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世江《中國古代經濟的幾個問題》

看易中天、于丹的電視講座，總有一個念頭：假如讓他們講講古代中國的經濟，能不能繪聲繪色、引人入勝呢？政治和思想文化都離不開人的故事，但經濟講的是概況和現象，比較枯燥。要使高中生對古代經濟產生學習興趣，就要研究哪些內容貼近他們的經驗，使他們容易理解；學起來津津有味，才能真正進入理性思維。要達到這種程度必須精選學習內容，突出主幹知識，教學中進行恰當的聯繫和比較，提出學生能夠思考的問題。現在，幾種版本的高中新課標教科書古代經濟這個專題的內容差別似乎最大。古代農業嶽麓版寫了3課，人教版和人民版只用了1課；土地所有制嶽麓版說有三種，人教版和人民版基本意向是兩種；人教版、嶽麓版介紹了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人民版則使用「部分學者認為有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這一說法；嶽麓版認為明清經濟發展到一個新高峰，帶有向工業文明演進的趨向，人教版認為明清的重農抑商政策不僅阻礙工商業的發展，而且強化了自然經濟。細節內容的差異就更多了。本文擬從時代性的要求，討論教學內容的選擇角度；聯繫學術研究的成果，討論這一專題的基礎性知識。

古代農業的耕作技術與耕作方式

世界上的文明古國不只有中國，但是，唯有中華文明始終沒有中斷過。古埃及、古巴比倫都在公元前就被異族征服，印度河流域的哈帕拉文化也在公元前銷聲匿跡。古希臘、古羅馬有過輝煌，但也在公元5世紀被蠻族取代，西歐更多地繼承了日耳曼人的傳統。為什麼中華文明能夠傳承不息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農業技術的發達使農業基礎超常穩固，應該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精耕細作毫無疑問是古代中國農業技術的特點。這是古代中國農業強大生命力的來源。古代農業強大的生命力正是中華文明得以持續發展的最深厚的根基。

從原始農業開始，中國農業就有自己的特色。粟和水稻是我國北方和南方土生土長的品種。小麥源自西亞，從新疆傳入中原。西周時我國已種植小麥。李根蟠先生在《中國古代農業》中說：小麥最早叫「來」，甲骨文的「來」字正是小麥植株的形象，麥穗直挺有芒，加一橫似強調其芒。「來」還表示「行來」的意思。玉米是中南美洲的品種。西亞、中南美洲和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是世界三個主要的農業起源中心。

粟是從狗尾草培植而來的。粟，古代也叫稷，俗稱穀子，脫殼後叫小米。商周時主要的農作物還有黍（黃米），中學一般不介紹。粟在唐代以前一直是北方大眾化的糧食。人們常引李白的詩「只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說明粟是當時人的主食。粟的外殼堅硬，防蟲防潮，可儲存幾十年不壞。唐初，租庸調中的「租」規定要交納的也是粟。中唐實行兩稅法，夏稅徵收小麥，說明小麥種植很普遍了。小麥自春秋以來不斷被推廣，漢代發明石轉磨後將小麥磨成粉，可以做成各種精細可口的食品，促進了小麥的大面積種植。漢代時麵粉做成的食品通稱「餅」，饅頭叫「蒸餅」，麵條叫「湯餅」。《水滸傳》里說武大郎賣「炊餅」，炊餅也是饅頭。到宋代，小麥取代了粟的地位，成為僅次於水稻的主要糧食作物。高粱起源於非洲，最初在我國西南民族地區種植，宋元時開始成為黃河流域的主要農作物之一，進一步排擠了粟的地位。

南方始終以種植水稻為主。隨著人口的南遷和江南的開發，水稻產量猛增，同時，江淮和華北也種植水稻。唐代已出現南糧北運的現象。宋代，南方稻田大量增加，水稻在全國成為第一位的糧食作物。

