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運動斬殺清廷開明派大臣端方儘是遺憾！引起了英國《泰晤士報》的注意

1912年,時為民國元年,在日本留學的王國維揮筆寫下了一首悼亡詩《蜀道難》。起首即悲嘆:「對案輟食慘不歡,請為君歌蜀道難」,中間介紹這個死者:「開府河朔生名門,文章政事頗絕倫。早歲才名揭曼碩,中年書札趙王孫」,「開府此外無他娛,到處琳琅載後車」。描寫其死難經過則曰:「提兵苦少賊苦多,縱使兵多且奈何。戲下自翻漢家幟,帳中驟聽楚人歌。楚人三千公舊部,數月巴渝共辛苦。朝趨武帳呼元戎,暮叩轅門詬索虜。」

王國維要悼念的,就是於一年前被剛剛覆滅的清王朝任命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不久即死於兵變,連頭顱也被士兵裝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請功的端方。從詩中可以看出,王國維對端方的評價很高,把他比擬為元代著名詩人、學者揭傒斯(字曼碩)和傑出書畫家趙孟?趙為宋宗室之後,故稱其為「趙王孫 」),說他出身名門,文章政事絕倫,又好風雅,仕途之餘唯嗜收藏書畫古董。發動兵變、亂刀砍死端方的是隨其入川彈壓四川保路運動的湖北新軍,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撫,所以,他所帶的「楚人三千」實為其「舊部」。這些舊部早晨還到端方帳前拜問「元戎」,晚上的時候,就罵他「索虜」(南北朝時南人叫北人為「索虜 」,清末漢人亦以此稱滿人)了。字裡行間,透出王國維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種族革命」成分極濃,入民國後的王國維為什麼要悼念一個滿人?

其實,他與端方的關係遠遠說不上深厚。王國維於清末受羅振玉之邀,曾執教於以紫陽書院為基礎創辦的江蘇師範學堂,當時兩江總督正是端方。我沒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資料,但考慮到王國維和提攜他的羅振玉,與端方一樣都對古器物有著相同的嗜好,而羅振玉一直又為端方所器重,所以從情理上講這三人應該有學術切磋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王國維畢生致力於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對江蘇新式教育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想必也是王國維懷念端方的一個原因。

四川保路運動是點燃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由於鄂軍被急征入川,導致武昌空虛,才有了武昌起義出人意料的成功,孫中山就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的。」作為出面負責彈壓「起義」的清廷大員端方,就這樣以一個可笑的角色在歷史中定型了。王國維居然為因對抗革命而丟了腦袋、絲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寫悼詩,未免太不合時宜。世人多謂王國維學問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國後還悼念一個滿洲貴族官僚,似乎又是一個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現成好例。

歷史是不是這樣?可還有一些異代人們意想不到的幽微之處?

才子、開明派、漸進改革者端方

端方,字午橋,號匋齋,滿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出生於直隸(今河北豐潤縣)的一個滿洲貴族家庭,1882年,二十一歲時中舉,進入仕途。端方在政壇嶄露頭角始於戊戌年的百日維新,當時他被任命為作為新政內容之一而設立的農工商總局督辦。維新失敗,農工商總局被撤銷,端方本人也幾遭不測,但最終化險為夷。據說端方的脫險緣於他進呈了一首歌頌慈禧的《勸善歌》,「太后大悅,命天下張貼,京中呼為『陞官保命歌』」。但實際上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端方不像康有為那般激進,對慈禧也非常尊重。認識到晚清中國必須變革,但又力主走漸進的道路,這是端方的一個顯著特色。

端方成為晚清政治中的要角,則在庚子年中。這一年,在八國聯軍的進迫下,慈禧挾光緒從北京、山西一路跑到西安,而這時的端方正好代理陝西巡撫。關於端方的突然發跡,護駕入陝西,後被擢升為西安知府的川人胡延有《長安宮詞》一百首,其中第七十九首和胡的自注有清楚的記載。詩是這樣寫的:「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論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萊館,旌節花開一品紅。」原注中則寫道:「陝西護撫臣端方當拳焰方張之際,懍遵諭旨,保護教堂最力。偶有亂民蠢動,立置重典,羽書下州縣,責令謹守條約,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脫。雖指摘交乘,卒賴鎮定之力,全境乂安,聖駕得以安然臨幸者,端方之力也。兩聖蒞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撫,旋加頭品頂戴尚書銜。」從詩中可以看出,在義和團聲勢最盛而且得到朝廷支持的時候,端方即「保護教堂最力」,從而保證了陝西全境的鎮靜,也使出逃的慈禧有了一處相對安全的避難所,同時又把自己送上了封疆大吏的位置。

