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興華：「失蹤」半個世紀的天才詩人
人物簡介
吳興華（1921—1966），著名詩人、學者、翻譯家；少年時即有神童之譽；16歲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同年發表長詩《森林的沉默》，轟動詩壇。26歲被燕京大學聘為副教授，31 歲成為北大西語系英語教研室主任，兩年後又被任命為副系主任。1957年，因與蘇聯專家持有不同意見被錯劃為右派；1966年，慘死於文革初期的暴虐之中，年僅45歲。
夏志清先生曾有言，20世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就學養而論，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陳寅恪，第二代是錢鍾書，第三代就是吳興華。
1952年吳興華與謝蔚英結婚時照片
吳興華：
「失蹤」半個世紀的天才詩人
第一財經記者 吳丹
等了半個世紀，88歲的謝蔚英終於在丈夫逝世50年後，盼到五卷本《吳興華全集》的出版。
1966年8月，44歲的吳興華在「文革」中含冤而死。學者王世襄曾說：「如果吳興華活著，他會是一個錢鍾書式的人物。」對謝蔚英而言，如果丈夫不是英年早逝，「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在文學上也會做出應有的貢獻」。她與兩個女兒的生活，也不會那麼艱辛磨難。
2005年，世紀文景曾出版兩卷本《吳興華詩文集》，謝蔚英不太滿意，「錯誤很多，最該登的27首里爾克譯詩都遺漏了」。這套書並沒引起什麼反響，哪怕出版界也仍不熟悉吳興華。就在今年年初，謝蔚英和家人發現，有兩套書用了吳興華參與翻譯的莎士比亞《亨利四世》文稿，卻未告知家屬，甚至也沒署名。在文學史上，吳興華依然是被遺忘的「失蹤者」。
時隔12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全面增補修訂，出版包含詩集、文集、致宋淇書信集、譯文集及譯作《亨利四世》在內的《吳興華全集》。其中，吳興華於1940年至1952年寫給燕京同窗好友、已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宋淇的62封信，由宋淇之子宋以朗首度公開。
在這套書的腰封上，「繼陳寅恪、錢鍾書之後的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家，20世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最高學養之代表」這句極高的評價，讓人們對吳興華這個陌生的名字充滿好奇。
「這一次全集出版，會有更多人了解興華。」在北京家中，謝蔚英從卧室拿出吳興華年輕時的黑白相片，戴上老花鏡，用手拂去相框上的浮塵，仔細端詳。在已經略顯模糊的照片上，是她熟悉的那位傲氣的「燕京才子」。
《吳興華全集》
才子與校花
1952年7月19日，吳興華在寫給宋淇的信中，告知摯友自己的婚訊。他用「天真而倔強」來介紹新娘：「出身是官僚資產階級，父親老早就死了，所以家境已經中落，不過她過去一貫表現得孩子脾氣很重，奇裝異服，近於招搖，而且渾身洋派，所以有許多人(特別是女人)很不贊成她。」
謝蔚英是廣東人，自小在香港長大，新中國成立前在上海滬江大學念書。新中國成立後，同學紛紛報考清華和燕京的轉學生，她也跟著考，同時被兩所大學錄取，最後選了燕京。
「一進學校就聽說興華的名字，都說他是燕京大才子。」謝蔚英記得，第一個學期，她先分到吳興華前女友張景於的班上，第二學期才進吳興華班裡，貪玩翹課不交作業的她，常被他抓個正著。「我不是好學生，愛玩兒。後來上他的課，發現很有意思，他講課談笑風生的，總是穿插外國作家的軼事，很能提起學生興趣。」
謝蔚英父親去世得早，母親又在上海，寒暑假總是獨自一人留在北京。「興華也是一個人，老去燕京大學的小館子吃飯，有時候我也去，就會碰上他。當時完全沒有交朋友的考慮，我在外頭玩兒，他做他的學問。他說他家裡偵探小說很多，借幾本給我看，有的未必看得很懂，就跟他聊，慢慢接觸越來越多。」
吳興華曾在給父親的信中提及女友謝蔚英是「燕京校花」。校園裡仰慕他才華的女學生不少，追求謝蔚英的男生更多。「周末本來說去他那兒玩兒，人家一叫我去跳舞，我就走了。當時電話也沒有，他就站在校車車站等我，一站就是兩個鐘頭。」