以主要農作物為線索分別講述耕作技術就更清晰了。粟、麥是旱地栽培，水稻是水田種植，這是兩個技術系統。旱地栽培在歐洲中世紀還是用撒播的方法，沒有中耕。我國西周時期，北方農業已出現壟作法，將作物種在壟上，叫條播，這樣可以加深耕土層，提高地溫，應對旱澇，提高產量。有了壟才有中耕，《齊民要術》特別總結了中耕技術。耕田和中耕是旱地精耕細作的兩個重要環節。但是，有學者認為，西周實行的還是休閑制，耕地不是連年播種，三年中必有撂荒休閑一至二年，以養地力。戰國至西漢，壟作條播逐漸普遍，連作制代替了休閑制。西漢時，趙過推行「代田法」，實行壟與溝輪換耕種，這樣使土地每年都得到充分利用，又可以使地力得到恢復。一塊田畝連續播種而田內輪休，這是中國農業的一大特色。英國推行壟作是在17世紀的「農業革命」時期，比我國晚兩千多年。為了保持地力、增加產量，戰國時農民就用肥汁拌種，同時施用糞肥、綠肥和草木灰。施肥技術也是中國特色。用地與養地結合，使「地力常新」。西歐到10世紀某些莊園才懂得施肥，晚於中國1200年。西漢時，北方小麥與粟輪作，三年兩熟。南北朝以前，北方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已經形成了，而南方到唐宋時，水田耕作技術才普遍精細化。

水稻是百越族的先民從野生稻馴化而來的。推動水田耕作精細化的關鍵技術是育秧移栽。在魏晉南北朝時，南方的水稻生產還是粗放的耕作，隋唐時才普及育秧移栽，從而為雙季稻和稻麥連作複種提供了條件。有的教科書忽略了水稻育秧移栽技術，是不全面的。記得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報道說，我國派農業技術人員支援非洲，傳授的還是育秧移栽技術。

耕作技術的發展伴隨著工具的改進和定型，南方也晚於北方。兩漢是我國農具發展的黃金時代，傳統農具都出現在這一時期。鐵犁牛耕之前須講耒耜，鐵犁牛耕之後的專用工具以耬車最為典型。據《齊民要術》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專用農具已超過30種。唐代江南發明的適應水田耕作的曲轅犁，與滿足育秧移栽整地要求的水田耙、耖等工具，形成了水田耕作的系列農具。旱田的耕作技術中心是抗旱保濕；水田則是烤田（排水乾田）、排灌。傳統農具到上個世紀中期仍在農村廣泛使用，變化不是很大。現在也沒有絕跡。

耕作技術的先進性用畝產量加以證實最有說服力。確切考證歷代畝產量是很困難的。蒙文通等人做過研究，吳慧有一本專著《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王家范認為，推算畝產量所依據的史料大都出自官僚士大夫記錄的個案，準確性和普遍性都存在不少問題，高產、平產、低產之間的差別甚大。另外，文獻記載產量大都用體積單位，不同品種單位體積的重量也不一樣，還要分清古代不同時期的單位，再折算成今天的單位，問題很多。王家范先生估算的數字是：戰國時粟的畝產量大約將近今天的80市斤，西漢時提高到93市斤，高產田能達到117市斤。而1938年陝西一省的統計，粟的平均畝產也只有115市斤，1949年為130市斤。（吳慧先生估算，西漢末糧食畝產達到264市斤）。唐宋時，糧食一般畝產大約達到200多市斤，明清大約達到400多市斤（吳慧先生的估算是367市斤），高產田能達到500多市斤（《中國歷史通論》）。記得上個世紀70年代，黑龍江的畝產量是200多市斤，提出「過黃河、跨長江」的口號，那時，華北、江南的畝產量大致400市斤、800市斤。可見古代糧食畝產量已經不低了。須知，古代主要依靠人力和糞肥增加產量。

耕作技術與耕作方式有因果關係。曲轅犁增強了農業勞動者的個體獨立性。同時期西歐使用帶輪的重犁，比較笨重，一個人就幹不了。自商鞅變法以來實行的編戶制度以戶收稅，強令成年男子分戶，這也是形成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耕作方式的原因。

