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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大選:折翼的黑天鵝 穩贏的默大媽?

美國人為改變而投票,

德國人為穩定而投票......

德國大選靜悄悄

安靜,太安靜了。

如果你沒聽過關於德國大選的新聞,那很正常。如果你走在德國街頭感受不到大選的氣氛,那也正常。雖然德國聯邦議會大選於9月24日在德國展開,但人們的感受是,這個大選似乎不曾存在。

《紐約時報》用大標題寫道,安靜,有點太安靜了。

無聊,太無聊了。

大選前三周,9月3日,在德國首都柏林,選前唯一一次電視辯論正在進行。

辯論的雙方是此次大選的主要政黨領導人:現任德國總理、基民盟主席安格拉·默克爾和社民黨主席馬丁·舒爾茨。

在全長90多分鐘的辯論中,雙方沒有驚心動魄的唇槍舌戰,也沒有火光四濺的互相傷害,有的只是一方說完,另一方微微點頭表示贊同。不禁讓人錯覺這兩人是在談論新一屆政府的組閣事宜,而不是針鋒相對的競選辯論。

《紐約時報》評論道,這可能是一次「無聊」的選舉。

沒懸念,太沒懸念了。

所謂「無聊」,正是因為這場選舉幾乎沒有懸念。

民調顯示,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由基民盟/基社盟組成)的支持率在37%到40%之間,對手社民黨的支持率在20%到25%之間。相較之下,聯盟黨優勢明顯。

(深藍色線為基民盟/基社盟CDU/CSU的支持率,深紅色線為社民黨SPD的支持率)

不僅如此,默克爾的領先態勢在電視辯論之後進一步擴大。德國電視一台發布的數據稱,辯論後,大約55%的觀眾支持默克爾,35%的觀眾支持舒爾茨。在可信度、受歡迎程度、執政能力等多個指標上,默克爾均領先舒爾茨。

(默克爾在大多數指標上領先對手)

所有數據都指向一個結果:默克爾連任德國總理懸念不大,幾乎板上釘釘。所剩猜想不過是德國政府如何組閣,以及默克爾將以何種方式贏得選舉。

打開西方媒體,各種標題的畫風是這樣的:默克爾就該贏;默克爾贏定了;默克爾穩贏......

默克爾:從危機到穩贏

然而,早在大半年前,情況並不是這樣的。

彼時,前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剛剛當選為德國社民黨黨首,人氣暴漲。根據德媒今年2月下旬公布的民調顯示,社民黨當時的支持率達到32%,一度反超默克爾的政黨一個百分點,舒爾茨個人的支持率更是高達46%

(2017年2月 基民盟CDU/CSU與社民黨SPD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舒爾茨效應」轟動一時,各大媒體稱舒爾茨為「唯一可以挑戰默克爾的人」。(馬丁·舒爾茨是何許人也,點此複習全德國唯一能挑戰默克爾的男人:高中沒畢業,身高165,曾是書店銷售)

從上圖可以看出,當時的默克爾不僅要應對「舒爾茨效應」帶來的一側壓力,還要面對有極右傾向的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AFD)的虎視眈眈。

這個2013年成立的年輕黨派完全站在默克爾的政策對立面,憑藉著席捲歐美的民粹主義思潮,在2016年大打「難民牌」,一度來勢兇猛,支持率曾高達15%。

當時,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形勢不妙,連續在地方選舉中遭遇失利。

2016年9月,在柏林地方選舉中,基民盟遭遇滑鐵盧,僅獲得了17.6%的選票。在默克爾的「政治家鄉」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地方選舉中, 基民盟甚至輸給了異軍突起的德國選擇黨,列第三位。

