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漢鼎：賀麟教授與我的哲學生命（上）政治憲法學第287期

賀麟教授與我的哲學生命（上）

洪漢鼎 |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原載《清華西方哲學研究》2015年第2期

本文洪漢鼎先生講述了自己與先師賀麟(1902-1992)前後四十餘年相處的過往。在賀麟先生的指點、鼓勵與協助下，洪漢鼎先生一步步向前耕耘著艱辛但卻充實的哲學之路。賀麟先生桃李滿天，中國幾代學人均深受其影響，他為中國大陸的西方哲學的研究做出了深遠的貢獻。

我的老師已去世二十餘年，我也步入了耄耋之年，衰老而遲緩的腳步愈來愈跟不上年青人的步伐，唯五、六十年至二、三十年前的往事還歷歷在目，相比現在年青學子的幸運，我們這輩人是多麼艱辛地走過這條艱難的哲學之路。

1956年我從江蘇無錫輔仁中學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的北大哲學系和現在的北大哲學系有很大的不同，不僅當時全國只有三所大學有哲學系，其他各校的哲學系只有在1957年以後才慢慢開始恢復，而且此時北大哲學系可謂學術質量最好之時期，其原因是集中了全國所有大學的哲學教授。

這裡有段歷史要說明。1949年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後，為了從思想和世界觀方面對老師進行徹底改造，曾把全國各大學所有的哲學系停辦，只開北大哲學系，其他所有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全部集中到北大哲學系。其理由是原舊大學哲學系主要講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唯心論，因此舊大學哲學教授需要思想改造，學馬克思主義。當時北大從蘇聯請來專家講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有的哲學教授必須學習。這種形勢使北京大學從1950年到1955年成為全國唯一的一個哲學系，雲集了全國的所有哲學教授，其中有些是非常有名的，如熊十力（1885-1968）、張頤（1887-1969）、湯用彤（1893-1964）、張東蓀（1886-1973），鄭昕（1905-1974）、朱光潛（1897-1986）、馮友蘭（1895-1990）、賀麟（1902-1992）、洪謙（1909-1992）、梁啟雄（1900-1965）、方書春（1916-1959）、朱謙之（1899-1972）、黃子通（1887-1979）、宗白華（1897-1986）、張岱年（1909-2004）、沈有鼎（1909-1989）、任華（1911-1998）、王憲鈞（1910-1993）、熊偉（1911-1994）、苗力田（1917-2000）、周輔成（1911-2009）、江天驥（1915-2006）、陳修齋（1921-1993）、朱伯崑（1923-2007）、齊良驥（1915-1990）、吳允曾（1918-1987）和王太慶（1922-1999）等教授。當時我去北大時可能就有五、六十位名教授和名老師，加上招收的學生有限，因此師資的比例就很高，往往教授多而學生少，只有到了1956年我們這一屆時，北大才開始有三班共一百來人，其中有一半人是所謂的調干生，他們不是直接從高三畢業進來，而是從工作單位轉過來。

當時教授中我最尊敬的是賀麟教授，我這一輩子受他的影響也最大。我在中學時就知道他是一位黑格爾專家，而且對西方哲學深有研究精到之處，他曾經在抗戰時期為商務印書館辦了一個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翻譯出版了不少西方哲學名著，因為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內地生產紙張困難，出版的書都是黑黑的薄紙，我就是在這些黑黑的紙張里知道賀麟教授的，我看過他譯的斯賓諾莎的《致知篇》和開爾德（E.Caird,1835-1908）的《黑格爾學述》，特別是他在《致知篇》中寫的導言「斯賓諾莎生平與學術大旨」對我影響非常大，數十年我的斯賓諾莎研究似乎都是在他的框架內活動。賀麟教授不僅對西方哲學特別是德國觀念論深有造詣，而且對中國哲學情有獨鍾，他既愛好斯賓諾莎的身心同一論，又愛好陸象山、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解放後，當然他不能再講唯心主義哲學，他的精力就全放在黑格爾哲學上了。

賀老師是我到北大後訪問的第一位教授，當時他家住在燕東園，是北大校園東邊的一座日式的教授公寓。北大當時老教授住的共有四個地方，即校園外東邊的燕東園，校園內南邊的燕南園，校園內北邊的朗潤園，以及校園外西邊的暢春園。賀老師住的燕東園是一所很優美的日式別墅庭園，一樓兩戶，周圍花園，環境非常安靜，路道兩旁都有高大樹木。賀先生家樓上住的就是有名的德國文學專家兼詩人馮至（1905-1993）教授。

