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四世同堂》面世，含英文回譯《饑荒》後16章

老舍在寫作中

2016年底，上海譯文社副社長、學者、翻譯家趙武平先生幾經周折，在美國發現了未刪減版的老舍著作《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的英文原稿，比出版後的英文回譯版多出了九章，十萬多字，一時在文學界引發了巨大轟動。

《四世同堂》是老舍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和最高成就。小說以北平城內「小羊圈衚衕」中的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為主線，描寫了抗戰期間處於淪陷區的北平人民的悲慘遭遇和艱苦抗爭，生動地刻畫了他們從日本侵略者兵臨城下時的惶惑不安，到在鐵蹄下忍辱偷生，最終逐漸覺醒、奮起反抗的全過程。

老舍當年計劃寫三部，共100章，於1944年在重慶的報紙上開始連載。老舍本打算用兩年時間寫完，但由於時局動蕩和罹患多種病痛，直到1945年底才完成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1945年，老舍一邊打著擺子，一邊在前兩部的出版序言中寫道，「設計寫此書時，頗有雄心。可是執行起來，精神上，物質上，身體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險能把他寫完。即使幸而能寫完，好不好還是另一問題。在這年月而要安心寫百萬字的長篇，簡直有點不知好歹。算了吧，不再說什麼了！」

1949年，老舍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在此期間完成了第三部《饑荒》的寫作，最後13章並未出中文版，其英文版於1951年在美國出版，文稿也在文革中被毀。甚至老舍後來在文革中遭遇批鬥，其中的一條罪名就是「拿美國的稿費」。

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四世同堂》時，從英文版返譯了最後13段。但是這絕不是老舍的原稿，而是經過了美國出版社和編輯大量刪減後的節選本和刪改本。該版本在出版時，老舍夫人胡絜青慨嘆道：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出現一種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單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節譯本轉譯回來的後十三段，全書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來計劃和實際完成的一百段。

老舍在美國講學

遍尋原稿而不得的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評價《四世同堂》中「『視景』是狹隘的愛國主義（在結尾的時候，還稍稍滲進了一點自由國際主義的色彩）」，這在趙武平看來是不確切的——「論者看不到《四世同堂》全書，也想不到《饑荒》英譯稿仍完好存世，而其結尾亦同一九五一年版The Yellow Storm全然兩樣。」

2017年9月，經過半年多的翻譯、審校工作，收錄了趙武平回譯章節後，堪稱史上最完整版的《四世同堂》已經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從此文學愛好者可以完整地閱讀到這部文學經典，不再帶有任何缺憾；同時，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也將以這個完整版為新的基準，重建相關標準和認識。

下文為趙武平所作一萬五千字長文，《英譯全稿的發現和的回譯》，詳細講述了多番探尋並於浦愛德檔案中最終發現《四世同堂》全稿的全過程，對《饑荒》英文原稿的考古式勘察和「修舊如舊」的回譯過程。鳳凰文化經授權發佈於此。

老舍（著）趙武平（譯補）《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英譯全稿的發現和

對《饑荒》的英文原稿

文丨趙武平

兩年前的夏天，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在武漢出簡體字版的時候，我剛好也在哈佛大學，找出他寫給老舍譯者浦愛德的一通信札。從抬頭能夠看出，此信的轉交者，是位於紐約第三大道七五〇號的哈考特—布瑞斯(Harcourt, Brace)公司，也就是《四世同堂》的美國出版社。

這是一封從未發表過的信，確切地說，是一封文學求援信。信以英語寫成，列印在紐約州立大學教育學院信箋上，落款日期為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距《四世同堂》在美面世已有九年。他當時已至波茨坦的紐約州立大學英語系執教，還在為次年三月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做掃尾工作。在此信札之中，夏氏對「親愛的浦小姐（Miss Pruitt）」謹慎而又誠懇地說：

帶著濃厚的興趣，讀過The Yellow Storm以後，我才得以明白，此書是老舍（舒慶春）自一九四六年起在上海出版的，由三部分構成的《四世同堂》之刪節版。

我的論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今冬將在耶魯大學出版。我看過這部小說分別以《惶惑》和《偷生》為名的第一和第二部，但沒有見過第三部《饑荒》，似乎所有美國大學圖書館也均無此書。因此，我想求助於您。我相信，您是《四世》的譯者，手上應有一部《饑荒》，而且譯書時候會經常用到。我故而冒昧請教，不知可否賜告您所用此版《饑荒》出版者的名字，以及出書時間和地點？如蒙惠示，我會感謝不盡，因為這個信息，將使拙著之參考書目更臻完善。我看過該作品一九五〇至五一年，在上海《小說》月刊的連載，但全部內容僅限於此。

此外，我還想知道，能否勞駕您，把自己的《饑荒》，借我使用一周左右？身為現代中國小說史研究者，無以通讀原著，只能仰仗您的The Yellow Storm，來了解《四世》後續的故事情節與人物發展，我深感愧疚。您的善意，我將銘感不忘。

夏札附於浦愛德檔案之中，現存施萊辛格圖書館。就檔案本身來看，不能確定浦愛德曾經有過回復。但據夏氏之後的老舍評論，不難推斷完整的《饑荒》，最終還是與他無緣。因為，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他責其「『視景』是狹隘的愛國主義（在結尾的時候，還稍稍滲進了一點自由國際主義的色彩）」，所憑藉的基礎並不完全可靠；受其影響，甚至連費正清主編的《中國通史》，也沿襲成說，對之誤加斷言：「戰爭剛結束，他就開始一個雄心勃勃的創作規劃，寫一部題為《四世同堂》的三卷長篇小說，但未能全部實現（was never fully completed）。」（李歐梵《文學趨勢： 通向革命之路，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見《劍橋中國史》第十三卷第九章）但是，這些評價也情有可原，畢竟論者看不到《四世同堂》全書，也想不到《饑荒》英譯稿仍完好存世，而其結尾亦同一九五一年版The Yellow Storm全然兩樣。

