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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一部不是歷史的歷史劇

翻閱歷史典籍,很少有能發現比明朝這個朝代更為精彩、也更能發人深省的,長達276年的統治,17位皇帝在位(實際是16個,其中明英宗朱祁鎮因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變而被迫「北狩」,後被迎接回朝,儘管歷經艱辛,但終重登帝位,改年號為「天順」,故一個皇帝佔用了兩個年號),其中歷經了多少的滄桑巨變、遍嘗多少的悲歡離合,很難有人真正、全部的說清楚。

《大明王朝1566》,沒有拘泥於歷史,當然也不能稱其為真正的歷史劇,但它以一種非常獨特的視角,反其道而行之,跳出了史實的束縛,以明朝最為著名的皇帝之一的嘉靖皇帝為背景,藉助一些真實的歷史人物,重新演繹虛構的歷史故事,希望能夠以嘉靖三十九年到嘉靖四十五年這短短的六年時間內所發生的事情,來還原整個明朝中後期的歷史軌跡,給人警醒,發人深思。

首先,片頭開始,便是欽天監監正周雲逸因諫言「朝廷開支無度,官府貪墨橫行,民不聊生,天怒人怨」,而被東廠太監馮保廷杖斃命於午門之外。嘉靖皇帝關心的並不是一個周雲逸的生死,他所關注的,是周雲逸背後的勢力,是官場朋黨的存在,嘉靖皇帝必須時刻提防任何可能會危機皇權的利益集團,必須將所有可能的苗頭都掐滅在萌芽狀態。無論是後來的「改稻為桑」,修建宮殿,還是所謂張真人降世所傳的「血經」,亦或是嚴嵩臨近倒台之際奉嘉靖之命題寫並懸掛於鬧市之中的「六必居」的匾額,究其所以,嘉靖皇帝所要的,更多的是一種態度,是一種能否忠於皇權的態度。諸如嚴嵩、嚴世藩之流的所作所為,嘉靖並不是不知情,更多的只是懶得去管,只要他們的存在,能夠平衡裕王的勢力,能夠為自己盡心儘力的辦事,還沒有發展到尾大不掉的地步,盡可以任憑他們去折騰,一句「雲在青天水在瓶」也就能夠反映出其樂見兩派相爭,而自己超然世外,坐看雲捲雲舒,將天下玩弄於股掌之中的自負與洒脫。而一旦當嘉靖皇帝了解到嚴嵩一黨貪墨無度,已經危及天下的時候,便會毫不留情將嚴嵩罷官、將嚴世藩逮捕下獄,抄家、滅族,一舉剷平嚴氏一黨。這就是皇權。

而與皇權相輔相生的,便是宦權。在這部劇中,作為嘉靖皇帝身邊的宦官集團,更是時刻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現。在地方上,尤其是作為全劇導火索之一的江南織造局,對外言必稱「宮裡」,凡是牽扯到自身利益的時候,動輒便以「聖意」壓人,好不風光,而一旦涉及到具體的、尤其是難以處理、涉及黨爭的棘手事務,便撒手不管,推給地方官吏。而在京城中,則權傾朝野,把持著所謂「票擬」和「披紅」的權利,他們作為皇帝的身邊人,也最為熟悉皇帝的喜怒哀樂,他們無時無刻不再仔細的揣摩著聖意,時刻表現出對皇帝的忠誠,同時圓滑的遊走於朝野不同黨派之間。但一旦有任何越軌的舉動,無論出自何意,是何目的,都會立刻被嘉靖皇帝拿來興師問罪,呂芳也僅僅是為了顧全大局,在沒有知會嘉靖的情況下,私自找嚴嵩和徐階喝酒,說了在嘉靖看來不該說的話,做了在嘉靖看來不該做的事,在這件事的原委尚未被查明之前,便立即被發配去修吉壤,嘉靖皇帝的動作之迅速,手段之雷霆,足以讓人咂舌。

相權,則在明朝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存在。因為明朝初年胡惟庸謀反案,加之明太祖朱元璋早就對相權頗為忌憚,為了平衡權利、方便制衡,朱元璋順勢廢除了丞相一職,改設內閣,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內閣在嘉靖一朝竟然形成了完整的內閣制度,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權利之大也足以與皇權抗衡。為此,嘉靖皇帝除了用皇權、宦權去制衡之外,也只能利用文官集團內部的各個派系之間的明爭暗鬥,自己坐收漁翁之利。

相權背後的文官集團,可以分成大致五派:

1.奸黨派:不用言明,自然是以嚴嵩、嚴世藩為代表的一群亂臣賊子,他們只顧著自己的利益,結黨營私,排除異己,完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因為貪慾的無度造成國庫虧空,竟然還想出了「改稻為桑」的主意,讓廣大百姓為他們的胡作非為買單,甚至還將其奉為「國策」,最後在實行過程中竟然還不忘狠狠的在百姓身上撈一筆。手段之惡劣,令人髮指。自古當然是邪不壓正,最終嚴黨一夥也因為觸碰了嘉靖的利益而被徹底蕩平。

