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對議會政治的態度如何 二次革命前孫袁的關係如何

袁世凱確實為推翻中國的帝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因此孫中山等人將他推舉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雖然成為臨時大總統，但在議會政治體制下他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他對這一制度是非常不滿的，這就可以解釋他後來的復辟行為了。二次革命之前，孫中山和袁世凱的關係曾經還是不錯，但最終因為不同的理念徹底決裂。

新浪歷史：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對於議會政治是什麼態度？

張華騰：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完全效法西方，確立了議會政治體制，中華民國臨時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最明顯的標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中國法制史、憲法史上一個重要的文獻，是資產階級民主與法制的象徵，也是國家政治體制構成的主要依據，所以長期以來為學術界、政界所稱道。毛澤東同志曾說，《臨時約法》在當時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雖然它不完全，有缺點，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27頁)在中央政府的組織形式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拋棄了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總統制，而改行內閣制，這是民國初年中國政治制度方面的一次重大變革，近些年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總統制和內閣制均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後者以法國最典型。不過總統制和內閣制雖然都是一種民主共和形式，但權力中心不同。總統制權力中心在總統，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總統不對議會負責，而對國民負責。

內閣制從政治學方面講又稱議會制，權力中心在議會。內閣總理由議會中居多數席位的政黨領袖擔任，內閣需議會的支持和信任，內閣對議會負責。內閣掌握並行使中央行政最高權力，總統雖然為國家元首，但虛有尊榮，不掌握實際權力。雖然掌握中央行政權力的內閣與議會、司法機構也體現出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但議會一方權力獨大，不僅具有獨立的立法權，而且具有監督政府、彈劾政府、選擇政府的權力，凌駕於政府之上。

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建立，完全是按照《臨時約法》構建起來的，實際上確立了議會政治體制。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對議會政治持什麼態度？應該說前後有變化。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一方面對袁世凱推翻帝制過程中的貢獻給予充分肯定，選舉他為臨時大總統；另一方面對袁世凱很不放心，唯恐袁世凱破壞共和。為限制袁世凱的權力，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時提出了三個附加條件：一是臨時政府設在南京，二是袁世凱到南京就職，三是袁世凱必須遵守《臨時約法》。孫中山提出的前二個條件，就是希望將袁世凱從其老巢調出，置於革命派的控制之下，後一個條件就是給袁世凱套上一個緊箍咒，好讓他沿著孫中山革命黨人設計的民主共和道路走下去。此時臨時約法尚在制定中，當然袁世凱不知道具體內容，但他在3月10日的就職宣言中宣誓遵守憲法：「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暇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之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謹掬成悃，誓告同胞。」(《袁大總統書牘彙編》，文辭，第1頁)遵守《臨時約法》是他就任臨時大總統職時的一個限定條件，他做到了。

《臨時約法》的主觀設計是很好的，為了共和國的長治久安，但具體運作起來是很有問題的。比如革命後一系列社會問題——南北統一問題、裁軍問題、維持政府運轉的經濟問題、外債問題、反對外蒙古及西藏上層分裂問題、反對支持外蒙古及西藏分裂的列強外交問題、社會穩定與發展問題等等，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但政府受制於議會，必須議會同意政府才能運作，而議會黨派紛爭，效率極其低下。這就是袁世凱北京政府面臨的一個最為現實的問題。儘管袁世凱對議會政治有了直觀的感受，產生了非常的不滿，在制定憲法的過程中強烈要求修改議會對政府的限制部分，下面的一段話雖然在二次革命之後，但反映了他這一時期對議會政治的態度，他對議會政治的態度是從反對《臨時約法》的態度中表現出來的。他在給國會的咨文中說：

為咨行事。查《臨時約法》原為臨時政府而設，自公布施行以來，於茲已二十餘月矣。其於國家之根本組織，固系因《約法》施行之結果而粗具規模；然於國家之政治刷新，要亦因《約法》施行之結果而橫生障礙。綜計臨時期內，政府左支右絀於上，國民疾首蹙額於下。而關於內治外交諸大問題，利害卒以相懸，得失僅以相等。馴之國勢日削，政務日隳，而我四萬萬同胞之憔悴於水深火熱中者且日甚。凡此種種，無一非緣《約法》之束縛馳驟而來。……然而《臨時約法》之良否，究為政治良否之所關，本大總統證以二十餘月之經驗，凡從《約法》上所生障礙，均有種種事實可憑。……故本大總統之愚，以為《臨時約法》第四章關於大總統職權各規定，適用於臨時大總統已覺有種種困難，若再適用於正式大總統，則其困難將益甚。……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近代稗海》第三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59頁)