一如夏氏所言，《四世同堂》的前兩部，和第三部之前半部（在一九四五年所寫《四世同堂》「序」里，老舍以「段」代「章」，說依照計劃寫來，第一部為三十四段，後兩部各為三十三段，最後合在一起，全書一百段），先後在重慶《掃蕩報》「掃蕩」副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連載《惶惑》），《世界日報》「明珠」副刊（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連載《偷生》），和上海《小說》月刊（一九五〇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連載《饑荒》前二十段）發表。

其間，一九四六年一月，《惶惑》（上冊）作為趙家璧編輯「良友文學叢書」新編第一種，以《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上冊）》之名（一九四五年五月在重慶付排），由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三月，《惶惑》（下冊）以《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下冊）》為名，由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十一月，《偷生》以上、下冊形式，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每冊定價國幣四十元），增加後記一篇。出國已逾半年的老舍，在這篇後記里，談了前兩部的出版經過。

他說：本書寫成於重慶，即交給良友公司發行，但該公司以種種關係到勝利後半年才在上海印成書，而初版售罄後，也未見再版。現在良友公司的營業尚未恢復，我已向他們將過去所有該公司初版之《趕集》《離婚》及本書版權按約一律收回，而本書紙型也由我備價購回，交晨光公司出版。本書在良友出版時原名《四世同堂》，其實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現在第二部《偷生》也已交晨光公司同時出版，所以這第一部改名為《惶惑》，連同將來出版的第三部《饑荒》，全書總名還是稱為《四世同堂》。老舍三十五年十月一日紐約。然而，不知出於何因，或者受誰干涉，《饑荒》的後半部最終未能發表。在致《四世同堂》日譯者鈴木擇郎和桑島信一的信（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中，老舍說：「需要對《四世同堂》全部加以修改，因此第三部不宜發表。何時能著手修改還不知道。現在工作繁忙，無閑暇顧及。這實在對不起各位，但也無奈。」及至「文革」，老舍被抄家後，《饑荒》手稿散佚。此後，再也無人能說清，此書原貌到底如何。

幸運的是，時隔六十五年，這個令人困惑的疑問，終於在哈佛大學有了解答的可能，那就是浦愛德檔案中的《四世同堂》英譯文稿，包括了完整的《饑荒》譯稿。

圖片來源：東方出版中心

一、浦愛德檔案里的老舍

四年半前的早春，南京的一個賽珍珠紀念會，引我注意到「紅色留學生」謝和庚、王瑩夫婦，和賽珍珠與喬志高等人，在一九四五年前後，曾安排老舍和趙清閣合作之《桃李春風》在美國翻譯和演出。這讓我想起，多年前在天津看到《老舍書信集》說，老舍在美國的檔案，因代理人戴維·勞埃德後人捐贈，藏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受體例限制，老舍信札以外，其他關聯信件，一概失收。由此，我萌生了用老舍英文檔案，續編《老舍美國往來書信集》之念。

二〇一三年五月，我會同好友王海龍先生重返哥大，到幾年前讀書的新聞學院近旁的巴特勒圖書館古籍善本部，在勞埃德所藏老舍檔案中，看到老舍同賽珍珠和浦愛德，圍繞《駱駝祥子》、《離婚》和《四世同堂》翻譯所留下的許多信件。但是，與《四世同堂》有關的內容並不齊全，更多的資料保存在哈佛的浦愛德檔案中。從施萊辛格圖書館官方網站展示的館藏目錄看，浦愛德檔案不僅有老舍其他未刊信函，而且還包括浦譯《四世同堂》全稿。根據該檔案的檢索指南（Pruitt, Ida. Papers, 1850s1992： A Finding Aid），以及其他資料，大致可以了解浦愛德的生平狀況： 愛達·普魯伊特是作家、教育家、社會工作者和基金募集者。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日在山東省黃縣出生，是美國傳教士西塞羅·華盛頓和安娜·（西沃德·）普魯伊特夫婦長女。有四弟一妹，早年就讀於曲阜教會學校。一九〇六年回美國，先後在喬治亞州和紐約讀書，一九一〇年在哥大教師學院獲得學位，後至曲阜女子學校（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執教。一九一八年先後到波士頓和費城，接受社會工作教育，後應北京協和醫學院聘請，擔任社會工作部主任，至一九三八年。抗戰時期，她協助路易·艾黎，創辦中國工業合作社（「工合」）。為了募集抗戰援助（據斯諾說，她也同地下工作者有來往，曾和他冒險掩護在北平養病的鄧穎超出城），她一九三九到紐約任「工合」國際委員會執行秘書，至一九五一年。她是執著的中國觀察者，和中國歷史、社會及古人類學研究者，也是高產寫作者和翻譯家，創作了不少關於中國的文章、短篇小說和著述，包括兩部個人自傳《在中國的童年》（一九七八）、《在老北平的歲月》（一九三八），和兩部人物傳記《漢家女兒：一個中國勞動婦女的自傳》（一九四五）和《殷老太太：北平生活回憶》（一九七九）。她還翻譯了《四世同堂》（一九五一），吳永記錄慈禧太后出逃逸事之《庚子西狩叢談》（一九三六），和王瑩自傳體小說《寶姑》。她熱心推動中美民間友誼，於一九五九和一九七二年，兩次突破禁令訪問中國。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費城辭世，享年九十六歲。幾個月後經友人引薦，我致信哈佛燕京圖書館馬小鶴先生，再次得到確認：《四世同堂》譯稿果然仍在哈佛施萊辛格圖書館。不久，等我在耶魯大學的出版研究課結束，就於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從紐黑文轉至麻省劍橋後，等不及馬先生的陪同，就在旅舍擱下行李，直接趕到圖書館所在的拉德克利夫學院——那裡也是美國女性研究重鎮。

在隨後的一周，經過施萊辛格圖書館的配合和授權，我先後調閱到編號為MC465的十一盒浦愛德檔案，細緻研究了分裝在編號為5355的常規檔案盒中，標有《四世同堂》（「Four Generations： One House, 194548」）說明的數百頁材料。