講古代農業的耕作技術與耕作方式有兩個問題高中生也可以思考。一是有關國情問題。王家范說，按現在的畝計算，公元2年我國的耕地總數為5.7億畝；1888年為9.1億畝；這與人口增長的數字極不協調，人均耕地從14畝減少到2畝左右。我國與歐洲的國土面積大體相近，但歐洲適於耕作的平原面積為100億畝，為我國平原12億畝的8倍多。1979年我國的耕地面積為15億畝，已包括山地丘陵的利用。其中高產田僅有4.8億畝，低產田則有6.1億畝。從西漢末到清末，雖然歷代不斷開拓耕地，但增長的幅度並不大，這說明耕地退化的現象也十分嚴重。從歷史上看，黃河流域耕地的開拓到西漢時已達到合理開發的「臨界點」；南方耕地的開發則在兩宋時期臨近「合理開發」的邊界。如果我國人口增加到15億，人均耕地可能不到1畝，保護現有耕地就更為重要了。（現在已將保護耕地提高到「糧食安全」的高度。）讓學生了解這些是不是更有意義？

二是如何看待小農經濟。精耕細作的實現是以個體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讚揚精耕細作就不能不承認小農經濟的先進性。實際上，在古代很長時期小農經濟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先進的。歐洲中世紀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以勞役地租為主，而中國古代前期勞役較重，實行租庸調製以後漸以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為主。實行實物、貨幣地租促使農民更多地關心提高畝產量，力求有更多的剩餘產品，因此有一定的生產積極性，勞作更精細、也更辛苦。明清時，租佃制普遍實行，江南一些地方地主還賦予佃農永佃權，佃戶租佃的土地可以傳給後代，地租也相對固定，嶽麓版教科書說佃農也有增產的積極性是正確的。因此，將落後的經濟根源歸於小農經濟是找錯了對象。現在學術研究一致認為，在現代化之前，發達國家都有一個小農經濟較快發展的階段，脫離農業支撐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在英國革命中，自耕農還是名副其實的主力軍。中國的問題不在於小農經濟，而是皇帝、官僚統治下的賦稅量太大。經王毓詮、謝天佑、王家范三位學者的計算，漢唐農民要拿出勞動總收入的50%才能完成這些負擔。王安石在鄞縣的調查，有百畝之田的農戶日子仍然艱辛；清初尚未做官的唐甄自述有田40畝，租佃經營，生活仍然拮据（《中國歷史通論》）。小地主尚且如此，佃戶可想而知。小農經濟的生產水平並不低，而是政府拿走的太多。小農根本沒有積累，無法擴大再生產。這與西歐中世紀晚期的情況大相徑庭。高度強化的政治體制制約了小農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小農經濟決定了上層建築。

土地制度的思考意義

常用的概念叫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其主要形式。如果細分為君主私有、地主私有和自耕農私有，那肯定是以中國古代廣泛存在土地私有製為前提。如果認為春秋戰國時期從法律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後面介紹屯田制、均田制就不免抵牾——均田制是土地國有制的典型，還不如說「國有」「私有」並存。

近年來有很多學者重新探討古代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問題。其中，王家范先生在《中國歷史通論》中的論述比較全面而且透徹。他的觀點與研究世界史的學者從西歐前資本主義反觀中國，和經濟學家注重產權的有關論述，大體一致。他們都跳出了「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決定所有制」的理論窠臼，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土地制度，很有說服力。我想，中學教學不必強調哪種說法正確，也不必講那麼深，但是有一點，高中生能夠理解，也應該讓他們思考。

中國古代沒有完整意義的、現代觀念的土地「私有制」，或者說「私有產權」沒有保障機制。我們常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六合之內，皇帝之土」，這與承認土地私有怎麼解釋？土地允許買賣似乎是私有的表現，但是，權勢再大的官僚地主，只要皇帝一聲令下，他的土地就被全部沒收。現在懲處貪官要分清合法收入與違法收入，古代不僅沒那麼多講究，皇帝的這種行為還被視為「聖明」之舉。秦、漢、唐、明都有過大規模強制遷徙豪富的事情，涉及幾十萬人，無論他們的財產來源如何，田產一律化為烏有。農民的土地也是無論來源，都要負擔國家定量的賦稅和徭役。而且農民種植什麼也要接受行政指令，比如明代強制種桑，說明土地的經營權也不能完全自主。私有權應具有絕對的唯一性，而中國古代是「朕即國家」，「國有」高於「私有」。私有制不發達、私有權沒有保障是古代中國的特點。西歐中世紀不是這樣。貝內特在《英國莊園生活》一書中告訴我們，英格蘭莊園中的佃戶可以通過法庭獲得自由和對土地的占有權，這在相應時期的中國（1350年至1600年）是不可能出現的事情。有了這種對照，外國人對中國的土地制度非常敏感。1860年來華的英國人麥高溫後來寫了一本書《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他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土地與土地法則」，至高無上的皇帝所有和缺乏保障的土地私有，都沒能逃過這位傳教士的眼睛。近代中國仍然漠視私有和自由，屢屢將侵害私有制視為革命行動，視「私」字為萬惡之源，形成歷史的集體無意識。因此，將人民公社化運動和「文革」的抄家歸結為一人的錯誤是不公平的，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