應該說袁世凱對《臨時約法》的指控是客觀的，他要求增大總統的權力是可以理解的。

儘管袁世凱對《臨時約法》以及議會政治如此不滿，但實事求是地說，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凱基本上還是按照約法行事的，可以這樣說，他一方面不斷突破約法對他的限制，一方面維護約法。他與議會可以說既有合作，也有鬥爭，合作是主要的。在重大問題的處置上，袁世凱政府和參議院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維持著民初的大局。比如民初最大的財政問題是向外國借款，袁世凱政府能夠遵守《臨時約法》的程序，提出於參議院，求得參議院的同意。參議院對政府的舉措，也都給予通過。正如一位有影響的參議員所說，「前參議院時代，凡政府提出借款案，無不悉贊成，而政府於立約簽字之先，亦靡不將交涉情況報告於參議院，徵求同意」。(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第124頁)即使後來所說的善後大借款，政府多次提出於議會，有案可查。關於與議會的合作，袁世凱自己說：「本大總統為國擇能，尤深兢業，遵照約法，必須求同意於議院。」(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榮孟源、章伯鋒編《近代稗海》第三輯，第53頁)他在與議會的鬥爭中也多次妥協，比如三次內閣風潮，袁世凱曾經抱怨說，「臨時政府一年以內，內閣三易，屢陷於無政府地位，皆誤於議會有國務員同意權」。(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榮孟源、章伯鋒編《近代稗海》第三輯，第76頁)

新浪歷史：袁世凱在二次革命之前和孫中山的關係怎麼樣？

張華騰：二次革命之前，孫中山、袁世凱關係表面維持還算不錯，孫中山致力於民生建設，袁世凱給予支持並提供條件。對於南北矛盾，孫中山極力調和，二人之間沒有什麼大的衝突。

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之後，認為自己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已經實現，因此致力於民生主義建設，對政治不感興趣。1912年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入京共商國是。袁世凱竭盡其能，歡迎孫中山的到來。袁世凱以國家元首的規格歡迎孫中山，打開正陽門，內閣全體到車站迎接。孫中山在北京的近一個月時間之內，孫袁會談13次，每次都談的非常投機。孫中山徹底改變了對袁世凱的看法，孫中山語人曰：「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總統，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使彼此誠意不孚，一事不可辦，轉至激迫袁總統為惡。」(《民立報》1912年8月27日)孫中山向議員湯漪表示：「袁總統才大，予極盼其為總統十年，必可練兵數百萬，其時予所辦之鐵路二十萬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萬萬，庶可與各國相見。」(《時報》1912年8月30日)

8月28日袁世凱正式宴請孫中山，各部長、各高級軍官及參議院議長、秘書長，諸滿蒙王公作陪。席間，袁對孫中山備加讚揚，並高呼中山先生萬歲。孫中山亦高呼袁大總統萬歲。孫中山在歡宴席上的答詞，更是對袁世凱備加推崇至極。他說「兄弟所最崇拜袁總統，有一件事最為人所信者：中國向以積弱稱，由於兵力不強，前袁總統在北洋時，訓練兵士，極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國。現共和粗建，須以兵力為保障。昔南非洲有某二共和國，以無兵力，卒至被人吞併。可見共和國家，無兵力亦不足救亡。今幸有袁總統善於練兵，以中國之力，練兵數百萬，保全我五大族領土……」辭畢，孫中山舉杯高呼：袁大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五大民族萬歲！(《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19頁)

不久黃興也應邀來京，孫、袁會商變為孫、袁、黃會商。會商的結果，徵得在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同意之後，以四人的名義發表，即「內政大綱」八條：(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材；(四)門戶開放，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政府公報》1912年9月26日，通告)孫、袁、黃會商與「內政大綱」八條的發表，說明在治國的方針大計方面，政府與在野黨領袖達成一致，南北矛盾化解了。不僅如此，孫中山、黃興還支持袁世凱組建了趙秉鈞內閣，勸說趙秉鈞等大部分閣員加入剛剛由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

孫中山、袁世凱會晤期間，9月9日袁世凱發布任命孫中山籌劃全國鐵路全權的命令，「富強之策全藉鐵路交通，亟宜從速興築，茲特授孫文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將擬築之路先與各國商人商議，借款招股事宜，按照將來參議院議決條例訂定合同，報明政府批准，一面組織鐵路總公司以利進行。此令」。(《政府公報》，1912年9月11日，命令)北京會晤不久，孫中山周遊全國各地，籌劃鐵路建設。次年又到日本考察實業，直到宋案爆發後回到國內。

由此可見，在1913年3月宋案前，袁世凱、孫中山的關係還是很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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