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孤》：探尋中華文化精魂不滅的奧秘
《百年不孤》：探尋中華文化精魂不滅的奧秘
劉起林
在陶少鴻近40年的創作生涯中，長篇小說《大地芬芳》和《百年不孤》均致力於探尋20世紀中國鄉野民間的人生範式與命運狀態，《大地芬芳》描述了農耕人生以生兒育女、發家致富為目標的物質性生存，《百年不孤》則展現了鄉賢人物以樂善好施、行善積德為核心特徵的精神人格。這兩部作品的意義建構具有鮮明的互文性特徵，共同體現了陶少鴻小說創作的審美境界與藝術標高。
長篇小說《百年不孤》（湖南文藝出版社，2017年出版）聚焦現代中國的鄉賢文化生態，在審視20世紀中國歷史風雨與鄉土人生的基礎上建構起了這一思想主題。所以，我們也需要將其放到「百年反思」小說的文學史序列中來考察，理解和定位才有可能更為清晰而準確。包括《古船》、《白鹿原》等文學經典在內的「百年反思」小說作品繁多，既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套路」和「成規」。在這種基礎和背景之上，《百年不孤》顯示出以下幾方面的突破與創新性。
首先，《百年不孤》的審美重心不再是藉助傳統文化來批判20世紀中國的歷史誤區，而是通過展示世紀性歷史風雨中的個人命運，來探究中華文化精魂不滅的奧秘及其獨特的存在規律。
大量的「百年反思」小說存在一條基本思路，就是進行20世紀中國的悲劇命運陳述、宏觀歷史批判和文化破壞力展示，其中鮮明地體現出一種以文化敘事批判階級敘事的敘事套路。《百年不孤》並未迴避這些沉重的歷史內涵，作品的審美重心卻發生了巨大的轉移。作者通過描述岑勵畲、岑國仁父子的人生命運和精神堅守，以沉靜從容的藝術風度展現出，雖然「鄉賢」作為一個階層在20世紀中國正逐漸消亡，但德與善的文化精神在鄉村社會中仍然靜水流深、影響廣泛，就像蒼茫大海上的一盞燈、凄風苦雨中的一爐火，穩定著鄉民的人性、溫暖著百姓的人心。《百年不孤》的這種藝術呈現表現出一種根本的審美精神，就是探尋歷史風浪與世事滄桑所難以撼動的中華文化的堅硬內核，闡發民族文化優良基因在歷史巨變中存在和延續的可能性、必然性，揭示中華文化穿越20世紀百年風雨的磨難與打擊，還有哪些精神基因與價值元素未曾被改變，仍然保持著生命活力與歷史意義，總而言之，作者實際上是在致力於探尋中華文化精魂不滅的奧秘。
其次，《百年不孤》以歷史與文化演進的「南方境界」為基礎，既展現出以儒家德善文化為價值內核的鄉土精神在紛亂時勢中堅守的歷史形態，又描述了作品主人公面對歷史潮流時不乏屈服與順應的道家人生姿態。
《百年不孤》審視鄉賢文化及其尚德崇善的思想品質在歷史巨變中的興衰存亡，與許多「百年反思」小說存在審美思路和敘事框架的一致性，但作者並未著力強化歷史演進的對立、對抗形態和破壞性狀態，並未將其描述得血雨腥風，充滿暴戾特徵和傳奇色彩，而是更注重揭示時代風浪中鄉村人際關係的具體情形和內在複雜性，更注重發掘鄉村百姓在歷史轉折關頭達觀本分的人生姿態。岑國仁散淡、平和地安居鄉野民間，在眾多歷史巨變面前都表現出一副懦弱、內斂、馴順的人生姿態，同時卻默默地堅守著自我以善意和德行為中心的精神原則，無論何種狀況下都堅持「講舊禮節」、「守規矩」，這種外圓內方、順勢而為卻又以柔克剛的人生態度，相當典型地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立身、以道家應變的精神特徵。
作者按照這種審美思路所展開的描寫，散發出濃厚的「南方氣息」，實際上是建構起了一種歷史滄桑巨變中的「南方境界」。中國的南方大多是丘陵地帶，山重水複之間很容易形成邊緣化的社會環境和小範圍的「世外桃源」生態，歷史與文化的發展在這樣的地方更多地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漸變、融合而非斷裂的形態。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描述農業合作化的進程，就展示了這種在歡樂和憂傷中進行精神融合式轉變的歷史境界。《百年不孤》所展現的，同樣是這種在「鄉土中國」也許更具普遍性的歷史演變情形。