「謹守條約,保教安民」,這只是端方作為晚清重臣中開明派的一個方面,其對國內政治生態影響最大的則在發展文化教育和力主憲政上。端方歷任湖北、湖南、江蘇、直隸(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帶)等地的方面大員,在其任上,興學育才始終是其重中之重,不論是推進留學事業,還是建立和完善現代教育體系,都堪稱全國的模範。可惜,我們對那些被打上可笑印記的近代人物,向來只習慣於記住幾條斬釘截鐵的「判斷」,而忽視去搜尋原始的史料,所以端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開創性貢獻一直不為人所熟知。直到2007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海林教授的大作《端方與清末新政》,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觀。張海林在書中列出了「端方在新政活動中的諸多『第一』」,不妨引錄幾條以見端方在發展文化教育方面的成績:1902年,端方在湖北巡撫任上創立湖北幼稚園,此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現代幼兒園;1902年,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合奏清廷,建立湖北圖書館,此為湖北第一個現代公共圖書館;1905年,在湖南巡撫任上開辦湖南第一個公共圖書館,派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批女留學生二十人赴日本學習,舉辦湖南歷史上首次體育運動會;1907年,在兩江總督任上,飭令南京各學堂舉行運動會,此為南京歷史上第一次全城學生運動會,又創辦江蘇第一個現代公共圖書館,創辦南京最早的官辦外語學校;1908年,創辦兩江最早的法政學校、商業職業學校……

端方本人博學能文,當時就有「旗下三才子」之一的美稱。加上他重視文化教育,禮賢下士,故許多名流均樂為其所用,要麼被延攬為幕下士,要麼被他推舉到實施新政的重要位置,如繆荃蓀、李審言、況周頤、羅振玉,都是一時之選。《清史稿》中說:「端方性通脫,不拘小節。篤嗜金石書畫,尤好客,建節江、鄂,燕集無虛日,一時文采几上畢、阮雲。」把他比為清朝集顯宦、宿儒於一身的兩大代表畢沅、阮元,是並不誇張的。

端方在倡導憲政方面的言行,更有超越時代的意義。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是當時中外輿論普遍關注的大事,後來卻被妖魔化了。五大臣之出洋考察對中國社會的意義,其實從端方考察歸來所著的兩本書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端方歸國後整理出版了《歐美政治要義》和《列國政要》,介紹文明社會的政治學常識,很多論述均為開先河者。比如他分析臣民權利和義務,對「義務」,僅用了一百多字論述,而在「臣民之權利自由」中,則以兩千多字的篇幅濃墨鋪陳,「人身之自由」、「家宅之安全」、「居住轉移之自由 」、「信書之秘密」、「所有權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論著作印行結社之自由」、「請願之權利」、「裁判之公平」等,逐項列舉無一遺漏,又痛論曰:「設立政府所以謀公共利益,保全國民之治安興盛利樂,非為一人一家或一種人之幸福尊榮私利也」,這在總是強調人民對政府負無盡義務的傳統社會,真如電光石火。正如張海林教授所說:「如此系統地把歐美憲法中權利自由的條文譯介過來,且公開出版,並上奏最高當局者,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只可惜過去治中國憲政史的學人完全忽略了端方和《歐美政治要義》的存在,把讚賞、譯介、闡釋、傳播西方民主自由權利的功績全部掛在了所謂『棄傳統而不顧』的激進留學生或革命家身上。」