1956年冬，記得我是在一個大約7點半的晚上去拜訪賀老師的。開門的是他的原配夫人，雖然有點胖，但很慈祥和氣。我說明了來意後，她就請我在客廳坐。一會賀老師出來了，精神很好，花白的頭髮，一看就有學者風度。我先作了一個自我介紹。記得賀老師首先問我為何會有哲學興趣？我說我的哲學興趣其實是從西洋文學開始進入的，在中學我從古希臘文學著作一直讀到了十九世紀英美文學，這種系統性的閱讀，使我對人與社會有一種新的興趣，但也是一種不滿足的興趣。當在中學時，我看賀麟先生翻譯的《小邏輯》，似乎並沒有懂，我就一直在求索：哲學從哪裡開始學？因此現在我把這一問題提給了賀師。

黑格爾名著《小邏輯》；賀麟譯

圖片源自網路

賀師首先告訴我，從文學到哲學，從具體到抽象，這是一條很好的學習進路。但當你走進了哲學之門，那麼你就要從哲學史學習哲學。黑格爾曾說過，學哲學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哲學史。賀師要我先作從古希臘哲學一直到十九世紀德國古典哲學這樣普遍的涉獵。但是不久後，賀師又告知我，哲學史固然非常重要，但出發點也很重要，哲學史涉獵是一個面，範圍很廣的，要深入下去需要一個基點，這就是說我要選擇一個哲學家作為起首重點學。我就又繼續問他，要從哪一個哲學家起始呢？他建議斯賓諾莎，他說，用黑格爾的話講，要研究哲學就要從斯賓諾莎開始。正是在賀師的建議下，1956年我就開始接觸到斯賓諾莎《倫理學》中的自因、實體、屬性諸概念。當然，初始是非常困難的，但後來證明，這種從一點著手的研究態度對我今後的哲思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向賀師問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外語之學習，我原上的無錫輔仁中學是一所美國教會資助的學校，校長及其夫人非常重視學生的英語水平，他們為了提高英語教學質量，經常從東吳大學（現蘇州大學）聘請英語教授給我們上課，因此如果學生用功，他的英語一定是不錯的。我當時英文好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學習機會。因此到北大時，我的第一外語就過關了，只在哲學系開設的哲學英文班中加以提高。我想請賀師告訴我，選何種語言作為第二外語。記得賀師當時明確地說，哲學研究一門外語是不夠的，必須還要有第二門外語，他建議我學德語，因為哲學要搞得好，一定要懂德文。

洪漢鼎讀研時與賀麟先生合影照片

我第二次拜訪賀師，大約是在兩三個月之後，這次讓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賀師談的學哲學的方法。記得大致有兩點，一是學哲學要科班出身，二是要從一點做起。學哲學一定要是科班出身，也就是說，學哲學的人一定要有嚴格的科班專業的訓練。在我求學的那個時代，北大有一大批老教授就是這樣主張的。他們說，京劇就講科班，北京京劇之所以主京派而不主海派，這是有道理的！賀師特別告訴我，科班訓練是一種傳統，這種傳統不是一個時候造就出來的，也不是一個時候可能去掉的。他曾以北大和清華兩所大學為例，說有些著名大學，只要傳統一經確立，就會不管在什麼時代，它都會表現出來，例如在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現在解放後的北大、清華，都是這樣。現在回憶起來，後來大學的情況也似乎證明了賀師所說的，許多哲學上有名的人大多數出於北大，即使現在也似乎還是如此。儘管老一輩的大師現在都走了，在任的教授也並非全是優秀的，但新的一代學生還是非常出色，這就是傳統。其實，這也很自然，因為北大或清華都是名校，當學生考進去的時候，他本身考的是高分，他一進北大或清華，他的自我意識就不一樣，他自認為我是北大或清華的學生，就跟其他大學不一樣！就會努力地苛求自己，加上名校本身的條件以及國際的交流，它培養的學生一般來說總會是優秀的。我理解賀師所說的科班傳統就是這樣的。當然，現在的情況已與過去不一樣了，比如上海的復旦大學原是海派的風格，但今天他們非常注意科班的訓練，正如上海的戲劇學院今天培養的年青京劇學生不亞於北京中國戲劇學院的學生一樣。海派的特色是主新穎不主傳統，他們都是在找最新的，學最新的，做最新的，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新逐異，而沒有根深的基礎，那麼做出來的學問恐怕也是飄浮的。我過去看一些學生的畢業論文，從文中總可以看到他的科班程度。德國哲學科班訓練，最主要是概念史和詞源學，我想我們的研究生也要加強這方面的訓練。