按照圖書館的歸納分類，《四世同堂》檔案分兩部分：其一為全部譯稿；其二是同翻譯和出版相關的通信、筆記、卡片和零稿。

（一）譯稿

《四世同堂》英文譯稿，冠以「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之名，列印在相當於A4紙張大小的、薄近透明的白紙上；文稿按先後順序，每兩章，或三到五章，整整齊齊分組裝於三十個乳黃色的文件夾內。譯稿有三部分，即第一部（Book Ⅰ）和第二部（Book Ⅱ）的初譯稿（編號1327至1345，均為三十二章），以及初譯稿若干零頁，稿面上有繁密的改動筆跡，字體潦草，難以辨認；第二部另有一份修訂謄清稿，篇幅從三十二章，縮至三十一章（編號1346至1350）；以及第三部（Book Ⅲ），也就是《饑荒》的譯稿（編號1351至1356），共三十六章。

由此可以推斷，《四世同堂》全書，實際上的篇幅不是原來老舍設想的一百段（章），而是一百〇三段（章）——這實在是一個引人興奮的新發現。

（二）信件

勞埃德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討論三方合同補充修訂內容，附以合同修訂條款數頁的來信，以及他（代理人）、老舍（作者）和浦愛德（譯者）共同簽署的《四世同堂》英譯版權代理合同；哈考特公司編輯丹佛·林德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來信，以及他所寄來之《四世同堂》（前頁front matter）清樣六頁（作者其他作品目錄，《駱駝祥子》《離婚》；標以英文書名「The Yellow Storm」和中文書名「風吹草動」的扉頁；版權頁；目錄；和主要人物表，兩頁）；浦愛德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致具體負責刪節譯稿的編輯格林·戈斯林論譯稿信；浦愛德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和五月二日關於購書事宜的兩封信，並哈考特公司《四世同堂》三份版稅清單；和夏志清來信一頁。

（三）筆記

老舍手寫主要人物表（兩頁），及人物介紹（兩頁）；老舍談中國人名習俗的手稿（三頁）；老舍手繪小羊圈地形草圖（一頁）；小羊圈地形圖刻印樣（一頁）；老舍手繪「清水脊」和「花牆子」門樓圖（一頁）；老舍手稿（第十章后冠曉荷告密錢孟石的故事梗概，兩頁）；有手寫批註的植物名詞解釋（上列「槐樹」「赤包」「茴香」「茵陳」與「茵陳蒿子」「蒿子」「府綢」和「鯰」等詞，一頁）；浦氏翻譯筆記（一頁）；詩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英漢翻譯對照（一頁）。

（四）卡片

卡片上的內容，應是浦愛德用打字機，從不同的書報資料上引錄的，其中包括：老舍戰時大事記（一張）；老舍著作及其英譯簡介（一張）；丁易的老舍評論片段（引自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英譯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六張）；《四世同堂》中富善先生營救瑞宣後段落英譯稿（兩張）；白芝論老舍《老舍：在他的幽默里的幽默家》摘要（引自《中國季刊》一九六一年十至十二月號，九張）；夏志清的老舍評論摘要（引自《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張）；賽珍珠《四世同堂》評論摘要（一張）；以及標以「（《離婚》）理想：張大哥」「理想：老李的愛情」「中國人遇到馬克思主義者：老舍」「小說： 魯迅」和「小說的未來在過去？」（引自紐約時報雜誌格萊迪斯·施密特文章）等題目的文摘（七張）。

（五）零稿

時間為一九四五年八月的《駱駝祥子》無署名書評稿（四頁）；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約翰·K.哈欽斯《離婚》書評剪報（一頁）；賽珍珠的《四世同堂》書評底稿（兩頁）；題為「藝術教育」的無名文稿（八頁）。

圖片來源：東方出版中心

二、《饑荒》的譯稿

如所周知，《饑荒》的創作，和《四世同堂》全書的翻譯，大致情況是這樣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浦愛德由中國回到紐約，即從次年二月前後開始，同老舍合譯前兩部，當時《饑荒》寫作也剛開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惶惑》前十章譯稿完成，受到老舍最早的代理人亨麗埃特·赫茲批評，但得到賽珍珠肯定。一九四八年七月，《惶惑》和《偷生》譯稿完成，交給新的代理人勞埃德審閱。隨後，老舍在創作《饑荒》的同時，也陸續把寫好的文稿，交給浦愛德翻譯。一九四九年二月，老舍寫完《饑荒》，於二十六日致信樓適夷說：「《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譯。這就是為什麼還未回國的原因。」八月，《饑荒》餘下部分翻譯完成後，於二十五日交到勞埃德手上。此時，距離老舍十月十三日從舊金山啟程歸國，時間只有一個半月左右。

《饑荒》完成六十餘年來，從無機會完整發表。雖然該書所謂「後十三段」，一九八〇年經馬小彌根據哈考特版本「復譯」成中文，但內容與浦愛德原稿不同，也與原作本身相差甚遠。可是，哈佛《四世同堂》英譯稿，尤其是《饑荒》的譯稿，究竟是不是全稿？如果不全，缺了什麼？還有，同原譯稿相比，哈考特版又有哪些刪改？

這些問題的回答，也許可以根據原譯稿，從篇幅、篇名、結構、情節和人名等方面入手，逐一進行分析。

第一，篇幅

《饑荒》譯稿，共三十六章，各章篇幅不一，短者僅七頁，長者多達十八頁，共計二百三十六頁。後半部第二十一至三十六章，回譯為中文，加上之前已發表的二十章，可知全書字數為二十一二萬字。

這是老舍原作的全部嗎？

應該不是，儘管它比哈考特版第三部分（二十七章），要多出九章。但相比原作，又可以推測老舍和浦愛德合作譯稿，所刪只是枝節，或者意義略輕的片段，結構起碼沒有改變，否則就不會是三十六章——比老舍一九四五年預定的三十三章還多。關於翻譯的刪節，浦愛德晚年曾有回憶：老舍知道，美國人不喜歡篇幅太大的長篇小說，所以我們一起工作時候，他對原書作了較大的刪節。不幸，出版社刪得更多，一個完整的人物被刪去——雖非主要人物，卻是我最喜愛的人物之一，就是那個看守墳陵的種地人。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致戴乃迭信）從表面上看，同一九四六年版《四世同堂》前兩部，和一九五〇年連載的《饑荒》前半部相比，英譯稿明顯的區別之一，就是每章都多出一個標題。且看後半部各章題名：