「要說我們的關係也很奇怪，即使結了婚，他還是更像我的兄長、老師或者摯友，而不完全是丈夫。我比他小8歲，又是他的學生，他也知道我的性格不是念書做學問那種人，就像寵妹妹一樣寵我。」謝蔚英說，吳興華看起來像書獃子，卻為她做出很多生活上的改變，「他不是愛玩的人，但禮拜天再忙也要陪我出去吃飯，再看場電影。有時候我們意見不一樣，他都是坐下來慢慢講道理，處處以理服人，我總講不過他。」
上世紀60年代，吳興華參與校譯朱生豪版《莎士比亞全集》，校譯一本書的稿費就有100元。在那個人均月收入只有二三十塊錢的年代，吳興華總會拉著時髦新潮的謝蔚英去「造寸」制衣店，找上海裁縫定做呢子大衣。「有時候我看上一件，挺喜歡的，捨不得買，過幾天他就會給我買回來。」
戀愛時，吳興華總會給她唱歌講故事，兩人最愛的愛爾蘭民歌《Danny Boy》與另一首《In the Gloaming》，都是寫去世的情人，唱生死永隔的纏綿凄涼。「此兩首歌皆為暗喻一鬼魂在對他心愛的人而唱，真不知在當時冥冥中是否有此暗示?」在《憶興華》中，謝蔚英感傷地寫道。
燕京大學就讀時期的吳興華
另一個錢鍾書
「在燕京大學，所有人都知道興華的才學。他雖然沒出過國，但名氣比那些出過國的(學者)要大得多。」謝蔚英回憶，吳興華在當時的燕京如同傳奇。
和所有「天才」一樣，吳興華天資早慧，4歲就讀《資治通鑒》，過目成誦。16歲即發表詩作《森林的沉默》，同年被燕京大學破格錄取。上世紀40年代，他拒絕迎合當時主流的自由散漫的口語化創作，抱著「就像不知世上有胡適與新文化運動」的心態，堅持從精英立場出發，以中國古典與西洋格律詩為鑒，獨自實驗矜持、優雅的新格律詩。
大學時，年少輕狂的吳興華常以《唐詩別裁集》和《清詩別裁集》與人打賭，別人隨便翻出一首詩，他都能說出詩題、作者和上下句，從未出錯。在1943年給宋淇的信中，22歲的他傲氣地寫道：「而今我可以不誇口的說能把中國上下數千年的詩同時在腦中列出。」
早在1940年，喬伊斯還未被世界文壇認可之前，吳興華就前衛地向《西洋文學》介紹並節譯喬伊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完整的中譯本2012年才問世)，並將其代表作《尤利西斯》介紹到中國。
「他翻譯從來不藉助詞典。精通英語，法、德、意等歐洲語言也是一學就會，耳朵靈敏，記憶力超強。他對歷史很精通，前前後後的時代人物，記得一清二楚。他的圍棋和橋牌在校內數一數二，從來書不離手，嗜書如命。」謝蔚英記得，結婚最初幾年，他們家總有幾位老教授時常登門，其中就有燕京大學史學系教授鄧之誠，「他如果忘記了什麼，就讓家裡人過來把興華叫過去，一問就解決了」。在大女兒吳同印象里，父親博聞強記的能力如同一部百科全書，「關於古今中外的詩詞、歷史典故和文章，他的腦子像電腦一樣，過目不忘」。
與錢鍾書、吳興華共事的英美文學研究專家巫寧坤曾說，「吳興華的英文可能比錢鍾書好」。宋淇很早就認定，吳興華不但通曉多門語言，國學造詣很不簡單，是「另一個錢鍾書」，且思想、觀點和品味都比錢更接近西方。上世紀40年代的舊版《談藝錄》中，錢鍾書在附記中寫下「吳君興華直諒多聞，為訂勘舛訛數處」，證實他曾虛心接受晚輩吳興華的意見。
「你看他寫給宋淇的信，完全是肺腑之言，討論的都是學問和詩歌，或是自己新作了什麼詩。」謝蔚英說，那些寫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信，正值他生活窘迫時。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剛畢業的吳興華本可出國留學，可日軍封鎖燕京，師生解散，他只有轉行當翻譯謀生。九個兄弟姐妹擠在會館小屋裡，僅靠吳興華的稿費度日。兩個妹妹先後病逝，他也感染肺結核。宋以朗在《致宋淇書信集》的附錄里寫道：「看吳興華的信，你根本很難想像到他原來身逢亂世，生活朝不保夕……依然若無其事跟我父親討論梅花詩。」
「在日據時代，生活再艱難，他也堅決不給日本人做事。」謝蔚英說，吳興華很愛國，一直佩服毛澤東的才華與詩歌，「我私下問過他很多次，他都說，毛主席的詩詞是真的寫得好。」
1952年，謝蔚英曾提議兩人回香港工作。「我在香港有家人和朋友，找個報館不成問題。宋淇也在香港，能給他謀一份差事。」在介紹信都已開好的情況下，吳興華斷然拒絕，「他不肯離開祖國」。
同年，31歲的吳興華被任命為英語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他誠惶誠恐，哪敢領導錢鍾書、朱光潛這些老教授啊。老教授們對他很好，倒是一些師範大學上來的年輕人為難他，那時候的工作很難做。」