端方是憲政救國論者,認為「中國非立憲不可」,但他同時又以日本立憲經過十多年預備期為例,稱「速立憲又不可」,理由是,「中國數千年來一切制度文物雖有深固之基礎,然求其與各立憲國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實不甚多。苟不與以若干年之預備,而即貿然從事仿各國之憲法而制定頒布之,則上無此制度, 下無此習慣,仍不知憲法為何物,而舉國上下無奉行此憲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則將舉國上下擾亂無章,如群兒之戲舞,國事紊亂不治且有甚於今日,是立憲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充分顯示了其漸進改革者的特色。今天回顧近代史,應該承認,實施憲政的確無法一蹴而就,需要一個為時不短的準備過程,而漸進改革也是代價最小的一條路徑。

張海林教授的《端方與清末新政》主要取資于海外出版的端方文集和奏稿,不知何故,近代野史筆記中關於端方的材料均未採用。近人筆記中有一些對端方不利的說法,主要是稱其「好貨」。這一說法也許不是空穴來風,否則端方也玩不起古董。不過晚清官場賄賂公行,端方作為一個有特殊嗜好的封疆大吏,未能潔身自好並不意外,也不應影響到對其作為政治家大節的評價。

要命的鐵路

1909年,四十八歲的兩江總督端方被擢授直督總督。雖同為總督,但直隸總督在地方官員中排序第一,是所謂「疆臣之首」,端方眼看就將入閣為相參予樞要了,卻突然遭遇了一場政壇滑鐵盧。

此前一年,光緒和慈禧相繼去世,1909年清廷要籌辦慈禧梓宮移陵。作為直隸總督的端方被任命為「山陵大差」,負責一切相關事宜。差事辦完之後,李鴻章的孫子李國傑彈劾端方,說移陵過程中,有人持照相器具「沿途拍照,毫無忌憚,豈惟不敬,實系全無心肝……」又說風水牆內架設電線,「馬上傳遞, 未為不便,何必借行樹為電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誅」。端方因此被革職。

照相,架設電線,無非都是想藉助現代技術,把差事辦得漂亮點。端方丟官,實在是無妄之災。當時《大公報》就發表評論進行了辛辣嘲諷:「自光學發明而後有照相機之作用,自電學發明而後有電線杆之設布,我國之有此等機械猶在近數十年,故關於此等犯罪律例上無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屬出人意料。由此推之,凡近來以攝影為紀念,以電機通言語者皆以不敬待之耳,否則何解於端方之革職?」端方解職由津晉京,天津官、紳、商、學各界特在車站搭棚恭送,《申報》報道稱「商學各界在車站送行者不下數千人,皆有依依不捨之意」。

荒唐故事的背後是權力的爭鬥。據說李國傑找端方茬子的目的原就很不單純,他曾以「侄國傑」的身份向「午帥年伯大人」致函一封,為自己和他人向兩江總督任上的端方求過官職,而端方承允之後未曾踐諾。加之端方升遷過速,又鋒芒畢露,難免為人所忌。

罷官後兩年,即1911年5月,因著名洋務派、時任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推薦,端方被清廷起用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的起複,野史上說是他不甘寂寞、多方運動的結果,而從他在私信中多次流露對這一任命的迷茫情緒看,這種說法並不可信。

清廷之所以相中端方,實因為愈演愈烈的鐵路風潮集中於南方,而「端方曾任湘、鄂兩省督撫,兩省士民甚有感情,若令其前去,善為勸導,必能弭禍無形」。端方在湘、鄂兩省督撫任上,確與地方紳民關係不錯,但問題在於,如果某件事情牽涉利益甚巨,則感情云云往往又是靠不住的。而鐵路風潮正是牽涉利益甚巨的一件麻煩事。

鐵路風潮起因於盛宣懷主持的鐵路國有政策。自甲午戰爭以後,清末的鐵路政策經歷了合股官辦、商辦與路權國有三個階段。盛宣懷力推的鐵路國有,是在合股官辦、商辦這兩種辦法均遭遇嚴重挫折後一種自然的政策轉向。清政府認為,鐵路路權收歸國有,由國家統一籌劃,向西方銀行借款,並聘請外國工程技術人員來建造鐵路,鐵路建設才會取得成效,而南方各省相當多的紳商則主張繼續由民間自辦,這樣就產生了碰撞。過去我們習慣於把清政府的做法稱為「賣國 」,把以「商路亡,中國亡」為號召鼓動風潮的人們稱為「愛國者」,未免忽略了情緒化的東西下面掩藏著的利益考量。

鐵路風潮牽涉多省,為什麼唯獨四川鬧得最凶?原來,湖北、湖南兩地商人投入到鐵路民營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數償還,而四川公司虧空的三百萬元,盛宣懷卻拒絕補償。盛宣懷拒絕的原因在於,四川公司的虧損,是其捲入了1910年世界性的橡膠投機生意,遭遇失敗。盛宣懷說:全國老百姓交到國庫的錢,怎麼能為民營公司自己經營不善而買單?

