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領導人性格影響的帝國命運：誰搞垮了蘇聯帝國

「所謂大人物者，不問其為善人惡人，其所作事業為功為罪，要之其人總為當時此地一社會——最少該社會中一有力之階級或黨派——中之最能深入社會閫奧與社會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其效果收穫之豐嗇，一方面視各該社會憑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視所謂大人物者心理亢進之程度何如。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動進稍易其軌，而全部歷史可以改觀。」

旅行途中，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史教授、著名冷戰與蘇俄史學家祖博克的《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一書，掩卷沉思，突然間想到梁啟超《史跡之論次》中關於大人物在歷史進程中作用的評價：「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動進稍易其軌，而全部歷史可以改觀。」

果然，一部《失敗的帝國》里，對於五巨頭在各個時代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表現的描述，無論是殘忍的實用主義大師斯大林，還是暴躁的冒險家赫魯曉夫，強硬派兼和平締造者勃列日涅夫，強硬卻還想歷史清白的安德羅波夫，抑或是滿懷救世熱情的冷戰和平終結者戈爾巴喬夫，幾乎可以用梁啟超的這個觀點來印證。

《失敗的帝國》以大量史料為基礎，向我們提供了一種非常獨特的認識蘇聯帝國的角度，呈現蘇聯本身出現的各種問題。

小國亡於外，大國亡於內。

閱讀這部書，我們可以感受到，不僅是作者在書中展開蘇聯歷史敘述的主線——「革命——帝國」範式————蘇聯帝國的意識形態——的內在張力和矛盾，呈現了蘇聯內部出現的各種問題，最終導致帝國瓦解，革命終止，而且，相當程度上，祖博克認為，蘇聯領導人的性格，也是改變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帝國命運的力量。這是一條歷史敘述的副線，卻是不能忽視的副線，這同樣是由豐富嚴謹的史料所佐證的。兩者扭結，相互影響，才展開了帝國的確立、鞏固、衰落與瓦解這一宏大的歷史過程。

祖博克在書中，把領導個人性格因素所可能產生的後果放到了儘可能大的地步，對蘇聯各代領導人性格的呈現和他們對時局的影響，是如此的豐富多彩，這也是像我這樣的非專業讀者閱讀最感興趣的地方。

在祖博克的描述中，蘇聯帝國的締造者斯大林，除了我們通常熟悉的冷酷殘忍之外，祖博克還認為他是實用主義的策略大師，他獨攬蘇聯國家安全、意識形態、軍事及對外事務時，一切考量計謀，都是務實地服務於他的蘇聯帝國，當然，機關算盡，也難免有疏漏，結果在建立起貌似強大的帝國的同時，也埋下了帝國最終走向土崩瓦解的種子。冷戰爆發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斯大林大權獨攬下的判斷。祖博克認為，是斯大林的政策，推動了美國的霸權之路。

關於赫魯曉夫的描述，相當苛刻，甚至有些中國官方觀察者式的老套——祖博克把赫魯曉夫描述成一個粗野的沒有清晰目標的人和一個不負責任的冒險家。這位冒險家差點引發了核戰爭。赫魯曉夫時期，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的時期，一方面開始「解凍」，同情人道主義價值觀，渴望改良，鐵幕掀開了一角，但另一方面，也是鎮壓和投入巨資控制人們意識形態的時期。這一時期，也是蘇維埃體制崩潰的開始，它培養出了兩種人，在培養蘇維埃內部的反對者——整整一代過著雙重生活的異見分子和知識分子的同時，它也培育了黨的新一代官僚——這是些口是心非的傢伙，心裡什麼都明白，但表面上還對這個體製表示忠誠——跟我們看到的一樣，表面上是體制的維護者，實際上也是掘墓人，只不過是偷盜者，而不是反抗者。

「自戕的傷口起初看起來並不會致命，但卻沒有癒合」。

祖博克對於勃列日涅夫的描述，與過去我所接觸到的文字大相徑庭，大異其趣。

過去我有限認識中的勃列日涅夫，不過是一個停滯帝國的平庸的領導人。但是祖博克對於勃列日涅夫的描述，這個蘇聯帝國「意識形態的囚徒」，卻也是一個對「命運最敏感的人」，一個「緩和之路」的推動者，「第一個和平締造者」，這樣的形象，讓我「耳目一新」。

尤其是祖博克講到的勃列日涅夫的「山頂寶訓」，讓我更多了尊重：

二戰開始時，希特勒正迅速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國，勃列日涅夫的父親，一位鋼鐵工人，問他，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麼？珠穆朗瑪峰；父親接著問埃菲爾鐵塔有多高？大概300米；父親接著說，應該在珠穆朗瑪峰頂豎這樣一座高塔，把希特勒和他的同夥都吊在上面的絞刑架上，讓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勃列日涅夫當時認為是父親的異想天開，但戰爭開始了，勃列日涅夫自己參加了戰爭，戰爭結束後，紐倫堡對納粹戰犯審判，其中就有些判了絞刑！

祖博克說，「這個故事給勃列日涅夫，給他有關國際關係的看法和他的政策，實際上也就是他的整個的工作和生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後來勃列日涅夫多次對會晤的外國領導人講過這個故事。所以，他對於和平有著強烈的信念。祖博克引用以賽亞·伯林對於俄國思想家的分類，認為勃列日涅夫「就像伯林說的刺蝟一樣，有一個強烈的信念。這個信念樸素得可以讓人們敵意全無：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戰爭。」