這四年相對平穩的日子，吳興華夫婦過得疲憊而忙碌。謝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來迴路程三個小時，清早六點出發，到家已是晚上七八點，吳興華還在學校開會，兩人只有周末能見面吃個飯。「他從來沒抱怨過一句。」謝蔚英說，就算雜務纏身，他仍在深夜抽空翻譯完成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這也是至今唯一的詩體中譯本。
吳興華與夫人謝蔚英、大女兒吳同、小女兒吳雙
躲不過的災難
燕京大學英籍導師謝迪克曾追憶，吳興華是他在燕京教過的學生中「才華最高的一位」，足以與他的另一位學生、文學批評大家哈羅德·布魯姆相匹敵。
1947年，謝迪克引薦吳興華赴美留學，由他承擔路費。但吳興華因肺病加重無法出行，他在信中告訴宋淇，三個月里，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讀書，「以後我想機會一定還有」。
但機會再也沒有來臨。十年後，吳興華在「大鳴大放」運動中響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號召，坦誠提意見，認為蘇聯專家的英語教學方法不一定適合中國。這一句話，令他墜入地獄。
「反右剛開始，興華很擔心，他一次次寫檢查，不通過，內心很痛苦，認為自己有錯。」1957年，謝蔚英的同班同學、西語系教授黃繼忠被銬上手銬抓走，後者作為「極右分子」被送往北大荒勞動教養，她意識到事態嚴重，「以興華的身體，去勞改就等於送命了」。
「後來是朱光潛站出來替他說話，說他是有才華的人，可以留在系裡，將來總有用。」她說，吳興華被撤職、降級，不許教書、不許發表文章，「哪怕這個時候，他內心苦悶、痛苦，還是跟我說，要認真改造，聽黨的話」。
大躍進時期，吳興華每天到圖書館幫系裡編、校《英語常用詞用法詞典》，沒有任何名利。大學時代攢錢買下的12箱《四部叢刊》，「一天不落地看」。
「他自己找材料學拉丁語、希臘語，整天在家拿著書做筆記，我在家聽他念拉丁語，流利極了，學得很精通。」謝蔚英說，他為李健吾翻譯了很多篇拉丁文、希臘文的戲劇理論，又為羅念生校對希臘悲劇的文稿。「看得出羅念生不是從希臘文翻譯，而是從英文翻譯的。興華指出來的地方，他都改過來了。」
1962年摘除右派帽子後，吳興華認為自己終於可以認真做學問，開始根據義大利原文翻譯但丁《神曲》，嚴格按照但丁詩的音韻、節拍來譯。同時又動筆寫一部關於唐朝柳宗元的歷史小說《他死在柳州》。
「這部小說他構思了很多年。唐朝的歷史細節在他腦子裡栩栩如生，閉上眼就是唐朝的街道和店鋪，滿眼是唐朝人的著裝，他們打馬球的樣子。寫這部書必然會聯繫到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他看那麼多歷史書，就想寫進這部小說中。」謝蔚英幫他謄抄過一些，在她印象里，小說視角繁複又開闊，文筆冷凝而精微。但沒等書寫到一半，「文革」開始了。
「我們家是最早貼上大字報的。」謝蔚英說，當「大右派吳興華」的大字報貼在家門口，他就開始徹夜難眠了。「怕外人說他含沙射影，他把書稿、小說和照片拿出來，全燒了。」她不忍心，偷偷留下一小章節但丁《神曲》，收錄在如今的《吳興華全集》里。
北京大學是「文革」的起點和風暴中心。「恐怖極了。」謝蔚英心有餘悸地回憶，每天夜裡，一大幫學生在校園裡橫衝直撞，揚著皮鞭，高呼口號，「衝到有問題的人家裡，直接把人拉出來，跪在那兒審問」。
「1966年最早是批判吳晗，我們沒料到會搞得那麼大，牽扯那麼多人。」謝蔚英的大女兒時年13歲，相貌乖巧、成績優異。家裡出了事，大女兒受牽連，一去學校就受欺負。「興華每天去系裡都挨罵，他一再跟我說，『他們怎麼要求，我就怎麼做。你放心，我絕對不自殺。我要自殺的話，就變成抗拒，把你跟孩子連累了。』」
常年身體虛弱的吳興華，在巨大精神壓力下寢食難安。「最後一兩天，他把那套《四部叢刊》按目錄整理了一遍，跟說我，『萬一我有不測，被抓去勞改，你過不下去的時候就把書賣了』。」
1966年8月1日晚，謝蔚英在人民大會堂開完批鬥會回家，已是11點多。會議上全天喊口號的喧囂弄得她筋疲力盡，癱倒在床，兩人卻睡不著。吳興華預感到什麼，對她長嘆：「我欠你的太多。」謝蔚英安慰他，運動總有過去的時候，忍一忍，總能挺過去。
8月2日清晨，謝蔚英上班後，紅衛兵衝到家中，勒令吳興華去勞改。「他們讓他拔草，雖然不是累活兒，但那天特別熱。他又是個書獃子，跟紅衛兵說要喝水，他們當然不給，給他硬灌了陰溝里的污水。等他昏倒，紅衛兵說他裝死，繼續拳打腳踢。」