二十一老三和美弟

二十二祁家人有骨頭

二十三東陽病了

二十四冰化了

二十五四大爺的回報

二十六小偷和乞丐

二十七瑞宣找到自己和工作

二十八王三爺的產業

二十九白巡長參加地下組織

三十白巡長和王三爺的新角色

三十一原子彈

三十二小妞子的勝利日

三十三勝利

三十四四世同堂

三十五小羊圈的慶祝

三十六錢先生的悔過書

拿此後半部目錄，同哈考特版相比，很容易就能發現，該英文本第三部分的「後十三章」，系由這十六章壓縮和刪節而來。而且，譯稿中的標題都被刪去，一些人名也有改動。這些大大小小的變動，哪些是老舍的主意，哪些是他和浦愛德共同的決定，哪些又是哈考特定稿編輯戈斯林的主張，則已是另外的話題了。

第二，刪節

譯稿交出之後，會遭到怎樣的刪改，是老舍和浦愛德都牽掛的問題。她告訴勞埃德說，老舍回國前曾委託她負責聯絡，確保得到較好的出版品質。她也致信戈斯林，說：「我是想請教一下，你是依據什麼辦法來進行刪節的……」（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信）

對方似乎沒有理睬她的詢問。

在另外一封寫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的信里，她也對勞埃德說，因為始終沒見過刪定樣，她希望出書之前，能夠看一看。

不過，她要到第二年看見樣書，才知道譯稿的刪改情況。

就《饑荒》而言，除去每章都有相當刪節外，最主要的變動，是在後面的十六章。

首先，編輯將第二十三章「東陽病了」壓縮後，同第二十四章「冰化了」並為一章。具體刪去的內容，主要是瑞宣初到學校，原以為學生中會有特務，不敢敞開心胸和其他師生交流，後來逐漸認識到北平人不全是「半死不活，作事只是為混飯吃」，他們比他「更關心世界問題」，比他「懂得多，知道怎麼在可能的限度里盡責」；同時，「這使他為自己感覺到可恥，讓他添了更多勇氣」。

其次，拿掉了第二十七章。這個取名「瑞宣找到自己和工作」的一章，由兩個故事構成：其一是瑞宣經過李四大爺之死後，意識到自己的使命，不願再像野求那樣苟且偷生，加強了自己的抗日宣傳：「戰爭就是這樣。咱們無論是八十歲的老人，還是脆弱的女孩子，都必須挺起胸膛」；日本人為了解「新的中國人的思想」，開始邀請日本名作家，翻譯「代替中國說話的活的文學」的中國新小說和劇本，希望藉助中國現代文學「想出加快征服中國的新辦法」。

最後，將第三十六章刪去。這一章名為「錢先生的悔過書」，其實是一篇「檄文」。錢在其中對日本人發動戰爭進行了反思——「為什麼這樣一個民族，一個禮貌與規矩的民族，忽然就變成動物，甚至連走獸都不如了呢？……你們出了什麼問題——穿上軍裝後，似乎出了問題，或者由於別的原因，由人變成走獸」；也討論了中日兩國五十年來的國家、社會和民族個性的發展變化，他個人的遭遇和思想轉變，以及他對世界未來的期望，和對兩國關係的展望。

當然，除了對背景、環境和人物心理等方面描寫所作較大刪節，編輯也從後面幾章刪去了瑞宣、瑞全、劉棚匠太太、金三爺和小善等人物的部分故事，儘管它們其實並非無足輕重。比如，和瑞全一樣，劉棚匠逃出北平後，命運究竟如何，始終受到錢先生、瑞宣和其他小羊圈的鄰居們的惦記，多次成為他們的日常話題。然而，哈考特版卻刪去了譯稿第三十三章中，劉太太在勝利日回到小羊圈，所碰到的悲欣交集場面，讓人物故事的完整性受到嚴重傷害，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感人力量，也讓讀者無法得知這個鄉下婦女在迎接勝利的時刻，由衷發出了怎樣的良善祈望：劉太太的確高興，因為又能和丈夫團圓了。七八年來，她沒有給丈夫丟臉。她受苦受累，在許多地方遇到危險，可她還是她，沒有變成一個惡的女人。戰爭讓她受罪，但也提高她的能力。她感到的確應當自傲。是的，她必須快跑回家，洗洗臉，換一換襪子，等候丈夫歸來。丈夫會回來嗎？一定會的。假若戰爭沒把她餓死，戰爭也不會傷害她的丈夫。按照老舍設想，《饑荒》的狀態，應非譯稿所展現的三十六章，而是三十三章。其實也不妨設想：在寫作過程中，作者沒曾意識，篇幅寫到後來會超出了原先的計劃。他會不會有過等回到北京，再作相應調整的打算？可能性不是沒有——因為老舍回國後，首次接受採訪，記者子岡就注意到，他仍在完善作品。她說：他在美國醫院裡抽了脊髓，住了很久醫院，病仍沒好。記者去看他時，他正在旅邸里謄寫《四世同堂》，那張書桌實在是一架帶鏡子的梳妝台，鏡子里的老舍先生的面龐卻是比四年前圓胖了，只是步履維艱，他有時拄了手杖上街蹓躂。（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進步日報》）

