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察：理性看待國際關係預測

理性看待國際關係預測

作者：毛莉

預測是人們對國際關係研究的熱切期望，但國際關係研究長久以來卻難以走出「預測困境」。遠者如冷戰結束，近者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等諸多國際重大事件，學界都留下了不盡如人意的預測記錄。面對人們對國際關係預測日益旺盛的需求，近年來，預測研究引起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圍繞預測研究引發廣泛爭論的若干問題，記者採訪了多位學者。

預測並非烏托邦幻想

在分析國際關係預測失敗的原因時，一個得到普遍認同的解釋是，不同於宏觀物理世界，高度不穩定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特點。

這是否意味著國際關係根本不具有可預測性？國際關係預測只能是烏托邦幻想？

「國際關係的規律性是預測研究可能性存在的基礎。」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陳定定認為，國際關係雖然涵蓋政治、經濟、社會諸多領域的複雜內容，但其發展和演變並不是隨機的、無序的。從宏觀來看，國際格局、國際秩序的變化是有規律的。從具體來說，國家作為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體，它參與國際事務的行為活動是有規律可循的。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盧凌宇在分析預測的範圍與限度時表示，美國布朗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馬克·布萊思把政治世界分為三個層次，分別符合高斯分布、泊松分布和帕雷托—列維·曼德布洛特分布，其隨機性依次越來越高。在第一個層次，關於被預測事件的信息很容易獲取，事件歷史的數據往往呈正態分布。在國際關係中，成熟國家的對外政策和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行為，大致屬於這個範疇。在第二個層次，事件有明顯的隨機性，雖然可以搜集到詳盡的歷史數據，但觀察不到事件的真正決定性變數。戰爭、恐怖襲擊就屬於這類事件。在第三個層次，數據呈現高度隨機性和易變性。研究者做再多抽樣也無法預測，因為樣本分布不提供可供追蹤的線索。對過去知道得越多，對未來的預測可能就錯得越離譜。全球經濟走勢就屬於第三個層次。

在盧凌宇看來，國際關係預測成功率的高低，從根本上取決於所預測事件在本質上屬於上述哪個層次。第一個和第二個層次的小部分事件有可預測性，第三個層次的事件往往是不可預測的。「國際關係預測專家有必要沿著布萊思開闢的路徑，對包羅萬象的國際關係事件進行類型學劃分。」盧凌宇說。

理論預測不可或缺

在分析國際關係預測研究可能性的基礎上，對預測必要性的認識也需進一步釐清。

長期以來，鮮有國際關係理論對預測予以足夠重視，有學理支撐的具體預測也並不多見。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學者認為，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功能是解釋而非預測。盧凌宇表示，理論是信息簡約化的工具，追求解釋力儘可能強的理論一定要儘可能簡約。而為了成功實現預測，要求在理論模型中納入儘可能多的變數，這與理論的簡約性原則背道而馳。

儘管盧凌宇並不認為預測是國際關係理論必須承擔的功能，但他也認同國際關係理論對於預測不可或缺。他說：「在建立預測模型時，判斷哪些變數應該納入，哪些變數應該排除，就得借鑒此前得到較為普遍接受的理論研究成果。」

陳定定對於理論預測的態度則更為積極。「從理論建設和學科發展的角度看，預測是完善理論和學科體系必經的一步。」陳定定表示，自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理論界圍繞國際格局變遷與東亞地區國際秩序轉型等問題展開了諸多爭論，要想更加全面地反映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增強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是必然趨勢。不能因為一種理論沒有成功預測某種經驗現象的發生，就倉促否認它的適用性；同時，還要不斷提高理論預測科學性，大力加強理論預測研究，形成兼具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的研究成果。

如果說學界對國際關係理論預測的認識尚存分歧，對國際關係政策研究中預測的必要性則形成了普遍共識。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進認為，預測對於專註於理論研究的學者並非絕對必要，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發現規律、解釋現象；但對於從事政策研究的學者來說，預測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應當成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預測是檢驗政策研究質量的重要標尺。敢於作出明確預測，是政策研究者的美德。」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表示，目前政策研究中常見的現象是，為了追求「無懈可擊」，要麼囊括事態發展所有可能性，不提供可證偽的傾向性預判；要麼事後追溯、總結，羅列事件發生的若干原因。諸如此類的研究很難真正提高政策研究水平。

提高預測準確性

將預測作為合理的研究領域，需要回答一個重要問題：如何提高預測準確性？

在盧凌宇看來，改善技術手段是成功預測的重要前提。信息、信息加工能力以及預測技術是影響預測準確性的三個技術性因素。近年來，預測在我國國際關係學界變成熱門話題的一個重要導因，就是大數據的興起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他表示，在可預測的國際關係世界中，預測的準確度有望因大數據等技術手段的應用得到提高。

陳定定從方法論角度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是可以從經濟學、歷史學、法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中，借鑒和吸收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不斷豐富預測研究方法。二是建立國際關係預測資料庫。不僅需要覆蓋國際關係中重點、熱點問題預測案例分析，還需要對一個國家具體的外交政策或行為建立資料庫。三是積極運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等手段。在建立完備的預測資料庫後，利用機器模擬國際關係的複雜演進過程，進行國際關係中的情景建模與邏輯推演，或將進一步提高預測準確性，為傳統國際關係預測提供新思路。

徐進認為，在不斷研究和創新預測方法的同時，學者更要提高預測膽量和意識，有關部門也應支持學者進行與預測相關的課題研究。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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