下午兩點，謝蔚英接到吳興華入院的消息，趕到北醫三院，人已完全昏迷，次日凌晨5點宣告死亡。紅衛兵咬定他是自殺，謝蔚英在悲痛中無法解釋，最終遺體進行醫學解剖，確認吳興華死於中毒性痢疾。
「人沒了，也沒放過我們。」謝蔚英回去，家裡被抄家，「屋裡砸得一塌糊塗，完全不知以後該怎麼辦」。「文革」期間，她見到太多家破人亡的慘狀。「我們家前前後後就有好幾家自殺。有一家很可憐，父母都自殺了，孩子很小，親戚不敢要，怕受牽連。最後保姆把孩子帶到鄉下去。」
吳興華詩作《素絲行》手稿
與錢鍾書之交
吳興華去世時，大女兒吳同13歲，小女兒吳雙僅5歲。謝蔚英還來不及悲傷，家中住進燒鍋爐的一家三口。工人階級藐視資產階級，對她們毫不客氣，「用我們的煤球，吃我們的東西，你毫無辦法。」謝蔚英難以忍耐，申請搬走。
「很小的兩間房，黑黢黢的，牆壁都是黑的，沒水，沒暖氣，沒廁所。」她獨自帶著女兒，備感艱辛。「一個月30多塊錢工資，實在養不起，差一點想把吳雙送給蘭州的姑媽，她們家沒孩子。大女兒哭著不讓我送，最後留了下來。」
1969年7月，大女兒去北大荒上山下鄉，一走就是十年。6歲的吳雙無人看管，只有每天獨自關在黑屋，哪兒也不敢去，餓了啃點冷饅頭，「好心的鄰居會在冬天送點開水」。12月，軍宣隊、工宣隊進駐社科院，謝蔚英被分到信陽五七幹校，12箱《四部叢刊》存在社科院，她帶著小女兒下鄉，「玩命兒地干農活」。1971年，謝蔚英從幹校回到北京，原來的房子沒了，搬進社科院7號樓辦公室，與同在社科院工作的錢鍾書為鄰。
「錢鍾書也住7號樓，進出總經過我家。錢先生每次遇到我總說，蔚英啊，你有什麼困難一定告訴我。說了好幾遍。」她認為生活勉強可維持，從沒麻煩過錢家，但對錢鍾書十分感激。
「我們在燕南園結婚時，錢先生就來參加婚禮，還送了賀禮。他與興華應該是通過宋淇認識的。」謝蔚英說，早在1943年，吳興華還是學生時，就看了錢鍾書的《談藝錄》初稿(當時名為《雜感集》)，「興華提出的意見，錢先生都接受了」。
吳興華任英語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時，錢鍾書與他們同住中關園。吳同記得，錢家三口喜歡晚飯後在中關園散步。「每次走到我們家這兒，錢伯伯會跟伯母和女兒說，你們先回去，我要跟吳先生聊一會兒。然後錢伯伯就到我們家來，和我父親在書房聊天，談笑風生，總是特別高興。」
「他們一直挺投機的。」謝蔚英說，吳興華與錢鍾書一樣愛讀偵探小說，喜談古詩，又都有學貫中西的學養。「興華被劃右派，很多人都不敢接近，只有錢先生，每次見面依然跟他說話。」
大女兒吳同從東北兵團回京，沒有工作，楊絳讓她抄《堂吉訶德》譯稿。「抄五六頁就給十塊錢，遠比應該付的要多。她怕我不肯接受幫助，變相地來幫我們。」謝蔚英說。
翻譯家李文俊曾說起一件軼事。在幹校時，有年輕人請教錢鍾書英文問題，他看一眼，說：「這種問題還來問我，去問謝蔚英就行了。」謝蔚英在社科院文學所圖書室管理外文書刊時，錢鍾書常在借書時與她閑聊打趣，博美人一粲。
吳興華詩集手稿封面
被歷史淹沒的詩人
如果不是宋淇，吳興華在詩歌上的才華恐怕要被歷史永遠淹沒。
抗戰結束後，宋淇將吳興華的一些作品帶到香港，在《人人文學》上署名「梁文星」發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又將12首詩介紹到台灣《文學雜誌》，主編是夏濟安。據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回憶，當時除了編輯，沒人知道「梁文星」就是內地的吳興華，更不知道這些作品寫於十幾年前。夏志清曾評價吳興華，「其學力、眼力之高，想四十年代詩人無人可及」。
他的新詩創作始於1936年，止於1949年。抗戰時期，吳興華的詩在封閉的華北文壇評論界就引起一些學者關注，稱他的詩「幽美」，但「西洋味太深」。
在與宋淇的書信中，吳興華流露出對詩歌創作的猶疑。他意識到自己前景黯淡，缺乏知音，心境寂寞，「我往往覺得我們最大的毛病就在自持聰明太過，侈言凌人，結果成就常常反不如人……心醉於片時的喝彩，便無暇計及真正的不朽之業」。研究者推測，1949年以後發表的《詠古事兩首》可能是吳興華的絕筆。
謝蔚英記得，1962年摘除「右派」帽子後，吳興華一時情緒高漲。「他跟我說，過去寫的詩，他都看不上了。當時年輕，憑靈感寫詩，不是很理想。宋淇是最欣賞他的，他手裡留的詩，遠比我們家裡的多。」吳興華告訴妻子，40歲前是他苦讀的準備階段，40歲後他有不少雄心壯志要一一完成。他曾想編一部巨型的中國詩文選集，最終，所有計劃都止步於顛沛的命運。
