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輿論場從體制內轉向體制外，說明了什麼道理？

新聞 09-22

晚清新式輿論場之新

就在於其常態化和獨立性

清議如何變成公論

《中國新聞周刊》文/蘇琦

本文首發於總第821期《中國新聞周刊》

晚清是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生劇變的時期。其中，輿論場形式與主體的變遷，既折射了政經格局的分化與重組，也反映了社會氛圍的變化，同時反過來發揮了重大推手的作用。因此，

聚焦於晚清輿論場來觀察中國近代社會的胎動，是一個很好的切入路徑。

青年歷史學者李禮在其《轉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變1872-1912》中，考察了晚清新式輿論場的重要載體——報紙及報人群體的出現、發展與壯大，從話語權的製造與爭奪的維度，讓我們對這一時期中國新式精英和社會新領導層的出現及其導致的權勢流轉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中國古話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應該說，中國歷代統治者一直比較關注社會輿情的變化，但這種體制外的輿情更多反映的是大眾種種模糊的情緒，雖為統治階層所重視，但一般不會直接導致權力格局的變化。除非這種民意足夠強烈，以致引起官與民之間的中介者——士紳階層的震動與不滿，並藉由後者在官場的代理人上達天聽，才會產生實際效果。

換言之，傳統輿論場主要是由士紳階層和官場里的言官組成的

，比如明末的東林黨人和清末的清流等，普羅大眾一般是無法與聞的。不過，士紳階層主導的輿論場是非常態的，主要圍繞事件生成，也鮮能成為權力秩序中獨立的一極。那些有此圖謀的士紳和官員集團，基本都會成為最高統治層的打壓對象。

如此說來

，晚清新式輿論場之新，就在於其常態化和獨立性。

前者主要體現為報館和報紙的出現，後者主要表現為其影響力愈來愈大，也越來越難以被封殺，從而得以成為新時代政治和社會潮流的發動者和弄潮兒。

這種新式輿論場的出現，可以套用傳統的內因外因二元論加以解析。

內因方面，當統治中樞強悍且官紳鐵板一塊時，新式輿論場的出現幾無可能，

而晚清自太平軍興之後中央大權旁落，地方督撫重臣有了更大的自主性，這為其羽翼下的新士紳階層提供了較大的輿論騰挪空間。

而隨著官場人滿為患，越來越多的士紳難以躋身官僚階層，不得已轉向了從商一途。這些有著政治和經濟雙重資源、且與上層統治階級利益訴求不同的紳商們，開始尋覓新的話語場和話語權。

當然，此時如果沒有新的外因出現，這些紳商們很可能重蹈東林黨人被打壓的覆轍。這個新的外因，主要體現為以租界為代表的新的權力中心。這是在地方督撫自主空間之外，清廷的另一個力有未逮之處。這個新的權力中心不僅為「倚洋自重」的紳商階層提供了新的活動空間和話語空間，還提供了操辦新輿論場的載體和範式——租界里西方人主辦的報紙。

大權旁落加西風東漸，再加上新紳商階層的出現，是晚清新輿論場浮出的主要推手。中國社會的輿論場終於破天荒第一次走出了體制，成了一種自為的存在。當然，此時的報紙還不能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媒體。大眾一直在那裡，但此時尚未被「發現」，還沒有被納入主要由紳商組成的媒體人的視野。

從某種意義上說，晚清輿論場不乏「自娛自樂」色彩，其操辦者和讀者具有高度的同質性。

紳商、開明官僚、買辦、海歸等參與制造輿論，同時也是新輿論產品的消費者和訴求對象。此時的「報人」中也很少有所謂的專業新聞工作者，而更多的是借報紙這個地盤鼓動輿論並進行自我動員的「社會賢達」。他們不再希求「上達天聽」，而是越來越自信地通過輿論對官場和統治階層展開批評。當年苦口婆心的臣子，變成了直接的施壓者。

在將輿論場從體制內搬移至體制外的過程中，晚清的士紳們完成了從清議發動者到公論製造者的嬗變。

新式輿論場的出現，很快發揮了輿論製造者自身也始料未及的強大動員作用。有志於政治的人們越來越深刻地體認到，如果不能通過媒體去俘獲大眾，令自己的主張入腦入心，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只能淪為空談。

值班編輯：庄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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