的東西,你得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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