關於「保路運動」,大陸學者蕭功秦先生在《清末「保路運動」的再反思》一文中有深入的分析,而美國學者周錫瑞更早有精闢論斷,他在《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一書中說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那些錢莊倒閉時,錢丟了,而中央政府拒絕補償四川公司那些股份。假如政府償還了那些在投機中損失的錢的話,四川紳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們的抗議文件,就隱隱包含了這個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議是在愛國主義和反對外債的辭藻中暗示出來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聽到了類似的辭藻,但是在後面這兩個省內,沒有人丟失一文錢財,辭藻還是辭藻,並未見諸行動。

四川發起保路運動的紳商們,他們將自己的策略歸納為兩句毫不含糊的話,即「以索還用款為歸宿,以反對國有為手段」。這頗有些像今日的「嘴裡是主義,心裡是生意」。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很正常,但可怕的地方在於,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打著讓人熱血沸騰的冠冕旗號,裹挾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眾」,使社會局勢嚴重失控。

端方對保路運動爆發後的複雜局面是有清醒認識的。他在出發前和赴川途中,曾多次諫言,要求朝廷廢除國有政策,以免刺激眾怒,引發全面騷亂。一路上,他走走停停遲遲其行,顯示了他對自己和國家命運的茫然。他也知道危機迫在眉睫,并力圖用清廷官員罕有的柔軟身段將其化解。隨端方入川的幕僚後來向朝廷報告:「此行端故督上體朝廷德意,下念民生困苦,雖帶有鄂軍兩標護行,實不主剿辦宗旨。沿途皆由端故守竭誠演說,日行百餘里,道路崎嶇,宿於牛欄豕圈之間,寢食俱廢。然遇村屯鄉鎮人煙稠密匪徒麋集之區,猶作舌敝唇焦口講指劃,務使川民皆感朝廷恩惠,解散脅從……是以每到一邑或一州一鎮,人民皆備極歡迎,結綵輿前有如山積。」端方家丁也向朝廷報告:「沿途飲食,並無菜蔬可食,每飯只有白飯鹹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養豬堆糞之屋,即欽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兩三月均如是……到一處即鳴鑼集眾,尋一處寬敞廟所,六大人(端方之弟端錦)前往演說……各界感情殷殷。」他又根據地方人士的申訴,向朝廷電奏:「 查得川中罷市罷課,不戕官吏,不劫倉庫,絕非逆黨勾結為亂……人民因蒲殿俊、羅綸等被拘赴轅請釋,統領田征葵擅行槍斃街正、商民數十人,附近居民聞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為槍斃數十人,以致眾情憤激,……」電文中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他希望藉此取得和紳民諒解的動機躍然紙上。

在革命風暴已經席捲而來的時候,作為負責彈壓動亂的清廷大員,端方要面對的危機既是他個人的,也是清政府的。為了化解這兩個層面的危機,可以說端方也竭盡了所能。但該來的還是來了。

1911年11月13日,端方帶領湖北新軍抵達四川資州,在資州盤桓了十餘日,他顯然已陷入彷徨不定的困境。這時,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軍心愈發動搖。據隨同其入川的一位新軍士兵回憶:「端方為穩定軍心,極力籠絡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軍營問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書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勞軍,端方做出先嘗毒的姿態。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轎抬著他。」儘管如此,兵變還是發生了。端方和他那曾經留學日本研究鐵路的弟弟端錦均被殺害。