「梁文星」的詩歌在台灣引起反響時，不在場的詩人自己一無所知。聽聞他去世的噩耗，宋淇慨嘆：「陳寅恪、錢鍾書、吳興華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後逝世，從此後繼無人……」
1976年,宋淇將1953年發表過的兩篇涉及吳興華的詩論《論新詩的形式》與《再論新詩的形式》收入自己的文集，由台灣洪範書店推出《林以亮詩話》，並請當初幫助介紹吳興華詩作的夏志清作序。
1980年,美國漢學家愛德華·M·岡恩在英文專著《被零落的繆斯——1937至1945年上海北京的文學》中專門論及吳興華，認為他「是淪陷時期最令人感興趣的一位詩人」，在獨特的時代背景下，「掙脫浪漫主義的羈絆和缺點」，其寫作技巧廣泛又複雜，現代派風格諷刺又虛幻，形成了不同於中國舊詩的複雜情緒體驗，抵達了「其他同代人幾乎無人能達到的高度」。
1983年，謝蔚英第一次赴美國探望兩個女兒，聖迭戈大學葉威廉教授約她到家中面談。「他從台灣看到興華的詩，很讚賞，覺得別有風格，糅合了中外歷史和文學典故，遠比徐志摩高深。如果文學、歷史功底不深，一般人很難讀懂。他說『那是一種新的風格，是超前的』。」
吳興華詩作《西珈》手稿
欣慰與遺憾
吳興華留下的兩個女兒，是謝蔚英最大的安慰。她一直奇怪，「我是不那麼念書的人，但兩個孩子都聰明又用功」。
大女兒吳同在恢復高考後，憑著小學學歷，自學初中高中課程，考上北二外。大學四年所有成績都是優，畢業赴美留學，後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書。
小女兒吳雙從小到大都考第一，在幹校鄉下念小學時，家裡沒書，就跟著母親讀。「一個八歲的孩子能讀得懂《聊齋》，也沒人教她文言文。初中她就跟著我看毛姆的英文小說。」吳雙後來考上北大，選了難度最大的實驗心理學，1984年申請全額獎學金赴美留學，拿到實驗心理學博士學位，現在美國交通局任職。
謝蔚英認為，家庭的慘狀和「文革」的陰影，多少對女兒們的心理有影響。「大女兒到了北大荒還是被欺負，工人子女處處為難她，大家下工都休息了，還讓她去挑水，知道她喜歡書，不許她看。小女兒很小就知道自己家裡有問題，孩子們不跟她玩兒，她就乾脆不出門，自己看書。」吳雙樣貌乖巧，卻性格孤僻，不愛與人來往。考上北大後，很多男生主動接近，她都避之不及。至今50多歲，依然未婚。
1978年，「文革」結束，謝蔚英再婚。「現在的老伴是我燕京的同學，原來在國際關係學院教英文。一個人生活很多困難，兩人就湊在一起過。」兩人遇到時，他剛勞改20年回到北京，進入中科院情報所，從事中譯英直至退休。
謝蔚英想過，如果吳興華認識她前就去美國念書，成就絕對不一般。她也想過，如果新婚時他聽從建議去了香港，也會是另一番命運。
她最後悔的是，在生活窘迫時，不得已賣了吳興華最愛不釋手的《四部叢刊》。「『文革』前，興華的收入算高的，我們雇了保姆。他四弟肺病嚴重，興華在海淀替他租房，又找個人專門照顧。」謝蔚英說，她用錢從不計算，「文革」來時，家裡存款只有400塊。
「1971年我從幹校回來，《四部叢刊》沒地方放，經史子集等共12箱，加上經濟困難，就賣給了《青年報》的編輯。當時賣的500塊也值點錢，不過現在聽說價格很驚人，值好幾千萬。」謝蔚英曾想打聽這套書的去處，可惜當年買書的編輯已經去世，其子定居美國，有著吳興華批註和筆記的《四部叢刊》，從此杳無蹤跡。
1987年，謝蔚英赴美探望兩個女兒
原載第一財經，部分圖片選自網路
附錄
打撈吳興華：
一個被遺忘的天才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溫天一
摘要
1966年8月2號，吳興華對女兒吳同說，他要去工作的北京大學西語繫上班，讓吳同幫忙找自行車鑰匙。吳同把鑰匙遞給他時，他說：小同，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我希望你好好照顧媽媽和妹妹，「我哭了，他看起來非常難過。」
幾個小時之後，有人來敲吳家的門，對吳同說，你爸爸出事了。吳同趕到校醫院，發現父親被扔在走廊中，臉色發紫，知覺全無。她一直呼喚爸爸，但父親始終沒有清醒過來。
這是吳同對父親最後的印象。之後，這個被錢鍾書推崇、被文學史學者夏志清評價為 「繼陳寅恪、錢鍾書之後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儒」的人，就消失在了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中，被整整遺忘了50年。
「他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傳奇，卻被掩埋得像一個傳說。」