現在的實踐證明，私有權在經濟發展中並不是壞事，也不是能夠阻擋的現象。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是歷史的進步，追求公平正義與人人衣食無憂是對的，但平均主義是倒退。

如果進一步探討，編戶制度是中學歷史應該講的基礎知識。古代戶籍不僅記人口，而且登記田產。自西漢以來，歷代法律有專門的戶籍法，但對私人土地所有權沒有產權界定。上個朝代認可的地契，到下個朝代未必好使。土地使用權合法化的關鍵就是戶籍的記載。在宋代以前，土地兼并是歷代政府打擊的重點。因為，兼并往往伴隨著隱報，而政府通過戶籍控制土地和人口，保證賦稅、徭役的徵發，維持帝國行政的運轉。土地兼并不被國家認可的原因就在於賦稅的流失。「在籍」的土地是合法的土地，無論是你自己開墾的，還是買來的。中國古代是權力決定財富。官場走馬燈似的輪換，失勢的官僚地主兼并的土地往往成為沒收的對象。清代以前，每當中央政府財政發生危機時，大都要從清查土地尋找稅源。事實上，任何私人的土地和私人兼并的土地都沒有切實的法律保障。

還有一些概念問題。通常我們說的「地主」是階級觀念的名詞。究竟有多少土地算是地主？如果自己不勞動、採取租佃方式經營的都算地主，那麼，籠統地說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那些中小庶民地主真是冤枉。硬要在土地所有者中划出地主和自耕農的界限，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尋找實證都有困難。自耕農是一個外來概念。中國古代的農民都可以說是國家的佃戶。他們的土地所有權是有限度的。他們的賦稅負擔是強制性的沒商量。英國、法國的國王要徵稅必須與納稅人協商，沒有「朕即國家」一說，因此才有了後來資產階級革命前，議會與國王在徵稅問題上的抗衡。西歐的自耕農階級在身份上是自由人，他們不承擔國家的賦役，只向莊園主承擔義務，他們「每交給領主1便士就放入自己口袋6便士」，收入的剩餘率能高達20%（侯建新《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中國古代哪有這樣的階級？用「貧者無立錐之地」這樣的片語概述土地制度，則更是什麼也沒說清楚。能夠分清的是有政治特權的官僚地主，和沒權勢的庶民地主。

中學講古代土地制度問題不能再沿襲過去的思路，與其說不清楚有幾種所有制形態，還不如講清本質特徵。這樣是否更符合國家對高中課程內容的時代性要求？

「重農」與「抑商」應分開

重農抑商的始作俑者是商鞅。商鞅以重農為目的，重農的目的在於耕戰，抑商只是手段。重農是後世朝代的一貫政策，抑商則並非貫徹始終。重農不見得就抑商，抑商也不是抑制、限制商業。中學教材給人的印象似乎是中國古代大部分時間是重農抑商，其實歷史事實不是這樣，歷史上自秦以後的朝代大都在表面上抑商，實質上是重商。將重農與抑商結合起來，歸結為一種政策是現代人的總結。很多學者十幾年前就指出，抑商政策事實上在大部分時間裡已被束之高閣。