裹上華麗外衣的暴力

殺死滿人、清廷大員端方,在當時的語境中,當然是值得喝彩的革命行動。可惜,尋繹史料,又有一些意外的東西。

關於端方之死,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是這樣敘述的,「時統兵者一為曾廣大,一為鄧某,皆端任鄂督時所拔之士也,於端皆有師生誼。又有營官董海瀾者,四川人,亦鄂之學生……當時廣大禁兵毋暴動……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軍士謂已遣人至成都銀行借四萬兩發本月之餉,並為眾軍辦歸裝,眾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裝待發,眾以銀未至阻其行,並要挾書券,端與之。至初七日黎明,銀猶未至,眾謂誑我,於是董海瀾倡議入行館,驅端至側屋雲:『我輩將假爾室開會議。』兵入室,遍搜行篋,無所得,即欲殺端,曾廣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誑人者,彼欲行即聽其行,何必殺,如贊成者舉手。』乃舉者僅少數,曾又再三勸,兵皆洶洶,謂曾有異志,當先殺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謂端曰:『曾某不能保護,罪萬死,然迫於眾,實無可解免矣。』其時兵皆舉銃待發,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漢同胞無數,若滿人不過端兄弟二人耳,何為玉石不分耶!』眾乃逼端至行館大門一小屋中,亂刃交下。其弟端錦大罵,迫之跪,不屈,亦亂刃而死,皆斷其首。曾廣大備棺斂之,欲斂其元,眾曰:『是將函至武昌者,不得斂也』……初八日,成都借銀至,已無及矣。」

除了《清代野記》,像上海《字林報》等外國在華媒體當時也有類似的記載。這提醒我們,對掩飾暴力的那件華麗外衣,需要認真審視。

發動兵變的人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銀子,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好在端方的腦袋上打主意了。他們將端方和端錦的頭顱盛在匣中,浸以煤油,使其不腐,回鄂時沿途示眾,最後又呈送武昌軍政府的黎元洪,以此作為在未來政權中分一杯羹的奇功。

端方的被殺引起了英國《泰晤士報》著名記者莫理循的注意,他向報社報告:「端方在中國享有廣泛的威信。他是滿人,但屬於滿人中之佼佼者……野蠻殺害端方,引起人們普遍的譴責。」現在當然無法確知,莫理循所謂「普遍譴責」的情緒是否屬實,但幾乎可以肯定,至少在像王國維這樣的舊派知識分子那裡,類似事件的一再發生,會嚴重影響他們對一場革命的觀感。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這並不意味著革命中的任何暴力都能自動享有道德非議的豁免權,尤其是,當經歷了一個個痛苦動蕩的時代之後,我們也許會發現,所謂「歷史必然性」往往等於什麼都沒說,在很多時候,暴力實際上並無必要。

可以認定,端方就是死在了毫無必要的暴力中。為什麼說殺死端方毫無必要?首先,因其開明派的身份和在西方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殺死他不會給革命增添任何榮譽;其次,在資州如驚弓之鳥的端方,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對革命採取對抗行動,於革命黨人來說完全不存在威脅,野史中說,他甚至向亂兵表白自己並非滿人,希望倖免的心理可見一斑。端方之所以不得不死,只與兵變者隱秘的內心有關,而和所謂愛國、革命等宏大符號關係甚微。

端方死了,曾為其門下士的湖南人左全孝在祭文中抒發了他的不平和困惑,「謂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無恙,而持公理、重民權,首倡憲政如我公者,獨罔善其終!」至於今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自然可以超越這種師生的私情,只需要追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了: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到底是端方,還是採取了「 革命行動」、殺死端方的「愛國者」更有實質性的貢獻?

和歷史上許多革命一樣,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中,的確有不少真誠的理想主義者,然而不能否認,一旦革命的颶風飆起,或主動參與,或被動裹挾進來的,並非都是天使。這也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國家卻長期陷入兵連禍結悲劇的一大關鍵。革命不一定要與道德亦步亦趨,但不受道德約束、全然失去敬畏的革命,終究會將人性之惡全部誘發出來。民國後中國社會的亂象,在端方之死的事件中已初現端倪。

讀了上面的文章,我們當能明白,詩人氣質濃郁的王國維為端方這樣一個人物寫一首悼詩,實為情理之中的自然之舉。後來王國維自沉,原因眾說紛紜,不論真實情況為何,其入民國後的情感和傾向,在他悼端方的詩中,其實早已透露無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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