或者可以說，老舍離美之前，再對文稿大動干戈，已無充裕時間。所以，乾脆決定先把原稿譯出，因為他能夠料想到，哈考特編輯收稿後，還會再作刪改。

第三，人名

從前列十六章的標題，就能看出小說人名，在譯稿中出現變化——招弟變作「美弟」，金三變作「王三」。

這又是怎麼回事？

不妨以「主要人物表」清樣為據，先就人名變化來個對比：仲石——誠石（Cheng Shih）

金三——王三（Wang the Third）

陳野求——葉學者（Scholar Yeh）

大赤包——大紅椒（Big Red Pepper）

桐芳——桃花（Peach Blossom）

招弟——美第（Meydee）

瑞全——瑞堂（Rey Tang）

小順兒——小寶兒（Little Precious）

高亦陀——高大夫（Dr. Kao）

初看上去，會覺得名字改動很怪異。好在與出版有關的通信和筆記，能間接提供另外一些不全面，但卻很有幫助的旁證。

檔案中有老舍兩份手稿。一是老舍手寫人名列表，另一是老舍對傳統中國起名方法的介紹文字，詳盡解釋了「乳名」「學名」和「表字」等名稱的淵源。此外，還有一份注有手寫漢字對應，附加批改筆跡（無法判斷出自誰的手筆）的列印件「植物名詞術語」。從這些附屬材料中，能發現老舍最初將小順兒自譯為「Little Prosperous」。這大概是顧及到「順」與「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聯繫，所以他有「Prosperous」（富裕，繁榮）之詞的選擇。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到了浦譯之中，卻改為「Little Precious」（小寶兒）。

與之近似，「大赤包」在那頁「植物名詞術語」上，排在第二位： Ta Chih Pao赤包A small melon growing on a vine, turns red and has black seeds.或許是議定譯名時候，覺得對於不熟悉中國產物的美國讀者，「赤包」（「一種結在藤蔓上的小瓜，成熟後變紅，有黑籽」）的直譯實在太難理解，因此老舍建議改作「大紅南瓜」（他自列的人名表上，「大赤包」譯作「Big Red Pumpkin」）。到了浦譯稿，「大紅南瓜」卻又變成了「大紅椒」。同樣，「桐芳」（老舍自譯「Tung Flower」）也意外化作「桃花」。

談到譯名，浦氏曾在一封信里說，把瑞全（Rey Chuan）改作瑞堂（Rey Tang），是為了避免理解混淆，是老舍和她共同決定的。她還說：「但我們這麼做，也許是錯的。你覺得哪一個不太令人糊塗？」（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致戈斯林信）

他們顯然對這個改動感覺並不踏實，但又擔心如果照直翻譯，瑞全（Rey Chuan）和瑞宣（Rey Shuan）這兩個近似的名字，會讓讀者感到莫名其妙——需要提一句，在老舍最初的自擬人名表上，瑞宣和瑞全的名字，分別拼作Jui Hsian和Jui Chuan。

第四，書名

在哈考特清樣扉頁上，作者英文名字印在最上面，排作Lau Shaw（S.Y. SHU），其下是橫排的英文書名THE YELLOW STORM，中文書名「風吹草動」從上到下豎排於頁面中間，再往下是分作兩行的「由浦愛德譯自中文」，最底下是「哈考特—布瑞斯公司紐約」，排成兩行。這裡，最令人感到奇詭和難解的，是出處未明的中文書名。

從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老舍致勞埃德的信中，可以知道THE YELLOW STORM的譯名，是他和浦愛德在她弟弟家度假時，於林中散步途中，他自己即興想出來的。後來，此名遭到浦愛德的一再反對。她徵求許多朋友的意見，覺得yellow一詞在英語中有太多不好的意涵，認為原名直譯「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勝過易致歧義的老舍譯名——老舍另一譯者喬志高，就以為THE YELLOW STORM同《惶惑》的諧音相關，並在他的回憶中譯為《黃禍》（《我與老舍》）。不過，勞埃德在一封回信里告訴她，出版方對老舍提議並不排斥，他們也想不出更好的書名，甚至以為THE YELLOW STORM更能吸引讀者。

清樣中的目錄，接排在扉頁之後，非常簡潔，顯示哈考特版《四世同堂》，由中文的三部多卷本變成了單卷本。原作的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在英文版中變作「第一部分（PART Ⅰ）」「第二部分（PART Ⅱ）」和「第三部分（PART Ⅲ）」；《惶惑》、《偷生》和《饑荒》的名稱，也相應換成「小羊圈（The Little Sheep Fold）」「伴虎（In the Company of the Tiger）」和「沒有報應（There is NoRetribution）」。

以小說內容為據的意譯之名，已無法知道何人所取，但能看出來目的是方便英文讀者。特別是「伴虎」一題，明顯源自原作中高亦陀的兩段話，即「李空山和祁瑞豐都丟了官，這雖然是他們自己的過錯，可是多少也有點『伴君如伴虎』的意味在內。日本人小氣，不容易伺候」，和「伴君如伴虎啊！人家一翻臉，功臣也保不住腦袋！」（《偷生》第十九章）

圖片來源：東方出版中心

三、《饑荒》的回譯

回譯，「不完全是翻譯」，因為它「就是例如原來中文，給人譯成英文，現在要把英文還原」（思果《翻譯研究》）。它是一個曲折而繁難的「翻譯還原」，或者說，是一個「文本復原」的嘗試，是要用從英文譯回的中文稿作基礎，輔以相應的修正，恢復原著的本來面貌。若單圖簡單、省事，把原著晾在一邊，只求對原譯負責，那麼照英文譯出即告萬事大吉。問題是，依此而來的譯文，是老舍的嗎？

是，也不是。

說是，是因為英譯稿的完成，從頭至尾，老舍都在場。他是原著者，更是合譯者。他參與、認可，且同意將英譯成稿交出，由編輯另行刪汰。在一些通信里，浦愛德說過，譯稿的變動，老舍自己的主張而外，都是兩人議定的結果。所以，以英譯為據的文稿一出來，原著的敘事結構、思想內容和人物命運結局，即畢露無遺。這些無疑都是老舍的創造。

說不是，則是從風格上說，譯者和老舍並不契合，譯稿無法等同原著。老舍是語言運用的藝術家，是「一個漸漸的自覺的藝術家的小說家」（借李健吾論沈從文句），他要求自己「在用語言表達思想感情的時候，不忘了語言的簡練，明確，生動，也不忘了語言的節奏，聲音等等方面」。相對而言，譯者不是「全面語言的運用者」，即令有心像老舍那樣，追求「文字之美」，也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別的權且不說，單就照顧「文字的律動音節」來說，就簡直無法企及。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天然的缺憾。