默克爾為何遭受兩翼夾擊?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原因就是,其難民政策飽受爭議。

就在不少西方國家面對大量中東難民推三阻四之時,默克爾卻開放邊境,並明確表示「德國歡迎難民」。

起初,人們不吝為默克爾這股「清流」點贊。然而,好景不長,如潮水般蜂擁而至的難民,衝擊著德國的承受能力。

大量難民帶來的副作用顯而易見,德國社會秩序及治安環境迅速惡化,例如新年夜科隆廣場上對德國女性的大規模性騷擾,又例如柏林聖誕市場上的卡車衝撞恐怖襲擊等等。

這些都讓默克爾最初的政治功績逐漸變成了危機,基民盟因此面臨嚴重的執政困難,默克爾的支持率也遭遇斷崖式下跌。

從德國到全世界,批判聲不絕於耳。

特朗普猛批默克爾,稱其難民政策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正在毀掉德國」。

各式嘲諷更是層出不窮,不少人說默克爾是「聖母癌」發作,不僅會讓德國自食苦果,也將會禍及整個歐洲。

在得知默克爾決定參加2017德國大選之後,德國選擇黨甚至喜上眉梢,覺得在「政治正確」的默克爾的映襯下,自己的勝算大大提高了。

然而,漲潮容易退潮也容易。短短几個月之後,風向再轉,默克爾不僅扛過了危機,而且支持率止跌回升,甚至堅不可摧。

這讓不少期待著德國政治嘩變的看客們大失所望,為什麼默克爾沒有遭遇來自民粹主義的有威脅性的衝擊?難民問題為什麼沒有真正激化德國的社會矛盾?很多德國民眾為何還是堅定支持有爭議的默克爾呢?

在了解了德國大選的現狀之後,文章的下半部分力圖帶你從經濟、人口、歷史、國民性等方面來闡述默克爾為何大概率連任?「黑天鵝」為何折翼德國?

經濟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德國,一直被稱為歐洲經濟的引擎。自2005年默克爾當選德國總理以來,德國經濟持續增長,失業率創下新低,政府財政盈餘充足,連續多年實現貿易順差。以製造業為支柱的德國經濟在歐盟一枝獨秀,亮眼的經濟數據為默克爾的連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德國經濟究竟如何?筆者查閱了默克爾治下的德國的幾個關鍵經濟數據,以此來進行分析。

首先,來看德國國民生產總值。2016年,德國的GDP是3.47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的5.59%。默克爾當政期間,德國GDP的數值一直在3.3萬億—3.9萬億美元之間浮動。

(2006年—2016年 德國國民生產總值)

光看GDP數值,你會覺得德國經濟的增幅不明顯,只是上上下下不斷震蕩而已。

不妨來看更有比較意義的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指數。根據歐盟官方統計,以當年歐盟28國平均值為100的話,德國2005年為124,2016年為123,而同期法國則從111下降到105,英國從117下降到108。這就是說,默克爾當政的這12年中,德國經濟在歐盟裡面是比較搶眼的,增幅一直高於其他主要歐洲國家。

其次,來看與社會穩定程度相關的失業率。德國近年來就業穩定增長,失業率走勢一路下行,從11.2%下降到3.7%。今年5月、6月、7月的失業率更是創下歷史新低,達到了1980年以來的最低失業率。

有統計稱,默克爾開始第一個總理任期時,德國有500萬人失業,如今只剩250萬,足足少了一半。

(2008年-2016年 德國失業率)

德國年輕人的失業率也不斷降低,目前維持在6.5%左右。加大青年就業對於德國社會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008年-2016年 德國青年失業率)

反觀德國的鄰居法國,其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徘徊在10%左右,法國的年輕人更是難找工作,失業比例竟然高達四分之一。

失業率和選民結構之間的關係頗為密切,回想今年上半年令人揪心的法國大選,「極右翼」勒龐為什麼可以向總統寶座發起實實在在的衝擊?其實,勒龐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兩部分人:失業的工人和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

再次,來看德國的貿易數據。德國製造有口皆碑,所以其貿易數據自然不錯。用兩句話來總結一下德國貿易:一,戰後連續60多年貿易順差。二,無論和誰做貿易,幾乎都是德國順差。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德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2016年德國經常賬戶順差2890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高達4517億美元,居全球首位。

對比德美貿易數據,一個是存款大戶,一個是負債大國,也就不難理解特朗普為何因德國巨額順差而數次怒斥德國「太壞了」。

反過來說,美國製造業的衰落也在某種程度上成就了特朗普。因此,貿易數據的巨大差異,讓我們看到美兩國基本面不同,「特朗普式」的奇蹟在以製造業為支柱的德國不可能重現。

德國的貿易盈餘,除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出現明顯下跌之外,一直在震蕩中不斷上升。

(2008年-2016年 德國貿易盈餘)

為此,《經濟學人》還專門發表過一篇封面文章,題目為《德國問題:為什麼其賬戶盈餘有害世界經濟》。《經濟學人》的說法其實有一定道理,德國只掙不花,從長遠來看,對於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不一定是好事。

最後,來看德國的財政收入,這項數據與德國接受難民的能力息息相關。從圖表中可以看出,德國財政收入逐年走高。2016年德國財政盈餘高達237億歐元,為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的最高水平。

(2008年-2016年 德國財政收入)

那麼,德國的財政收入能夠支撐大量難民湧入帶來的財政負擔嗎?