其次，就是說要從一點做起。做學問切記不要求廣，開始先從一個項目、一個點做。一個點搞出來就是一門學問。我一生學術研究的最大體悟，就是賀師當時要我從一點做起的指導。當時賀師要我從研究斯賓諾莎開始，我就一直做，做幾十年，一直做到在此領域別人沒有超過我為止。後來我鑽研詮釋學，我也不像有人那樣，玩過一陣子就不玩了，我是一直在研究，可能一直要研究到我死。另外，你們也可以看看大陸最近幾年搞得很好的幾位年青學者，哪個不是從一點做起，鑽研一點的，如倪梁康的現象學，孫周興的海德格爾，鄧曉芒的康德，以及台灣的彭文林的柏拉圖。當然，究竟要從哪一點做起，這是一個需要實踐智慧來解決的問題。我們今天來考評一個教授的成就的時候，我們主要考慮的是他的要點在哪兒？如果到德國，德國教授就會問你研究的Hauptsache在哪裡，主要的學術立足點在哪兒？因為只有在你的立足點上頭，才能顯出你的能力，所以，如果你研究的相當廣，你什麼都搞，這個也搞，那個也搞，古代也搞，現代也搞，反而變成「萬金油」了！大家很難評價你。這就是當時賀麟教授所教導的。

按照賀老師的指導，我在北大第一學年，課外學習的重點是斯賓諾莎的哲學，我首先閱讀的就是賀老師譯的《致知篇》，我特別感興趣的是賀師為此書寫的導言「斯賓諾莎的生平及其學說大旨」和附錄「邏輯方法的性質——斯賓諾莎的邏輯思想」。在此兩文中，賀師說斯賓諾莎的方法是「在永恆的范型下」觀認事物的直觀法，而在永恆的范型下觀認事物，即是「就事物通過神的本質被認作真實存在去加以認識，或者就事物通過神的本質而包含存在去加以認識」。為了說明斯賓諾莎這種直觀法，賀師還試圖用莊子學說和朱子學說來融會貫通斯賓諾莎哲學，認為斯賓諾莎在永恆的范型下觀認一切物性的理智直觀就是莊子所謂「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的道觀法，朱子所謂「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的理觀法，並以「知天理即是天之自知，愛天理即是天之自愛，行天理即是天之自動」來深入闡發斯賓諾莎天人合一的精義。在賀師看來，斯賓諾莎的這種開拓天理世界的新工具新方法，遠比哥倫布開拓地理世界所用的羅盤針和伽利略開拓物理世界的望遠鏡更為重要，因為它以整個的宇宙或永恆的天為立腳點，達到了「一天人齊物我」的最高境界。這些觀點在當時猶如一團火，激勵我學哲學的熱情，又如一盞明燈指引著我的哲學思考，正是這些觀點啟示了我的未來哲學構思。

賀師講的學語言問題，我也非常重視。不過這在當時也很有困難，北大的公共教育，就是台灣所謂的通識教育，當時只有英語跟俄語。因此要學德語只有去德語系讀，但德語系每天都有德文課，我不能全都去上，幸喜德語系有我中學時的同學當班長，他有時就幫我補習我所落掉的課程。最初一年，我就是這樣在德語系旁聽的，當時德語系一年級任教的是一位德國老太太，我們都稱她為Frau Tang。不過，西語系後來為外系研究生開了一門德語班，上課的是年輕的姚老師，後來我就在他這一班中上課。這一時期我學習非常用功，對未來的事業和前途充滿了美好的希望。