不用說，譯稿不全面修正，和原著就有距離，也談不上成功。所以，設盡方法縮小，甚至消除兩者間的距離，在求「神似」的同時，也求「形似」，成為還原的理想。而實現這個理想，無非自設懸鵠，用「出於一種學究的或兒氣的志願」，細緻體會《四世同堂》的語言風格，也參考作者其他早期作品，整理出老舍的字彙和辭彙表，拿它作為用字選詞的典範，同時以老舍的語言運用「條規」為原則，對譯文的字詞和句子作相應調換。唯其如此，才能在由釋讀、翻譯和修正構成的還原上，也以「一言一詞皆有根據」相要求，回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老舍，而不是五十年代以後文風發生明顯變化的老舍。

（一）釋讀

原稿輾轉保存，歷經六十餘載，依然大體完好，只有不多幾處微見瑕疵。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列印墨色不勻，再加歲月磨蝕，致使部分文字漫漶；二是未經編校，文稿有訛誤，亦可見闕漏。因此，動手翻譯之前，要進行釋讀和校勘，即參照一九四六年版《惶惑》和《偷生》，一九五〇年《小說》月刊連載的《饑荒》章節，以及一九五一年版哈考特版本，判別原譯稿和原著的差異，同時辨認模糊字詞，標記拼寫異常與錯誤，以及語句缺失。

《饑荒》未曾全文發表，全面校勘譯稿，自然無從談起。但故事的連續性、人物的發展和情景的呼應，加上哈考特版對原著的後半部尚有難得的保留，又能使譯稿得到部分校勘，從而確定譯文中明顯的專有名詞變化。此外，在錯譯鑒定和語句補闕方面，類似「理校」式的「對勘」之法，也能收到一定之效。

比如，在第二十五章，日本憲兵來巡查防空準備，責打李四爺失職，遭到反抗後獸性發作，「四雙後跟帶著釘子的靴子，像四輛坦克車似的，一齊向老人的兩條腿踢過來」（Four pairs of boots like four tanks with nails on the heels kickedtogether at the old mans legs）。單就句子本身而言，看不出什麼毛病。但就上下文看，即會想到兩個憲兵，不可能有「四雙」靴子。因而，可以斷定第一個「four」，乃「two」之誤，正確的句子，當是「兩雙後跟帶著釘子的靴子，像四輛坦克車似的，一齊向老人的兩條腿踢過來」。這個推斷，在哈考特版第三部第十八章中，也能找到支持：編輯似應發現錯誤，故而改之為「憲兵的靴子兇狠的踢向老人的雙腿」（The boots of the gendarmes kicked viciously at the old mans legs）。

又如第三十四章開頭，有這樣一段話： The children wanted to fire crackers, but could find none in allPeiping. One wipes the dust off a table. War is a serious illness of mankind.When the human race has been ill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recover?譯成中文就是： 孩子們想放鞭炮，可是全北平，一個都找不到。擦掉桌上的灰塵。戰爭是人類的一場大病。人類生病了，完全康復需要多久？第二句明顯是殘句，和前後文都不銜接。原句是什麼呢？

對比哈考特版，在第三部分第二十六章，能看到原稿雖經刪並，仍有一句完整保留：「一個被征服的國家的悲傷與苦痛，不像是桌上的灰塵可以抹去，是不能被勝利給掃除凈盡的。」（The sorrow and pain of a conquered nation could not be swept away byvictory as one wipes the dust off a table.）

可見，完整的原句，就是這一個。——找不回整句，無以補闕，更遑論全篇還原。

（二）翻譯

老舍「並不太喜歡閱讀譯文」，可他對翻譯，又別有見解。

在《談翻譯》里，他指出「搞創作的有遣字選詞的自由，搞翻譯的卻沒有；翻譯工作者須隨著原文走，不能望文生義，隨便添減」，希望「最好是譯者能夠保持原著者的風格」，而且還說：「保持原著者的風格若作不到，起碼譯筆應有譯者自己的風格，讀起來有文學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譯本，比原著還更美，是翻譯中的創作。嚴格地說，這個辦法也許已經不能叫作翻譯，因為兩種不同的語言的創作是不會天衣無縫，恰好一致的。這種譯法不能夠一字不差地追隨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後，再進行創作。不過，這種譯法的確能使譯文美妙，獨具風格。」

他這番大道理，於一般翻譯而言，應無問題。但用於回譯，似又不大講得通。——回譯者，猶如一仆二主，需要「雙重忠實」：要對原譯者負責，還不能遠離原著者。

如是而言，則只可寄望譯文忠實，不能奢求「比原著還更美」。所以，翻譯的第一稿，信達而外，不必在乎「雅」，亦無須計較其他。假若期待「獨具風格」，那就等修正時，用老舍的字彙，再圖譯文「神形具備」。

（三）修正

從初譯至定稿，前後修改四次。初稿的修訂，重在保證譯文準確、信實、通達順暢；隨後的修正，主要是用老舍的字彙和辭彙，對字詞進行替換，同時調整語句。

第一稿的修正，重在訂正專有名詞，別的原譯改動，基本維持原樣：「名不正言不順」，人名和地名確定無誤，還原方可免出差錯。

人名及其稱呼，看似簡單，其實不然。以小妞子來說，還有兩個昵稱：瑞宣、韻梅夫婦喊她「妞子」，或「妞妞」；小順兒和奶奶喊她，和小妞子自呼其名，都是「妞妞」，「妞子」不會掛在他們口頭。但在英譯里，Little NiuNiu之外，只有一個NiuNiu——究竟是「妞妞」，還是「妞子」一時很難把握。

又如李四爺的稱呼，也因人而異，一變再變。「李老人」「李老者」「李四老人」「李四大爺」「四大爺」和「四爺」，交叉迭現，無一定規律。英譯雖有Old Man Li，Fourth Master Li，Fourth Master，和Fourth Uncle，卻與中文並不完全對應。還原的時候，難免左右支絀：一個Fourth Uncle，到底是「四爺」，還是「四大爺」？

語境決定稱呼，還原不可大而化之，因為在老舍心目中，稱呼不是小事：我們應當與小說中的人物十分熟識，要說什麼必與時機相合，怎樣說必與人格相合。頂聰明的句子用在不適當的時節，或出於不相合的人物口中，便是作者自己說話。頂普通的句子用在合適的地方，便足以顯露出人格來。什麼人說什麼話，什麼時候說什麼話，是最應注意的。