在政治局的寡頭中，勃列日涅夫還是位傑出的平衡大師。所以，他坐穩了了帝國的塔尖。

當然，我寧願相信作為嚴肅的歷史學家祖博克的這個結論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礎上的，而不是個人好惡。

過渡者安德羅波夫，過去幾乎沒有接觸，書中著墨也不是特別多。安德羅波夫出身蘇聯安全部門，這個部門的首腦都是臭名昭著的。有多昭著？阿爾巴尼亞著名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在《錯宴》中曾這樣描述喜歡穿長大衣的捷爾任斯基的門徒們：

「你大衣的長度跟你的憐憫心恰成反比。。。。。。」

他們的頭腦自然更厲害。但在祖博克筆下，安德羅波夫一直希望清清白白離開安全部門首腦的崗位。但安全部門首腦的經歷，讓他對他的美國對手一直懷著極深的懷疑。

安德羅波夫上台後發起了反腐敗運動，目的是整肅紀律和保持愛國主義警惕，而且還對國內那些「自覺不自覺地充當外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並散布各種各樣小道消息和謠言的人」，提出了「最後警告」。。。。。。

祖博克對於戈爾巴喬夫的描述，更像是中國官方對蘇聯解體研究的的判斷——

沒有戈爾巴喬夫的話，蘇聯的體系，如果說還不是蘇聯帝國的話，可能會繼續凝聚在一起。

祖博克認為，戈爾巴喬夫太過於「浪漫主義」，他最終更靠近的是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馬列主義，他滿懷救世熱情，想對共產党進行改革，想要改造蘇聯社會並把蘇聯融入「歐洲大家庭」。

在祖博克看來，戈爾巴喬夫以為在擺脫了斯大林主義後遺症及革命與帝國範式的束縛之後，蘇聯會變得更加強大。其次是以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會出手相助，實現把蘇聯的改良主義的共產主義與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融為一體的宏偉大業。

影響蘇聯帝國命運的，不僅是蘇聯內部的變化和蘇聯自己領導人的性格，還有外部因素。所以，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他們的對手尤其是美國對手的性格，從羅斯福杜魯門到里根，以及他們的國務卿或安全顧問的性格，都在命運的抉擇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當然還包括帝國衛星國的領導人和反叛者。

就像梁啟超所言，這些人如果「心理之動進稍易其軌，而全部歷史可以改觀」。

也許。

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集權和極權國家，威權國家，領導人的性格才能如此影響到一個國家，乃至這個國家所有人的命運。若是一個大國，還會影響世界的命運。

祖博克在英文版序中寫道，「蘇聯領導人，以及蘇聯精英和無數的公民，都是那場悲劇性的大革命的繼承人，都受一種救世主式的意識形態的驅使」。

其實這種救世主情懷，十月革命後被列寧放逐到國外的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曾有描述。這種救世情懷一面是聖徒，一面是魔鬼，聖徒是自我幻覺，魔鬼卻是真實存在。所以，雷蒙·阿隆，一位法國哲學家，才會在自己的著作《知識分子的鴉片》中說，普羅米修斯式的野心，是極權主義的根源。

失敗的帝國討論的不是極權主義根源，卻與普羅米修斯式的野心多少有些相關。普羅米修斯盜火解放人類，與「革命與帝國範式」中建立社會主義的革命理想主義是相通的，卻與促進和捍衛蘇聯的帝國利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衝突。這個衝突，一面是帝國的過度擴張，一面是難以自圓的革命理想，這種內在張力和矛盾，不僅消耗了帝國有限的政治軍事財政實力，其實也使蘇聯歷任領導人深陷其中，糾結撕裂著他們的心靈，雖然最終他們都服膺於帝國的利益，如書中不吝筆墨描述的勃列日涅夫在這種內在掙扎中被迫依靠鎮靜劑來穩定自己即是一例，即便是戈爾巴喬夫，雖然行為導致了帝國的土崩瓦解，但在他最初的動機，其實也是為了帝國的利益，只不過，所有維繫帝國的動力，到他手上時，已經消耗殆盡了。

其實自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這一歷史過程中，不僅是世界發生了變化，也不只是主要領導人的性格各異，同時蘇聯精英階層也發生了變化。戰後最大的變化是，在蘇聯政界和知識界的精英當中，不惜一戰的意志以及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信仰在不斷衰落，直至被純粹的權力和物質消解，再無動員可能。

正如祖博克所描述的：「在新的現實面前，要想還採用老的動員方法那是不行的。社會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已經發生了無法逆轉的變化。斯大林動員並揮霍了的巨大人力資源，幾百萬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年輕工人以及滿懷熱情的黨的幹部，當時再也找不到了。在受過教育的青年精英中，幾乎看不到理想主義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義、對享樂的追求和沒有得到滿足的消費主義。安德羅波夫採取的管理措施——強化藍領和白領的紀律和職業道德，很快便淪為鬧劇。就連政治局的各位領導人也跟四十年前不同了：他們中大多數人由於年事已高而開始更多地考慮自己的健康、減少工作負擔和自己退休後的特權，而不是考慮蘇聯的長治久安。」

之所以大段引述祖博克的敘述，是因為歷史有太多相似的地方，這也是歷史能夠燭照未來的公開秘密。

但願曾經遭受同樣災難的我的國家，不再重蹈舊轍，未來好運。因為那是人民之殤。

（原文寫於2014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