這是新近出版的《吳興華全集》（包含詩集、文集、致宋淇書信集、譯文集及譯作《亨利四世》）印在書封上的推薦語。
近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名字，即便是專註於中國現代文學以及西方文學的人們。他曾經存在過，卻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迹。他的大部分翻譯作品與手稿在文革中被毀，投稿的詩作零落各處，而早年與摯友的通信，也在遠隔天涯之後被塵封，幾十年未見天日。
這個曾經以不滿16歲的年紀就考入燕京大學，震蕩過詩歌文壇與翻譯領域的天才式人物，就像一陣最輕柔的風，在水面上激蕩出一點漣漪，隨後一切歸於平靜。
一方面是燦爛豐盛的才華，一方面是逼仄壓抑的命運，這兩股力量始終糾纏在一起，貫穿了他僅僅45年的人生。
兒時的吳興華（後排中立者）與家人
風
吹在水上
《吳興華全集》的特約策劃袁曉琳第一次讀到吳興華的作品是在幾年以前，她形容那時候的自己，是一個陷落在書堆中「灰頭土臉」的小編輯，在光線暗淡的樣書間內，無意間撿拾起兩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年出版的《吳興華詩文集》。
書卷已經殘破，並且所收錄的內容也並不完整，但那些橫貫古今、揮灑中西的漂亮文字與流光溢彩的才華，還是讓袁曉琳被深深吸引，從此一頭扎進了吳興華的世界。
他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義大利、西班牙文等多種語言，中國傳統文學的素養也浸淫極深，莎士比亞、但丁、詹姆斯·喬伊斯、里爾克、柳宗元……他曾經在精神世界中無比靠近他們，並且留下了處處靈光閃現的文字。
「繼陳寅恪、錢鍾書之後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儒」，這句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於吳興華的評價也被印在了全集的腰封上，作為如今對於他蓋棺定論的總結。而翻開他的書信集，你會看到宋淇、錢鍾書、孫道臨等人的名字，他與他們有著長長短短的交往與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即便與這些風流人物列在一起，吳興華閃耀的才華依然讓他顯得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
一個明明可以依靠自己就可以傲然列入中國文學與翻譯版圖上的人物，如今卻需要藉助錢鍾書或者王世襄這些如今儼然已經成為普羅大眾眼中「網紅」式人物對於他的評價，來重新喚起一些記憶，細細想來，也不免有點苦澀。
因為《吳興華全集》的編輯出版，袁曉琳以及其他與這套書相關的人們，一點一點，走進了吳興華被遺忘的世界，重拾他的文字，並且最終意識到，他的命運，其實比那些焚毀或者散落的手稿更加慘烈。
書中吳興華的照片，用今天的眼光看上去，他的目光清澈，充滿了書生式的清朗與倔強，甚至還帶有一點從不設防的柔弱。
他出生在1921年，離世於1966年，少年時代父母病逝，不滿16歲考入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與他的英籍導師謝迪克極為欣賞他，並積極為他聯絡出過留學的機會，但由於疾病與照顧家中弟妹的負累，吳興華最終放棄。他從未出過國，但卻以天才式的榮光閃耀燕京，26歲成為燕京副教授，31歲成為合併後的北京大學英語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幾年之後，他又成了北京大學的第一批右派。隨後被剝奪了學術研究與教學的資格，然後在文革風暴來臨的第一年，他又第一個成為犧牲品。
一個從困苦中掙扎出來，一派天真的學者，從不企圖反抗命運，以逆來順受的姿態承擔著一切，但命運，卻總是不饒過他。
吳興華
未
完成的天才
吳同是吳興華的大女兒，父親去世的時候，她剛剛十二歲，在北大附小讀書。
按照吳同對《中國新聞周刊》的講述，她對於父親的印象，一直是一個伏案讀書的背影，始終揮之不去，「他並不是書獃子型的人物，但卻彷彿永遠手裡拿著一本書，從不釋卷。」吳同這樣回憶道。