（《言語與風格》）地名及其關聯辭彙的還原，同樣不能馬虎。如第三十四章寫北海公園，對白塔和荷花有如下描述： The White Dagoba in the North Sea Park still stood proudly. Thelotus in the lakes had still their red or white petals and gave out their purefragrance. The altars, temples, and palaces, still shone majestically in theirgold and green light.直譯即為：北海公園的白塔，仍然驕傲的立著。湖裡的荷花依然開著紅色，或白色的花瓣，吐放著清香。祭壇，寺廟，還有宮殿，依然金碧輝煌，閃著光芒。從表面看，譯文明白通暢，似無問題。可是，將之與此前描寫什剎海的片段對看，比較一下「『海』中的菱角，雞頭米，與荷花，已全只剩了一些殘破的葉子，在水上漂著或立著」之句（《惶惑》之十九），就會馬上意識到： lakes是「海」，不是「湖」，「湖裡的荷花」得改成「海中的荷花」；「祭壇」和「寺廟」，也要改作「壇社」和「寺宇」。——老舍用詞如此，還原得隨著他。

再舉一個例子。「朝鮮」和「高麗」，在書中似乎並無區分——「他們多少聽說過日本人怎樣滅了朝鮮，怎樣奪去台灣，和怎樣虐待奴使高麗與台灣人。現在，那虐待奴使高麗與台灣的人到了他們的面前」（《偷生》第七章），英譯也一律通作Korea。但《饑荒》第二十六章里的「the ronins from Korea」，似又不可譯為「朝鮮浪人」，而只能譯作「高麗棒子」。這是因為在老舍的辭彙里，「浪人」一詞並不存在，而「高麗棒子」卻見於前文：「好傢夥，高麗棒子不是干過嗎——在背靜地方把拉車的一刀扎死，把車拉走！我不能不留這點神！高麗棒子，我曉得，都是日本人教出來的。」（《惶惑》第二十六章）

提及國家和民族，也可一看「the son of Han」之譯。《饑荒》第二十一章之後，幾次出現這個片語，以及相關的「the good son of Han」，似可譯「漢族的兒子」，和「漢族的好兒子」。但將之與上下文同讀，感覺殊為異樣，很不像老舍筆墨。反觀本書前文，「漢奸」通篇可見，「中華民族」亦不稀罕，唯獨不見「漢族」一詞——足見老舍的民族觀念，甚是近於梁啟超之說，即「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他顯然已棄用「漢族」之說。不過，將「漢族的兒子」改作「中華民族的兒子」，或「中華之子」，又不大好用在老舍筆下。在直覺中，與其譯「son」為「兒子」，不如譯成「男兒」更為恰切；後者雖不見於本書，卻在老舍其他的作品中相當多見。比如，「躍進真如天馬馳，乘風好女好男兒」，是他題黃慎《孤崖清話圖》的詩句；而在他一九三二年的《國葬》里，下列詩行更是赫然在目：「愛國的男兒」用血寫在一片木板上，它將替你說：

你生在中華，為中華而亡。那麼，不妨借來「男兒」一用，將之與「中華」相併，形成新的片語「中華男兒」，或「中華好男兒」。

這個「借詞」的辦法，即從作者其他的作品，借取「現成」之詞，來補本書「不現成」之需，在回譯中會經常用到。如《饑荒》第二十五章，寫到白巡長感覺大事不妙，說「他很有可能因此給撤了差，一旦給撤差了，他自己就極有可能給餓死」，句中的「撤了差」和「撤差了」，即從《駱駝祥子》中借來：「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錢吃光的小販，或是失業的工匠，到了賣無可賣，當無可當的時候，咬著牙，含著淚，上了這條到死亡之路。」

說到字詞的替換，有必要提一下語言的時代變化。一九五五年漢語規範化運動之後，老舍慣用的辭彙，不少遇到了新的情況：

（一）為他詞替代，如「自傲」（「自豪」），「恨惡」（「憎恨」），和「助援」（「援助」）；

（二）與他詞並用，卻比較少見，如「菜蔬」，「苦痛」，和「帶孝」；

（三）仍還通用，但部分意思已不復存在，比如「火炮」失去「爆竹」和「鞭炮」之意；與傳宗接代相關的「香煙」，為「香火」取代。

也就是說，還原中不當心選錯詞，即會導致語言的「時代錯亂」。這是一個不好迴避的麻纏問題。本書前面寫到瓜果菜蔬，涉及本名胡瓜的黃瓜，用詞均為「王瓜」（一九三六年版《國語辭典》有「俗亦稱黃瓜為王瓜」一說），如《惶惑》第十五章寫祁家人見到常二爺，說「聽他講話，就好像吃膩了雞鴨魚肉，而嚼一條剛從架上摘下來的，尖端上還頂著黃花的王瓜，那麼清鮮可喜」；但在《小說》月刊連載的《饑荒》前二十章里，「王瓜」全變成了「黃瓜」，如第九章就有「爬架的是黃瓜，那滿身綠刺兒，頭上頂著黃花的黃瓜」之句。難道是老舍筆誤？不大可能。因為從一九三六年的《新韓穆烈德》（有句如「熱洞子的王瓜，原先賣一塊錢兩條，現在滿街吆喝一塊錢八條」），到一九六三年在北京市第三次文代會上的發言《創作的繁榮與提高》（裡面提到「北京的農業也豐富多采，有旱地，也有水地，有在冬天還生產翠綠王瓜的菜圃，還有善產芍藥、玫瑰的花農與出產蜜桃和小白梨的果園」），再到一九六五年的《正紅旗下》（語及「到十冬臘月，她要買兩條丰台暖洞子生產的碧綠的、尖上還帶著一點黃花的王瓜，擺在關公面前」），從頭到尾所用都是「王瓜」。有理由相信，《饑荒》前半里出現的「黃瓜」，極可能系刊物編輯擅改。於是，還原之後的日本女人在市場劫掠場面，就必須改回「王瓜」：「一個人搶了一棵白菜，就有另外一個人拿幾條王瓜放到菜籃里。」（第二十六章）遺憾的是，一九九九年版《老舍全集》輯錄殘本《四世同堂》，依然沿襲舊訛，保留了「王瓜」和「黃瓜」並用的錯誤。