我在北大學習的第二學期，即1957年夏，全國開展了反右鬥爭。我當時既未寫過任何一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字報，也從未參加過一場右派大辯論或發表任何反黨言論，卻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劃為右派。由於划了右派，我和哲學系其他一些右派在1958年隨著北大哲學系下放幹部一起，在門頭溝區齋堂鄉上清水村勞動一年，以後又轉到高浦村一年，這是我一生最為痛苦和不幸的兩年。

1960年作為摘帽右派，我回到北大哲學系繼續學習。由於我離開學校已有兩年，我被安排在58級班，比原先我的班級低兩屆。不過，「摘帽右派」並不等於不是右派，我和其他同學仍有嚴格的政治界限，行動仍受監督。同學們也不和我說話，好像我是一個傳染病患者，接觸了就會被傳染。

這時賀麟先生也處於逆境之中，雖然他此時已經調到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但一方面因為他的學生很多成了右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曾鼓吹過唯心論，以致有人說他正處於右派邊緣。學兄梁存秀先生在他寫的「真誠，勤奮，執著的追求——賀麟先生的為人治學」一文中，曾說賀先生在1958年間自我檢討說：「我過去是搞唯心論的，在身邊出現了這麼多的右派，例如北大的王太慶，哲學所的梁存秀和中央編譯局的易克信，這就得考慮考慮，是不是自己的哲學思想沒有改造好，因而還與他們有什麼相通的地方。」在此情況下，當然我也不能再去他那裡找他。當時我感到自己是一個畸零人，我如同一株被人拋棄的孤獨小草。

但是，賀麟老師得知我回到了北大，他並沒有像其他老師那樣迴避我，反而有次託人捎話讓我到他家去，我一到他家，他告訴我有一位已經畢業了的同學王蔭庭從俄文譯了斯賓諾莎的《笛卡爾哲學原理》，希望我從英文或德文幫他校對一遍。對於老師這樣的信任，我從心底里感激。接下來好幾個月，除了上課外，我就是根據英文本對此書進行校對。由於俄英文兩種譯本差異過大，最後我只得找了德譯本作為標準。當我把全書校對完後，我去賀師家，賀師為了檢查我的校對情況，他拿了德譯本，要我把每處改正的譯文念出來，他對著德譯本看。最後他說，「你改得不錯。」為了表示對我工作的滿意，賀師說這本書，就改成王蔭庭與我合譯。此書最後由賀師交給商務印書館，誰知以後就遇上文化大革命，一壓就十餘年，最後於1980年才出版。

因此我的斯賓諾莎哲學學習是從翻譯斯氏的著作著手的。當時我還不知道老師的真正用心，以為只是翻譯校對，可是經過一個學期的仔細玩味斯氏原文，我對斯賓諾莎哲學的研究突然有了新的啟示，這才體悟到翻譯對研究的重要了。對於賀師來說，翻譯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研究西方哲學必需之路，他常告訴我，要像吳宓先生介紹西方古典文學那樣來介紹西方古典哲學。他曾經十分惋惜地指出，王靜安先生讀康德而不得其解，自謂「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從而改變志趣，從事文學研究去了。梁任公作西儒學案，雖算走上正軌，惜甚簡淺而未繼續深造。設以二先生之魄力，而於當時即專志作西洋經典哲學之翻譯與介紹，到現在，中國哲學界必當大為改觀了。為此他高度讚賞路德譯經的偉大歷史作用和玄奘「譯而不作」的篤厚樸實精神。

這裡我特別要提到賀師從事研究與翻譯的三條原則，這是他在其翻譯開爾德《黑格爾》一書的譯序里說的：一是「談學應打破中西新舊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實事求是為歸」；二是「作文應打破文言白話的界限，而以理明辭達情抒意宣為歸」；三是「翻譯應打破直譯意譯的界限，而以能信能達且有藝術工力為歸」。我自己特別欣賞賀先生那種中西互動的學術研究與翻譯的精神和實踐。

正如上面所說我原是1956年入學，應當在1961年畢業，由於齋堂勞動兩年，我的畢業就推遲到1963年。作為「摘帽右派」，當然我也不奢想會被分配到一個好的單位。但究竟何處去呢？恰值當時中國科學院（慧田哲學註：社會科學院當時未成立，只有社會科學學部隸屬於科學院）招收第一屆研究生。你們知道嗎？我這人從小就有這樣一種品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儘管我也明知一個「摘帽右派」是不可能被錄取為研究生的，但我仍要硬著頭皮試一試。