商鞅變法中的抑商政策，目的是將商業的利益集中於國家之手。他大幅度提高酒、肉的稅率，實行鹽鐵專賣，管制糧食貿易，不經批准從事商業者罰作奴隸。這些措施打擊了富商大賈，增加了秦國的財政收入，保證了農業生產。抑商政策的指導思想是重官商、抑私商，但重視商業。商鞅親自主持統一度量衡，也有保護商業運營的意義。陳長華在《抑商質疑——兼論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一文中說，秦國在商鞅變法後商業也有很大發展，說明抑商只是權宜之計，只要政治軍事需要隨時都可以改抑商為隆商。他進一步舉證秦帝國已不完全實行抑商政策，漢武帝、桑弘羊是因為重商而抑商，打擊私商，培養官商，實行官商勾結；到王安石仍是重商，通過官營商業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而南宋以後，對私人商業很少壓制，更多的是官商勾結，共同牟利。他認為，古代統治者及其思想家很早就認識到商業活動的綜合經濟效益，以及利用商業增加財政收入；抑商思想和抑商政策「雖亦有之，但相形之下，遠比重商思想和重商政策來得遜色。……抑商的法律形同虛設，重商、隆商才是歷史的真相。」陳先生的論述得到王家范、林文勛等學者的支持。林文勛的論文《中國古代專賣制度與重農抑商政策辨析》，進一步說明專賣制度源於重商論，不能與重農抑商混為一談，無意中針對了高中教科書的說法。

現在我們是一方面告訴學生，明清實行抑商政策，另一方面又介紹徽商、晉商，和遍布全國的大小商鎮網路，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抑商政策的核心內容就是抑制富商豪民，首先打擊的是富商大賈，其次是抑制中小商販的人數過多。抑商政策中，只有遏止農民經商、保障糧食生產是大多數王朝傳承的政策。吳慧先生說：「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遺存的內容，僅此而已。」（《中國古代商業》）這是非常正確的判斷。

需要區別的是，苛征橫斂的掠奪政策與抑商政策是兩碼事。名目繁多的苛捐不僅破壞正常的商業流通，同時也不會放過對農民的搜刮。掠奪政策與抑商政策在性質和效果上有根本的區別。歷代統治者實質上大都重商，利用權力與商人爭利，大搞官商勾結，沒有權力背景的商人也很難成大氣候，晉商、徽商無不如此。古代的經驗，對私營商業完全抑制、排斥不行；單純依靠不加管制不僅與國爭利，而且危害百姓。現在看來大體也還是這樣。

「賤商」思想源於儒家貴義賤利的倫理觀念。輕視中小商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至今仍有市場。在政府大力提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這些陳腐觀念才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厲以寧的《資本主義的起源》開篇有一段論述：「應當指出，私人僱傭關係就是私人僱傭關係，它不一定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但它可以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這種轉化是有條件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是一個條件。如果社會生產力水平很低，被僱傭的勞動者提供的剩餘產品有限，當然會妨礙這種轉化。轉化的另一個條件是體制原因。只有在適當的體制之下，私人僱傭關係才有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可能。……即使私人僱傭關係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存在仍然只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建立的條件之一。由私人僱傭關係轉化而來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要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同樣必須具備其他條件。」目前，在歷史學界和經濟學界沒聽說還有人堅持僱傭關係就是資本主義萌芽，而中學教科書還告訴學生「機戶出資，機工出力」就是資本主義現象，真讓人想不通。

2003年，仲偉民的論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學術回顧與反思》，追述了這個問題的由來及其理論的困惑。他說：「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作了經典性的闡述：『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的闡述奠定了今後討論的基調。甚至可以說，隨著毛澤東地位的迅速提高，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及理論的教條和僵化，此後大批學者所進行的討論，實際上就是為了論證和注釋這段我們幾乎人人都耳熟能詳的話。」「多年來，學者爭論的是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早晚的問題，而不是在中國有沒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中國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個不必爭論的問題，因為領袖已經這麼說過，而領袖的話在1970年代以前是不容置疑的。」由於當時在理論上還沒有搞清楚什麼是資本主義，因此，研究試圖越過「資本主義」的概念直接對「萌芽」作出界定，於是，很多人將手工工場和僱傭關係當作「萌芽」的標誌，有些我們很尊敬的前輩學者，當時竟然提出資本主義萌芽在戰國、西漢就產生了。仲偉民先生認為：「中國沒有發生資本主義，這是中國的歷史事實；既然沒有，又何必苦苦尋找子虛烏有的『資本主義萌芽』？對此，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已是心知肚明，無須多說。」仲先生過於樂觀了。看看高中教科書，仍須多說。