再次，《百年不孤》蘊含著宏大敘事的歷史文化命題，卻又將問題意識寓於對鄉土日常生態的全方位呈現之中，從而超越了以問題意識、歷史框架為中心的「百年反思」格局。
《百年不孤》描述了重大歷史關節對於那偏遠小山村的影響，揭示了岑勵畬、岑國仁父子的德性人格在歷史巨變過程中的存在狀態，但作者更充分地展開的，其實是主人公在農耕日常人生中的勤儉持家、行善積德，是鄉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生產勞作、家道盛衰和恩怨糾葛，是他們生養作息於其間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作者描述開秧門、賽龍舟、趕山等儀式感和狂歡性交融的群體活動，展現了鄉村社會特有的繁華、熱鬧與溫馨；揭示由鄉里鄰居中德高望重的「中人」來調擺矛盾糾葛、安排家庭事務的人際關係特徵，則展現了鄉村社會在散漫自由狀態中所蘊含的規範與倫理。對這種種從鄉野民間的角度看實際上更為恆久、深沉的意義元素，作者顯然傾注了更大的熱情和心力，雖然處處表現得筆墨節制、雅緻有度，具體的描述卻豐沛鮮活、詩情洋溢。以對這種鄉野人生境界唯美抒情的藝術開拓為基礎，並將宏大敘事的思想主題蘊含於其中，《百年不孤》的文本審美境界就超越了眾多「百年反思」小說以問題意識為中心的思潮性、話題性的意義格局，顯得更富人文氣息，更具「融史於詩」的審美意味，作品的思想主題也因此而更為豐滿厚實和富於人間的情味。
第四，《百年不孤》在描述鄉賢人物人格與威望形成的過程中，超越塑造「文化英雄」的套路，體現出一種將崇高品質和庸常性格相融合的審美傾向。
小說塑造主人公岑國仁的形象，鮮明地體現出這種將崇高品質和庸常性格相融合的特徵。作者細緻地表現了岑國仁在迷茫和挫折中的德善人格生成史。比如他施粥不成功反而給自己家庭帶來災禍，辦育嬰堂的行為並未延續下去，就都顯得有聖賢之舉但缺乏英雄的氣概和才幹。在表現岑國仁實施善舉的過程中，作者還有意弱化其政治意識和思想境界，強化其家庭意識和仁義情懷。岑國仁資助女紅軍似乎僅因為有愛慕之心，善待打算投降的日本鬼子也僅因為「不忍心」，作者的描述中所體現的就是這種審美思維特徵。對於岑國仁為追求善行而付出代價時的內心痛苦和人性本真狀態，作者也給予了真實的描繪。廖光忠在施粥的混亂中搶劫財物而失手撞死岑國仁母親之後，作者就細緻地展現了岑國仁既恨得咬牙切齒、前去尋仇又下不去手的矛盾糾結狀態。
在對人物形象身上的道德光環進行了祛魅化處理之後，鄉賢人物就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文化英雄」，他們的精神品格就不過是庸常之輩在鄉村日常生活中所堅守的一種公平與善意。正因為如此，鄉村世界的芸芸眾生反而更容易為其親和力與感召力所影響。不無流氓、無賴習氣的何國閏和廖光忠，都對岑國仁保持著信賴而尊敬的情感態度，也不斷地增強著遵守德善文化規範的自覺性；在歷史的深處，甚至土匪頭子面對岑國仁祖父的善意，也表現出對規範和倫理的遵循。所有這一切，都鮮明地體現出鄉賢文化崇高精神的人格感召力。鄉賢人物體現於庸常人生之中的德善人格及其精神感召力，正是中華優秀文化精魂不滅的根源之所在。所以，《百年不孤》在這方面的藝術處理，充分顯示出作者理解民族文化精神內核的透徹與精準。
載《湖南文學》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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