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爆發以來,德國政府到底接手了多少難民?媒體通常的說法是百萬難民湧入德國。

根據德國國家移民與難民辦公室的數據,實際上2015、2016兩年間,得到難民身份的申請者在57萬左右,其中2015年14萬,2016年43萬。所以,湧入的難民雖有百萬,但真正能留下來的沒那麼多。

(德國國家移民與難民辦公室公布的難民數據)

得到難民身份的人數雖然沒有想像中的多,但畢竟每個難民都需要住宿、吃飯、醫療、接受教育,領取生活費等等。根據德媒的報道,德國預計到2017年,總共花費500億歐元。

500億歐元可謂天文數字,對比2016年德國的237億財政盈餘來看,難民問題確實讓德國在財政方面面臨巨大壓力,甚至不堪重負。

雖然默克爾表面上堅稱不給入境的難民數量設置上限,但在實際操作上,經歷了支持率大幅下跌的執政危機後,默克爾刻意放緩了德國接收難民的腳步。2016年8月,申請避難的人數達到歷史峰值,為92105人,今年7月已經下降到15000人。

前文提過,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在2016年9月遭遇地方選舉失利。對照來看,默克爾放緩接收難民,確實是看到風向不對之後立刻調轉槍頭的做法。

(申請難民身份的人數變化)

綜合以上數據來看,難民危機為何沒有壓垮默克爾政府?為什麼德國選擇黨最終沒能成功利用難民危機煽動民粹主義而崛起?

首先,默克爾及時調整難民政策,收緊入境人數,減少財政負擔。

其次,德國政府有相對強大的經濟實力來應對難民危機,這一因素是其他歐盟國家所不具備的。

再次,我們應該注意到,上文所述的經濟數據都指向一個結論,德國經濟正處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好的時期,這一切默克爾功不可沒。

正如德國著名學者弗里茨·沙普夫所指出的,雖然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在德國乃至歐洲飽受爭議,但這並不足以讓德國選民忘記她執政期間德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功績。

人口

德國為什麼願意大量接受難民,當然不是因為德國擁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品質,德國政府自然有一些「利己」的考慮。

德國是歐洲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被戲稱為「歐洲第二養老院」。根據測算,2030年,德國的工作人口預計將減少600萬,因此德國政府希望引進難民以緩解日益短缺的勞動力。

如圖所示,德國目前的年輕人比例確實堪憂,計算後發現,德國40歲以上的國民約佔全國人口的58%,60歲以上的人佔27%。由此可見,德國在未來的20年左右,將面臨非常巨大的養老壓力。勞動力短缺將會讓德國難以維持自己的經濟奇蹟。

(德國國民各年齡層次人口數量分布)

長久以來,德國有接收外國移民補充本國勞動力的傳統,移民為德國戰後經濟奇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難民的引入,某種程度上可以進一步緩解了人口老齡化,缺乏勞動力的窘境,拯救德國經濟和退休制度。

2013年,德國政府提出的工業4.0計劃,這一計劃更是需要眾多的勞動力來完成。所以積極引入難民,德國政府除了白得好名聲之外,也是幫助自己渡過難關的一個兩全齊美的舉措。

德國外長加布里爾曾表示:如果能夠迅速地把新來的移民和難民培訓出來,就解決了國家未來經濟的一個最嚴重問題,即人力缺乏的問題。

那麼,德國是不是更願意接受年輕的可以接受再教育的難民?而不是來德國消耗福利的老年難民呢?