2.裕王派:裕王作為嘉靖皇帝唯一的一個兒子,也就理所當然的是大明王朝未來的儲君,在他的身邊,或因師生之情誼,或出於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抱負,或看不慣嚴黨的胡作非為,自然而然的聚集起一幫以徐階、高拱、張居正、譚綸為代表的能臣(注意,之所以稱他們為能臣,是和後面提到的文官集團中的清流之輩有著嚴格意義上的區分的)。之所以稱之為能臣,是因為他們能夠一邊忍辱負重,千方百計,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處處維護著大明王朝的現世安穩,而另一邊又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時刻提防嚴黨一夥對他們的騷擾與攻訐,同時還能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悄悄的積蓄力量,準備在恰當的時候給嚴氏一黨以致命一擊。他們是明朝的未來,也寄託著明朝的希望。

3.清流派:提到清流,就不得不說一下高翰文這個人物。誠然,作為翰林院編修的高翰文在科考時是嚴世藩的門生,但從其後來在擔任杭州知府的種種作為來看,他並不屬於嚴黨之流,甚至可以說對嚴黨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這是一個空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負、甚至可以說滿腦子都被理想主義所左右但沒有真才實學、也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只會空談的人。只是因為有一個能夠得以施展抱負,將平生所學付諸實踐的機會,這才在其提出「以改兼賑,兩難自解」的奏議後,同意嚴世藩的安排,出任杭州知府。

在以高翰文為代表的清流眼中,面對既要解決江南水患、又要確保多產生絲以保證織造局的絲綢供應這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竟然未經深入考慮,就想當然的提出了「以改兼賑,兩難自解」這個看似可以但實際根本就行不通的解決方案,而且在遇事之後也不能及時提出相應的對策,只是任憑別人擺布,最終也只能落得個誤國誤民,自己也遭人暗算、身敗名裂的下場。

需要再進一步說明的是,當高翰文之類的清流最終被罷官、貶職之後,卻不加緊反思自己的失誤所在,反而只是一味的惆悵、埋怨,終日鬱郁,只是寄情山水、縱情聲色以紓解心中不滿,在他們的身上,看不到一丁點的擔當意識。都說大明王朝是亡於清流之手,一點都不假。

4.孤臣派:這裡所說的孤臣,有兩個,一個是海瑞,另外一個就是胡宗憲。

海瑞,眾所周知,敢於直諫皇帝的錯誤,甚至敢於上書大罵嘉靖皇帝昏庸無道。姑且不論真實的海瑞是一個怎樣的人,單從這部劇中來看,海瑞不僅懷揣著以高翰文為代表的一幫清流治國安邦的理想和信念,同時,在他的身上,還有著鋼鐵一般的意志與百折不撓的精神,最為重要的是,他有著豐富的處理問題的經驗和更為高明的、解決各種難題的手段。但海瑞終究也只是一個單純的人,儘管他深知官場之中的是是非非,卻不願刻意逢迎、當然也不會去同流合污,他既對嚴黨之流所不齒,但對裕王一派也是若即若離,因為在海瑞的眼中,自己所應親近的對象有且僅有一個,那就是皇帝,他的忠心,造就了他的單純,而他的單純,也註定他不可能在官場中走的更遠。

而胡宗憲,則是一個悲壯的、英雄式的人物。其實在內心深處,胡宗憲與高翰文、海瑞一樣,都有著一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雄心壯志,但不同的人,終究選擇了不同的道路,當然,在路的盡頭,等待他們的也是截然不同的結果。

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胡宗憲選擇委身於嚴黨門下,依附嚴黨的勢力,以圖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盡情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學,也確如其所願,胡宗憲不僅官拜浙直總督,成為一方封疆大吏,同時,指揮者戚繼光抗擊倭寇,取得驕人戰果。但隨著嚴黨所為東窗事發、逐漸失勢,儘管身正氣清、一心為民,但胡宗憲也因早已被深深的打上了嚴黨的烙印而受到牽連。沒有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就算再枝繁葉茂、再高聳入雲,這顆參天大樹也終究會有倒下的那一天。

5.商人派:沈一石。姑且不論歷史長河中是否真有沈一石這樣一個人物存在過,但就其名字來看,就值得玩味深究:一石,一是可以理解為重量的單位,大概相當於現在的50公斤左右,也就是一正常的成年人的體重。試想一下,一個曾經可以富可敵國、黃金白銀以千斤計的商人,面對眼前的這些榮華富貴,也只能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頗有一些廣廈千間,夜眠七尺,良田千頃,日進三餐的意味;另一種可以理解為時間單位,即諧音通「一時」,暗示靠依附於當權者所得來的財富,終究只能是過眼煙雲,必不得長久。

其實,沈一石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同高翰文一樣,通曉音律、心高氣傲,儘管他也早已看清官場的是是非非,但與高翰文不同的是,他選擇的是自暴自棄,是同流合污,是甘當各種勢力的斂財工具,而一旦事發,他孤傲的性格也註定其不會忍受牢獄之辱,最終以投火自焚早早的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大明王朝1566》,以歷史人物為背景,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虛構,通過對各色人物細緻入微的刻畫,生動、鮮活的再現了大明王朝那段扣人心弦、發人深省的歷史片段,值得人們去理解、去把玩、去感悟、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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