實際上，黨內經濟思想的先驅者顧准早在1973年就指出：「我們有些侈談什麼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築。並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能使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產不出來。資本主義是從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出來，印度、中國、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沒有產生出來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應該承認，馬克思生長於希臘羅馬文明中，他所認真考察過的，也只有這個文明。」（《顧准文集》）

倘若有來自行政方面的指令，中學歷史必須講「萌芽」問題，那也不妨如實道來。將問題的由來、理論的缺陷和實證的不足，一一告訴學生，以啟發他們獨立思考，這也符合新課程的精神。教育最忌諱傳授錯誤的信息。

怎樣分析明清經濟的總體狀況

有的教科書寫道，明清國力強盛，突出表現為耕地面積的擴大和人口的增長；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居世界前位；擁有較多的大城市；世界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等等。這不禁勾起人們對康乾盛世的嚮往。然而，激動之餘也有幾個問題需要考慮清楚。一、人口的增長能不能視為強盛的標誌？耕地面積是怎樣擴大的？二、在強調農民的極端貧困後，又說商品經濟和城市繁榮，農民的購買力如此低下，是誰支撐了經濟繁榮？三、城市規模較大、較多，為什麼現代化的速度如此緩慢呢？

現在還將人口的增長視為國力強盛，實在令人費解。清前期人口的飛速增長已是不爭的事實。明末至康熙年間，我國人口還是1億多，到乾隆年間，連續突破2億、3億大關，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前夕），突破4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當時已經將人口問題當作一塊心病。宋應星、徐光啟、洪亮吉等人前後也早有擔憂和論述。他們的話研究人口問題的著述多有引用，無須再論。連身在西歐的馬克思都指出，中國「緩慢地但是不斷地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是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頁）

人口成為問題，是與人賴以生存的資源之間出現失衡，人口數量超過了社會經濟的承載能力，造成人口相對過剩。按我國現在的社會生產能力，4億人口是個求之不得的數字，而明清時我國還是農業社會，社會經濟能力至少60%來源於耕地，那時人均耕地已下降到2畝多一點。1978年出版的《劍橋中國晚清史》認為，人口對於土地的壓力是造成19世紀最初幾十年危機的根子。樊樹志將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川楚白蓮教起義，作為人口壓力造成社會矛盾的典型。他統計，1796—1849年，見於記載的暴動、起義有203次。（《國史十六講》）看來，以往我們將這些起義的原因單純歸納為階級壓迫的結果，是一葉障目了。《劍橋中國晚清史》還指出：「如果說人口的增長對農民生活的影響最終是毀滅性的，那麼，它對政治制度的影響也同樣嚴重。」因為讀書人也生產過剩，而教育制度是為培養官吏設計的，官吏的法定數額和科舉名額都沒有按照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社會的價值體系又沒有給讀書人以其他出路，於是冗員充斥、吏治腐敗更加嚴重。這樣的分析不無道理。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似乎比我們看得更清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羅茲曼教授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受到我國學者的重視。該書中說：「沒有充分的土地、但卻擁有充裕的勞力，中國人本可全力以赴去生產資本以彌補土地的短缺。但是實際上，在力圖節省土地的同時，技術發展反倒專註於能更密集地使用勞力的手段。例如，帝制晚期農業技術的進步，主要圍繞增加複種指數或者增加單位面積上作物的年產量而展開。」這意思是說明清農業沒有發生本質性變化的痕迹。書中進一步分析：「人口以相當高的比率增長，……儘管引進了美洲的農作物，耕地面積有所擴大，產量也有所提高，但農業生產充其量只能與迅速增長的人口保持相應水平。……在這個處於外來新挑戰前夕的關鍵性100年里，所有的證據都表明，人口自然增長的速度超過了農業生產發展的速度；……如果只考慮是否有利於現代化目的，未嘗不可以說，扼殺中國的正是中國人生兒育女的高度能力。這一點很容易被人忽視，因為中國人口爆炸來得太早，即在同現代化中的國家進行實質性接觸之前，人口就先搞上去了。本來可以轉而用於1850年之後現代化目標的早期剩餘，已經在實際上被1750—1850年這100年間的人口急速增長消耗殆盡。」究竟應該怎樣看國力強盛？以人口數字和養活人口為標準不足以說明國力強盛。現在我國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能說我國比美國強盛嗎？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教科書的寫法未免太陳舊了吧。