究竟報考哪位教授的研究生呢？賀師當時招黑格爾研究生，我就想報考賀老師。但是否合適呢？我帶著這一問題再次去拜訪了賀師，當時賀師似乎住在沙灘美術館後面一幢小屋內，當我把自己的意思告訴賀師後，賀師認為黑格爾與政治太近，我最好不要考，他建議我最好考溫錫增先生的古希臘哲學。一方面溫先生剛從英國回國，與國內政治沒有什麼牽連，另一方面古希臘哲學又遠離現實，可能對我更合適。當時我並不認識溫先生，但我知道他也是一位斯賓諾莎研究者，他翻譯的斯氏《神學政治論》就在該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溫先生當時是典型的英國學者派頭，他的試題全部是英文。當然，這對於我來說倒卻是一件好事，我也以英語作答，考試的結果當然是令人滿意的。

但是，當時的政治形勢隨著反右傾變得更嚴峻，反對白專道路的鬥爭已進入白熱階段，像我這樣的人怎麼能被錄取為研究生呢？為了不辜負溫先生的期望，我在一天晚上去中關園拜訪了溫先生。溫先生一聽是我拜訪他，很高興出來接見我，他的夫人站在他的身後。溫先生一開頭就說，國內哲學系的學生質量太差了，二十幾份試卷，只有你一人使人滿意，有些人連英文也看不懂。溫先生的話當時在我眼裡凝成感激的淚花，我很感激這位老學者對我的評價。但我又感到，如果不將自己所謂政治問題說出來就是欺騙了他。我躊躕了半天，終於把自己的政治身份告訴了這位尊敬的學者，我說：「溫老師，我感謝您對我的器重，但由於我的政治問題，科學院是不會錄取我的」。我的話剛一落，誰知這位剛回國的教授立即說：「政治問題我不管，我只招收優秀的研究生，如果他們不錄取你，我今年就不收研究生」。我飽含著淚水離開了溫先生的家，微微的涼風似乎使我感到一種徹心的溫暖。

很快，科學院就發榜了，我當然是名落孫山的，可是正如溫先生所說的，這年他就沒有收研究生，他的第一位研究生是在1964年招收的。當我在1978年重新回到北京再見到溫先生時，溫先生對我說：「漢鼎，你早先的考卷我還保存至今。」夠了，人的一生再能有什麼比這種知遇之恩更令人快慰呢？我心裡滂湃著一股語言無法表達的對這位老先生的感激之情。

我的畢業分配地是大西北陝西省。1963年秋我帶著一大麻袋書乘火車到了陝西西安。我一下火車就去陝西省高教局，原想可能被分配到西安。誰知一到那裡，接待人員立即給我開了一個介紹信，讓我到咸陽地區文教局報到，於是我又從西安坐公交汽車到咸陽文教局。可是那裡接待人員一看我的介紹信，又給我開一介紹信，要我到他們專區的永壽縣文教局報到。接待同志在寫介紹信時，還似乎害怕我不理解，煞有介事地對我說，他們之所以這樣分配，「情況你自己知道」。此時我已明白了，所謂分配，其實就是下放，從首都下放到省城，從省城下放到專區，再從專區下放到縣城。我想，很可能我還要從縣城下放到公社，再由公社下放到大隊。我心一橫，大不了，到生產隊做農民，還能再往下分嗎？心情反而平靜了許多。

終於到了永壽縣沒有再往下分，原因是這裡是老革命山區，人都非常質樸忠厚，領導們說他們這裡從來沒有北大的畢業生，而且還不相信這樣一個文質彬彬的年青人會反黨反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最後還是決定把我留在縣工會負責職工業餘教育。這是一個貧窮的黃土高原縣城，不僅文化落後，而且語言也不通，要在這樣一個縣城安身立命，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首先我要考慮的是如何安定我的情緒和志向，制定我的生活目標。當時我想到斯賓諾莎在被逐出阿姆斯特丹來到萊茵斯堡時，最先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人生目的的問題。在他看來，財富、榮譽以及感官快樂儘管常常為人所追求，但這些都是虛幻的、短暫的和無謂的，心靈應當追求永恆無限的東西，這樣才能使心靈經常歡欣愉快，不會受到苦惱的侵襲。我現在似乎也陷入這種地步，別的同學都進了大專院校做老師，我卻被發配到偏僻的小縣城。我沒有任何榮譽和財富可享，更不用說還有什麼情愛，我只孑然一身，而且是苦難的孑然一身。我現在對人生究竟作何選擇呢？我怎樣面對目前的境遇？

