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正能量，古代乞討兒童的救濟，多管齊下，溫情脈脈

今天咱們社會進步了，乞討兒童只要願意，都能得到救助和關愛。那麼在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那麼低，乞討兒童能不能得到安置，有沒有社會救助他們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太平盛世，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中國，總是有一定辦法來關愛乞討兒童，不讓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

古代社會的救濟工作，主要以地方政策為主。在唐朝，救濟乞討兒童的工作最開始是由佛廟、道觀等宗教組織來完成的，但弊病很多，兒童往往從佛入道，也影響了社會的生產力。唐朝中期開始，救濟工作開始轉變為地方官來完成，一方官吏身為父母官，當然應當承擔這個責任。

宋朝經濟發達，自然有餘力來幫助乞討兒童，它們在唐代基礎上沿用並擴大了救濟機構，設置有慈幼局、慈幼庄、嬰兒局等等。宋代的政策規定，地方官可以按比例截留一部分稅款，用於乞討兒童的救濟。因此，各種機構相繼在當時出現，比如范仲淹的「義田」、劉宰的「粥局」、朱熹的「社倉」等等。清朝的時候，出現了各種各樣福利棲流所，政府也每年撥付相應款項，給予幫助。

古代皇帝、名臣以權力和威望呼籲鄉紳富戶救助乞討兒童。由於中國古代社會一般還是講究名望和因果，因此一直有各種各樣的名人利用自己的聲望為窮苦百姓吶喊。比如孔子和孟子在做官時倡導仁愛和仁術，墨子主張「兼愛」，呼籲社會對弱勢群體的幫助；宋代的歐陽守道和文天祥通過輿論造勢，高度肯定了廬陵、吉水等縣在救濟和安置流浪、乞討兒童中的積極貢獻。

清代雍正皇帝曾親書《育嬰堂碑文》，要求將京城廣渠門內的育嬰堂規制加以完善，號召士庶「捐資為善」，並向全國推廣。他甚至細化規定嬰兒補助的金額數量、用途等，對乞討兒童常常路過的溝壑要進行修整，防止其墜入。在這種輿論導向下，全國各地官員也能增加對於乞討兒童及弱勢群體的關心。

以身作則，帶動社會集資。更具有高風亮節和悲天憫人情懷的官吏，身體力行，關心乞討兒童，並以此帶動鄉紳集資互助。隋朝時就有兩名這樣的典型官吏。一個是辛公義，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時，當地多災多病，流浪、乞討兒童到處都是。辛公義用自己模範行為感召百姓，他將境內所有疾病兒童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來，廳堂和走廊都住滿了，自己與病人住在一起，終日相對詢問。這一期間所得的薪俸全部用來買葯給病患兒童醫治。

另一個是公孫景茂。隋文帝時，他任道州刺史，動用自家薪俸和家產購買大量雞豬牛犢，「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大批乞討兒童在他家中就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他們的帶頭下，下屬和士紳階層積极參与其中。此外，北魏路邕、西漢黃霸、清朝陶澍、林則徐擔任地方官時，都曾經做過類似的事情。陶澍主持的「豐備義倉」，除了政府出資之外，也由民間湊集資金購買餘糧，以救貧濟困。這座義倉有效地起著荒年賑災的作用，救濟了大量乞討兒童和失業貧民，時間長達20餘年。

當然，救濟乞討兒童，總歸是國泰民安時候才能進行，兵荒馬亂的時候，自身難保，誰能有多餘閑情管他人之事。古代的官員考核指標中也沒有這一項，純粹靠地方官員的良知。因此，效果是有的，但效果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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