當時放學歸家的吳同經常喜歡與父親玩一個只屬於他們倆的「遊戲」：她站在父親面前，念一段小學課本上的文字或者孩子們正在閱讀的流行小說，比如《青春之歌》之類，吳興華一邊聽著女兒朗讀，一邊依舊沉浸在自己的書卷中，女兒讀著讀著就會大聲撒嬌，「爸！你到底聽沒聽到？」父親放下書，笑著把剛剛女兒朗讀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誦一遍。
「他怎麼可能看過那些小孩的書呢，但他就是擁有聽聞不忘、一目十行的能力。」如今的吳同62歲，是一個依舊看得出美麗容貌的中年女人。她已經在美國居住了三十多年，平日的工作是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英文寫作。偶爾她會抱怨美國孩子的英國文學水平實在太差，但提到爸爸，她的口氣會馬上變得輕柔，帶著一點女兒對父親的崇拜，「其實玩那個遊戲，我只是想讓他開心一點。」她似乎永遠不能夠釋懷父親的離開。
吳同基本是跟隨父親長大的孩子，因為那時吳家住在北大中關園，吳興華的夫人謝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大量的時光花費在路途上，因此吳同和父親共處的時間更多。
但是吳同對於父親的才華與淵博的學問，充滿了困惑。
「你知道，我爸爸並不是像錢（鍾書）伯伯或者他的同學宋淇那樣，出身於家境優越的書香門第，有著天然的熏陶積累。」吳同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
吳家祖籍杭州，但後來遷居北京，吳興華的父親是中醫，早年也曾經留學日本，母親留在家中料理家務，吳家一共有九個孩子，所以負擔極重。
吳同甚至記得，她的叔叔曾經向她轉述過奶奶對吳興華幼年時候的記憶，「我爺爺有一個小屋子，裡面堆滿了他收集的古籍舊書，我爸爸連路都走不穩的歲數，就喜歡鑽進裡面翻書，也沒有人教他。」
有一次，吳興華的父親請了很多客人來家裡，大人們在談論古詩詞，說著說著，有幾句下文記不清了，彼時四歲的吳興華朗聲接了上去，大人們覺得奇怪，又考了他幾首，也是絲毫不差。
吳興華的母親很迷信，對於兒子的早慧，她總覺得異於常人也許並不是一件好事，恐怕以後的命運並不會喜樂平順。
《吳興華全集》
而所有接觸過吳興華的人，都被他的才華所打動。
在吳興華的同學、摯友宋淇之子宋以朗的回憶中，父親曾經向他講述過這位天才式的好友：早在燕京讀書時期，吳興華就已經將燕大、清華以及國立北平圖書館的文史類的藏書，全部閱遍，並且深深印刻在腦海中，過目不忘。
而在謝蔚英與吳同的記憶中，他們在北大中關園的家中，經常有一些遠比吳興華更加資深的教授學者來印證或者求教一些問題，比如歷史學家鄧之誠或者錢鍾書。
「那時候也沒有電腦或者搜索引擎，圖書館查閱也不方便，錢伯伯經常想起一個翻譯上的問題，就來找我爸爸詢問出處，我爸爸總是能夠給一個讓他滿意的答覆。」吳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而在她的記憶中，父親與錢伯伯的聊天內容，自己還聽不懂，「但我記得他們聊得特別高興，總是在笑。」
「有一次，錢伯伯來我們家，臨走的時候，爸爸把他送出門外，當時我正在家門口玩，我記得錢伯伯對父親說，吳興華，你可真了不起，你不到20歲就已經超過我了。」
很多年以後，吳同才意識到，恃才傲物、眼高於頂的錢鍾書這句話的分量。但事實上，那時候的吳興華已經三十幾歲，卻始終沒有獲得真正釋放才華的機會。
自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開始，吳興華的日子已經不太好過。1957年，他因為在「大鳴大放」運動中，提出「蘇聯專家的英文教學方法不一定適合中國」而成了北大西語系第一批右派，隨後便被從書齋中連根拔起，在各種運動與衝擊中經歷九蒸九焙的歷練。幾年之後，由於認錯態度誠懇，被恢復了一部分工作，但一時的平靜並沒有維持多久，1966年真正的大風暴便又來臨了。
吳同於母親
天
地興亡兩不知
按照夏志清與宋淇對於吳興華的評價，他是能夠與陳寅恪、錢鍾書相提並論、真正意義稱得上學貫中西的大儒。
而按照吳興華對於自己理想的規劃，如今看來，他的一生則都處於不甘與無可奈何的「未完成時」。他似乎從來沒有真正地「得志」與「合過時宜」，早期是因為貧病與家累，後期則是因為政治運動。
謝蔚英曾經這樣回憶，吳興華對她談及自己的治學計劃，是四十歲之前苦讀，奠定根基，四十歲以後，撰文著書，一一兌現自己的雄心理想，除了《神曲》《他死在柳州》以及莎士比亞研究之外，直接從希臘文翻譯《荷馬史詩》以及編撰一部大型的「中國詩文選集」，都是這理想的一部分。
但這一切被攔腰斬斷在1966年。
吳同回憶，父親對那一天似乎早有預感。