通常我們說，自然經濟中農民基本自給自足。這種低消費取決於生產和分配。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甚至可以說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民的消費水平都在一個低得不能再低的水平線上。實際上，傳統社會中的中小地主也屬於「節儉型」的消費。在明清社會中，大部分人的消費水平很低，而商品市場繁榮，這個矛盾過去我們未曾想過。王家范先生受布羅代爾的啟發，剖析了這一現象，他認為，傳統社會消費的主要特徵是：「國家軍事—行政消費大大超過社會個體成員的消費；非生產人口的消費大大超過生產人口的消費；生活性消費大大超過生產性消費，奢侈性消費大大超過正當性消費。四大比例失調，消費重心嚴重傾斜，說明這是一種在大一統集權統治體制下才可能產生的，具有強烈政治軍事色彩的，畸形病態的社會消費結構。」他的結論不是推測，有很多實證。表面繁榮下生產者的日益貧困，並不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社會進步應該是生產者日益富裕。英國能夠率先進入現代化，其前夕正是有一個「藏富於民」階段。這個問題對中學教學似乎深了，但教師不能不知所以然。

對明清城市的分析也類同上述問題。傳統中國的市場不可謂不發達，城市規模如同教科書上說的，1800年前後，世界上只有10個城市的人口超過50萬，其中6個在中國。據外國學者統計，與兩宋同時代的倫敦、巴黎、科隆坡、布拉格，人口才3萬人；1348年前夕，巴黎、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人口接近10萬人；1700年西歐才有12個城市人口突破10萬大關，其中在20萬以上的有4個。這和中國古代沒法兒相比。但是，中西城市的功能、地位、作用卻大不一樣。西歐的商業和城市遊離於主流體制之外，成為一種封建時代的異己力量，很多著作都有論述。城市多、城市人口多並不能直接說明具有向工業文明演進的趨向。羅茲曼將同時代的日本、俄國與中國相比，說：「無論是明朝或是清朝，都沒有形成如同德川幕府早期的日本所出現的那種城市人口急劇增長的現象，18世紀的俄國雖稍遜於日本，但也超越中國。……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城市沒有刺激起曾在日俄兩國所發生的那種變化。城市人口的增長與全國人口增長大體保持同步，但中國城市沒有成為吸引農村居民的磁石或榜樣。……城市部門沒有呈現出生氣勃勃的新跡象。」（《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帶動農村，農村推動城市發展，在經濟上城市與農村緊密結合，這種現代化的現象我們正在親身經歷。而清代，中國1400個3000人以上的城市80%是縣衙的所在地，人數超過1萬的城市大致有一半是府或省治的所在地。「中國的城市與商業一貫發達，但中國的商業與城市一向都是在體制內發展的，受社會主流體制的節制與約束。商人與社會上其他成員同流，並不具備超主流體制的特殊身份。……而且，歷朝歷代都有非常強大的官辦商業，這幾乎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傳統。中國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業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統治全國的政治中心。」（錢承旦《前資本主義世界發展：東方普遍性與西方特殊性》）明清的城市雖然多，但總體上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如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一樣，將傳統社會中存在的現象放大，看作向工業文明演進的趨向，是一廂情願。主流體制固若金湯，受其制約的城市不可能促進現代化。至於將生產總值與歐洲作比較，不啻於拿老年人與少年人作比較，老年人在一些方面仍強於少年人，但老年人是走向暮年，每況愈下；少年人蒸蒸日上，正在發展。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說：「在一個發生全球規模的革命性變化的時代里，安逸自在、心滿意足的中國人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過去。」這樣的描述大體不過分。

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將每個問題細緻分析。上述大都是對學術研究的重複和介紹。中學教師也是史學工作者，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思考。教科書的多樣化是進步。研究教材既要學其所長，又要從大的視角觀其所言。歷史學科培養創新能力重在思辨，無論使用哪個版本，如果教師能夠基於課程標準的認識層面設計探究性的問題，指導學生分辨其中的長短，即便只有少數學生能夠領悟，也是成功的。培養理性的獨立思考，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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