這時我再次想起了賀麟教授，賀師在我離開北京來到陝西之前，曾給我一本英文本《斯賓諾莎書信集》，要我有空時翻譯，潛心研究。可是我這時的心情怎能從事學術研究呢？茫然之中，我給賀師寫去了我到陝西的第一封信，把我當時內心的煩躁和不安告訴了他。當時我也未妄想他會回信，我只是想向他表露自己的苦悶。誰知賀教授卻在不久後給我回了信。1964年4月28日，賀師親自以整潔的蠅頭小楷寫給我一封信，信是寄到陝西省永壽縣縣委員會，賀師寫信地址是北京東城乾麵衚衕15號。

漢鼎同學：三月中來信，早經讀到，不勝欣慰。能夠抓住政治第一，搞好崗位工作第一，又能對舊專業自修發展，實最好不過。信中暴露了一些環境決定論的不健康思想情緒，表示你平日學哲學於生活修養不很得力，望儘力加強政治學習，發揮主觀能動性，掌握自己命運，利用環境而不為環境所支配。

斯賓諾莎通信集的翻譯最好能和孫祖培商量，早日譯完。《天人短論》據云商務已有顧壽觀譯稿，不能接受。《笛卡爾哲學原理》商務拖得太久，當不免有官僚主義作祟。商務似並不想拒絕此稿，但因一時找不到人審閱，就擱下了。我已催過他們，王蔭庭也可就近催問。

你今後能以古典哲學為重點，深入系統鑽研，很好。但須知德國古典哲學與生活實踐關係密切，要能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去鑽研探究，才能收批判吸收之益。我年來健康尚佳，唯工作太忙。匆此問好。

賀麟先生寄給洪漢鼎先生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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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賀老師已抓住我的思想問題癥結所在。我讀書唯在知識興趣，卻缺乏實踐修養。此時我的確對自己前途感到憂慮，人與環境的辯證關係，我沒有把握好。人是主體，環境是客體，因此人主動，而環境被動。可是我把這關係顛倒了過來，似乎感到環境是主體，人是客體，環境主動，而人被動。賀師的提醒，利用環境而不為環境所支配，使我思想發生很大轉變。我再不能面對環境就壓縮自己，我要像費希特那樣振作精神，不受非我的束縛，而以自我去戰勝非我。費希特曾說過：「在我心裡只有一個嚮往絕對的、獨立的自我活動的意向。再沒有比單純受他物擺布、為他物效勞，由他物支配的生活更使我難以忍受的了。我要成為某種為我自己，由我自主的東西。只要我知覺我自己，我就感覺到這一意向，這意向與我的自我意識不可分離地聯結在一起」（費希特《人的使命》，第79頁）。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我在陝西艱苦奮鬥了十五年。

1978年，隨著「四人幫」的倒台，我的政治生命有了轉折。這年正是我國在經歷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所謂「改革開放」的時代，中國社會科學院在這一年第一次面向全國招收研究生。按照社科院招收研究生的條件，年齡是在40歲以下，而當時我已經超了一年。但以我個人的命運來講，要真正的搞學術，必須離開陝西那種用非所學的環境而回到北京，儘管當時西北大學張豈之教授（他也是賀師的學生）已經答應我，如果我不到北京，可以到他那裡任教。但我仍想回到北京，因為這是我國哲學研究的最重要基地。記得當時我先給賀先生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告知我想來北京，但是我的年齡不符合社科院的規定，希望賀先生幫忙。賀先生當時正需要一位助手，因此他把我的情況跟當時任副院長的汝信談了，汝先生也是賀麟先生的學生，就答應可以安排。當時，從陝西要遷戶口進到北京，除了報考研究生一個辦法外，其他的方式都很難。