其實，「王瓜」一詞之用，也是作者個性語言特色的展現——在成語、方言、俗諺，乃至虛字和標點的運用上，他有自己的講究，因而他所用的句式，也會與他人有別。比如，關於成語和俗話，他說：書本上的成語在適當的地方也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仗著他們美化語言。在敘述中，「適可而止」這句成語是可以用的，不必改用北京的俗語「該得就得」。可是，在寫兩個北京勞動人民講話的時候，也許用「該得就得」更合適一些。何去何取，決定於生活。把「適可而止」放在一位教授嘴裡，把「該得就得」放在一位三輪車工人的口中，也許是各得其所。這一雅一俗的兩句成語並無什麼高低之分，全看用在哪裡。（《語言與生活》）

所以，通觀本書不難注意，有些常見成語，如「含辛茹苦」「千方百計」「面面相覷」和「咬牙切齒」等，不會現於他的筆端；他用到的一些成語，也和通常所見有別，如「羞惱成怒」「愁眉苦眼」（或「愁眉皺眼」）和「挨家按戶」。

至於方言俗語，他的運用，似乎也非如一般所想，是「有聞必錄」的，比如他不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是將這個俗語加以改造，說成「睜一眼閉一眼」（《惶惑》第三十一章有「兒子們自有兒子們的思想與辦法，老人們最好是睜一眼閉一眼的別太認真了」句）。但是，他究竟如何「改造」，因為沒有證據，還原時極難把握。如第二十八章寫金三爺心態變化，有這樣一句：「小事情不要打擾我，仨芝麻倆棗的，我，金三爺，就不麻煩邁腿了。」這裡的「仨芝麻倆棗」，會不會是「仨核桃倆棗」，或「仨瓜倆棗」之變呢？或許不是，或許根本就是原譯筆誤，怎麼抉擇煞費苦心。最後，鑒於後面兩種用法，既不見於本書，也從他其他的作品裡找不到，索性老實尊重原譯，不加任何修正了。

一般來說，虛字的使用，似可稍微隨便。老舍不然，他主張「……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這些字轉來轉去」（《關於文學的語言問題》）。在本書的虛字裡面，「假若」「假使」和「可是」最多，「如果」和「然而」幾乎不見，也沒有「但卻」的用法——他說過：「我不敢說像『但卻』之類的辭彙是記者們發明的，可是不少記者的確愛用它，而許多中學生也跟著這麼用。我希望《文匯報》的記者不再『但』而且『卻』！」（《賀〈文匯報〉復刊》）。

他的語言運用，顯然有一些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同樣，老舍用到語氣詞，尤其在對話當中，也不馬虎。他說過：「語言要準確、生動、鮮明，即使像『的』『了』『嗎』『呢』，這些詞的運用也不能忽視。」（《語言，人物，戲劇》）而在本書當中，為表示驚嘆、感慨或者疑問，用得很多的「嘔」和「什嗎」，幾可視為老舍文風標誌之一，但它們似乎已從現今人們的書面語里消失了——還原的時候，要想法找回來，還得用妥當。

到了最後一次，亦即第四次譯稿修訂，則是對標點的調整。在原譯稿中，老舍用得頻繁的驚嘆號很少見；他節制而用的破折號，卻用得極為普遍。為了與原著保持「形似」，我參照老舍的寫作習慣，盡量對部分標點，作了相應替換。

有人說翻譯老舍——不管是「復譯」還是「回譯」，猶如修繕古代文物建築，要有修舊如舊的工夫，做到亦步亦趨，無過雷池一步；文字要盡量模仿老舍，甚至追隨他擅長的北京方言俚語表達習慣。這是個過高的要求。照此而行，也容易使譯者陷入另外一個誤區，那就是「過度翻譯」，讓譯稿中出現老舍不用，至少不會用在《四世同堂》中的土語，那就有過猶不及的嫌疑了。這也是我要儘力避免的。我更在意譯文的忠實和準確，不會允許自己違背史識，擅自換「太陽旗」為「膏藥旗」，改「青天白日旗」作「國旗」，以「中華民族萬歲」代「中華民國萬歲」。我知道，儘管注意到這些或表或里的問題，用字造句花足力氣，也不一定保證自己的語言，能夠化作完美的老舍筆墨。這實在是無可奈何的。

在定稿前夕，我又想起這樣一段話：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出現一種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單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節譯本轉譯回來的後十三段，全書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來計劃和實際完成的一百段。這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為以哈考特版為底本所補譯文字，所寫下的肺腑之言。現在，目前的這個新譯稿，使得老舍的原作，達到了一百零三段。儘管它不是老舍原來計劃和完成的手稿的全部，但我相信，也衷心祈望這個本子，能讓新一代的讀者，更進一步接近老舍原著。這也勉強可以說，是對老舍蒙冤辭世五十周年的一點微薄紀念吧。

最後，但非最不重要的，是要向多年來幫助我追尋和研究老舍檔案，鼓勵並幫助我勉力翻譯還原《饑荒》的諸位朋友致以誠摯的謝意：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王海龍先生，杜克大學圖書館周珞女士，哈佛燕京圖書館馬小鶴先生，施萊辛格圖書館薩拉·哈欽（Sarah Hutcheon）女士，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王德威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先生的女兒霍莉·費爾班克（Holly Fairbank）女士，上海圖書館祝淳翔先生，復旦大學張新穎教授、嚴鋒教授、孫潔博士，上海師範大學史承鈞教授，《收穫》雜誌程永新先生、鍾紅明女士，中華書局徐衛東先生，以及為此書順利問世付出積極勞力的東方出版中心鄭納新總編輯和朱榮所先生。我也格外感激我的家人，我在蓋恩斯維爾的外甥李侃，還有我太太王慧和小女如瀾，感謝他們所給予的一如既往的關愛和照拂。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於上海福州路

二〇一七年二月一日，在打浦橋寓所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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