「1966年8月2號，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們家早就被貼滿了大字報，學校也停課了，但那天早晨爸爸說他得去系裡，讓我幫他找自行車的鑰匙。我把鑰匙遞給他的時候，他對我說，小同，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我希望你好好照顧媽媽和妹妹，我哭了，他看起來非常難過。」
幾個小時之後，有人來敲開吳家的門，對吳同說，你爸爸出事了，現在北大校醫院。隨後吳同趕到校醫院，發現父親被扔在走廊中，臉色發紫，知覺全無。她一直呼喚爸爸，但父親始終沒有清醒過來。
後來從中科院趕回北大的謝蔚英與吳同一起將吳興華送到北醫三院搶救，母女倆在那裡守了一夜，直至吳興華咽下最後一口氣。
文革結束，吳同才從不同的人的講述中，拼湊出了父親離世前最後幾個小時的遭遇：他被毆打，被人把頭摁在漿糊桶中，然後又被逼喝下北大化工廠流出的有毒的工業污水，被折磨直到徹底昏迷。
「我覺得他這一生，幾乎沒過過幾天真正的好日子。」吳同有時候會這樣「總結」父親，50年前的痛楚，如今一旦提及，依然會撕扯著她。
很多年後，人過中年的吳同，已經有足夠的閱歷來讀解父親的一生，她才越來越意識到，與燦爛的才華相比，他的性格是多麼地天真。對於周遭派系人事的關係，始終懵懂無知；他醉心於書本，但書本並沒有拯救他。而反觀他周遭的、最終走出亂世的人們，哪怕是看起來書生氣十足，實質上，對於世道人心，也有著深刻的了解。吳興華似乎只能擁有最壞的結局。
晚年的謝蔚英
吳興華去世後不久，謝蔚英母女被趕出中關園的宿舍，「文革時候到我們家來抄家的一撥又一撥，他們燒東西，貼封條，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父親究竟丟失了多少完成或者未完成的文字。」吳同這樣說道。
不到16歲的吳同下鄉插隊，歸來後被安插到街道工廠，隨後憑藉自學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而在此之前，她的學歷是北大附小，「爸爸始終是希望我做讀書人的。」
插隊回京後的吳同受到了錢鍾書一家的照拂，楊絳請她幫忙抄錄自己《堂·吉訶德》的翻譯文字——那是文革期間，陰錯陽差藏在廢紙垃圾堆里才得以保全的手稿，而吳興華的大量作品，則遠沒有那麼幸運。
「她給我遠遠超過謄錄文字所應得的報酬，就是怕我們不肯接受幫助，才想出這樣的法子。」吳同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吳同還記得，每次到錢家去，錢伯伯總是拿出點心招待她、盡量讓她開心，「你父親太可惜了。」錢鍾書對吳同說，「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他覺得父親離開了，知音沒有了。」吳同這樣說。
在整套《吳興華全集》中，有一冊專門收錄了吳興華與摯友宋淇自1940到1952年的書信集，吳興華以清雅的文字描述著他讀過的書，正在寫下的詩行，以及某一刻靈光乍現閃過頭腦的思想。其間也不時夾雜著現實不可名狀之重，對於前景的迷惘，無書可讀的煩惱，纏綿的病榻，始終困窘的家境，甚至丟失一隻鋼筆的無奈，也力透紙背無奈地傳達了出來。
在一封信內，吳興華這樣寫給宋淇，「你知不知道王荊公的這一段詩？我覺得整箇舊詩領域內很難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願為五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鬥雞走狗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註：記憶有錯，實際應為：天地安危兩不知）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愛這段詩的心理。」而在他更早年的詩作中，吳興華曾經這樣寫道，「……同時我又怕我尚未將我的工作趕完，我的筆就和我一齊在土中深深收殮，那時縱使我想向你，或一切別人，呼喊：『聽著，我已明白生命的意義』也是徒然。」
吳興華並不大看得起自己早年的詩作，但它們卻多數保留了下來，而那些他真正看重或者已經在頭腦中搭建起框架的未完成之作，則永遠遺留在了1966年。
本文首發於《中國新聞周刊》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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