於是，我就參加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西方哲學研究生統一考試，先在陝西考，然後由哲學所從全國西哲考生中選出十人，到北京進行面試。初考在5月份，到了8月份就進行了面試。這次研究生考試，負責面試的考官，有些是我的老師，像賀麟先生、溫錫增先生，有一些是我的同學，如王樹人。那時，除了要考哲學，還要考英文程度，賀先生就拿了一篇斯賓諾莎的《知性改進論》的英文本，讓我口譯。對斯賓諾莎的文本，我是駕輕就熟的，所以沒有大問題。不久，我就被錄取了。

我在1978年10月由陝西重新回到了闊別15年的北京。當時中國社科院並沒有研究生院宿舍，只是在北京陶然亭那裡租借了一幢工會大樓，暫給研究生居住和上課。按照當時哲學所的意見，我除了上課和撰寫我的論文外，主要是負責整理賀師的舊稿，當好他的助手。當時我主要負責幫他整理和改寫如《現代西方哲學》那樣的許多書稿和文章，負責用德文校對他的黑格爾《小邏輯》。有時，賀先生要出國開會，我就幫助他起草論文。記得有一篇關於費希特愛國主義的論文，就是在他原來的初稿上進行補充和改寫完成的。有時我還要陪賀師去中央黨校講課。

這期間我的學習是非常緊張的。白天除上課外，主要負責整理賀師的稿件，因此只有利用晚上時間，進行自己的研究和翻譯。因為是集體宿舍，11點後就要熄燈，我就到一間專為學生開夜車的房間繼續學習。從1978年10月到1979年5月，不到七個月，我不僅把我在以前所撰寫的近50萬字的斯賓諾莎文稿加以整理，並從中寫出十多萬字的畢業論文《斯賓諾莎認識論》，而且還與我的同學張家龍翻譯了近70萬字的《邏輯學的發展》。這樣，在賀師的支持下，我就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就進行了畢業論文答辯。

由於是中國社科院第一位研究生的畢業，我的答辯會在社科院哲學所舉行。賀先生請的都是當代最有名的教授，如洪謙、楊一之、王玖興、管士濱、葛力、齊良驥、苗力田、王太慶和汝信都參加了這個會，關於這次答辯會，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報》有一報導：

入學八個月來，他（指洪漢鼎）第一外國語和馬列語言基礎理論課的通過考試已經合格，第二外國語考試成績也較好，並利用課餘時間修改補充了原有的論文，形成一部十萬餘字的評價和研究斯賓諾莎哲學的專門著作。根據洪漢鼎的學習情況和有關規定，院黨委和哲學系領導認為，可以對他提前進行畢業論文答辯。

論文答辯評議小組由北京大學洪謙，齊良驥，朱德生；中國人民大學苗力田；中央黨校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李奇，賀麟，楊一之，王玖興，管士濱，汝信等十一位院內外專家組成。

答辯會由院哲學系主任李奇同志主持。賀麟先生介紹了論文作者的情況，接著洪漢鼎扼要地闡述了他畢業論文的寫作經過和主要內容。

當晚，又由中國社科院出面請這些老師吃飯，由我表達對他們的謝意。請吃飯的地方，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四川飯店」，這是一家坐落在西單的老字號飯店。在這一次晚宴上，我才見識到了中國傳統的所謂「學風」、「門風」，我記得在敬酒的時候賀先生站了起來，雙手緊握，深深地拱著手說：「這是我的學生洪漢鼎，他今天畢業了！」意思是，這位洪漢鼎是我的門生，希望你們以後大力支持。這是一種老一輩「門風」的表現！這種場面，我想以後都不會有了，這大概是最後一次賀先生表露了這種「門風」。當時，齊良驥先生、苗力田先生，王玖興先生都在場，他們以後凡提到我，就會說是賀先生的門生。

不幾天，光明日報就以比較大的篇幅報導了我提前畢業的消息。據說這一消息在當時還影響了一些人走向哲學舞台。海南大學的張志揚教授在十多年前某次會議上，曾對我說：「洪老師，你知道我怎樣走向哲學的嗎？」他的歲數比我小一些，他說：「我是在監獄裡看到關於你的報導而知道你的！」他是在監獄裡看到我提前畢業這個報導，正是受到這個報導的影響，他以後才走上哲學之路，張志揚是一位性情中人，對哲學體悟深，從監獄裡出來，他去到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最後調到海南。他是一位滿有思想的人，儘管他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很有才華，以後寫了不少的書。

（未完待續……）

本期責編：李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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