我們來看申請避難的難民年齡的分布。從2015、2016、2017年的三個數據來看,只有約10%的難民在40歲以上,約90%的難民在40歲以下,70%的難民更是在30歲以下。

不禁驚嘆,這是一個多麼年輕的難民群體。

(以上為別為2015、2016、2017年申請難民身份的人群年齡分布)

當然,到達德國的難民以年輕人為主,可能由多種原因造成。無論如何,結果顯示,湧入德國的難民與其本國人口年齡奇蹟般地互補,符合德國增加勞動力的訴求。

由於德國人口老齡化,大多數選票掌握在中老年人的手中,那麼有著決定權的中老年人口在審視難民政策的時候,也會考量難民對於勞動力的補充作用,對養老制度的支持作用。因此從邏輯上推理,德國民眾對默克爾難民政策的反對程度也許沒有想像中的高。

另一種常見的擔憂是,如果難民進入德國勞動力市場會否打壓德國本土人口的就業,拉低工資水平,引發衝突。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特朗普能當選美國總統,「極右翼」勒龐能進入第二輪,一大原因是他們的「孤立主義」傾向,符合希望減少外來移民的底層選民的口味。

那麼,將難民衝擊本土就業的擔憂放在德國的人口結構下來看,情況如何呢?

普遍認為,社會中上層人士教育水平高,知道由於人口老齡化,經濟發展和福利制度維繫都需要新移民,所以傾向於接收難民。社會下層民眾因為面臨和難民爭奪社會福利、廉價住房和低技能工作而相對來說排斥難民。

作為一個典型的 " 萊茵模式 " 國家,德國的社會結構是比較健康的橄欖型,也就是說有著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

德國有多少中產階級?筆者選擇了德國科隆經濟研究所發布的數據為參考。研究顯示在德國,廣義的中產階級比例可以達到80.2%。

中產的收入平均水平按照單身、已婚、有幾個孩子各有不同的標準。我們以單身為例來對照,這一部分廣義中產的月收入大約在1000歐元到4000歐元之間。也就是說,單身月收入在7700到3萬人民幣(估算值)之間的是德國廣義上的中產。

(2014年德國中產階級比例。且不看數字,光看形狀,也能看出「橄欖型」社會結構)

當然,和大多數西方國家一樣,在全球化的風潮下,德國的中產階級也在萎縮,1991年的時候,德國的廣義中產人口比例在84.6%。

(1991年德國中產階級比例)

所以,大量難民衝擊低端就業的擔憂在德國肯定存在,但是由於中產階層數量龐大,這種擔憂程度沒有在美國法國那樣強烈。

不僅如此,德國的中產階級擁有相似的社會地位和價值觀,因此在大多數政治議題上都有著相近的態度和觀點。這部分人代表了德國社會的主流,給出了德國政治的 " 正確答案 ",最終顯示在投票上,就是排斥極端化思想。因此民粹主義政黨生存空間比較小。

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和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成為了德國大選難以飛出「黑天鵝」的又一重要穩定器。

歷史

即便德國經濟相較於其他西方國家來說比較健康,但是其GDP增長率也僅在1-2%之間,所以在分析難民危機為什麼沒有動搖默克爾的執政基礎時,除了經濟因素之外,還需要看到德國歷史文化的特殊性。

「極右」在德國最終難以施展,德國人更能保持「政治正確」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深植於人們心中共同的國家記憶,難以忘記極右政黨納粹統治帶來的浩劫。

縱觀德國戰後至今的歲月,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百姓,從未停止過反思和贖罪。

例如,1970 年的「華沙之跪」,剛剛上任的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到訪波蘭,去到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在寒風中,勃蘭特突然自發下跪,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

又例如1985年,在二戰結束40周年之際,時任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呼籲德國人直面納粹歷史的感人講話。魏茨澤克說:「我們所有人,不論是否有罪,不論老幼,必須面對過去。過去影響著我們,我們對它負有責任,無視過去就看不見現在。」

魏茨澤克的講話其實反映出德國社會對於二戰的反思不僅僅存在於批判納粹,批判希特勒,而是強調每個德國人有責任認清納粹德國的罪行,並進行反思。

在二戰後70多年的今天,納粹歷史依然給當今的德國社會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影響著每一個普通的德國人。

幾年前,筆者曾經聽過德國經濟學家奧立弗·哈特維希的講座,他舉過這樣一個例子,他說:「當你覺得某人像是德國人的時候,你就問他是哪裡人,如果他回答說我是歐洲人,你就知道沒錯了,這人肯定是德國人。而其他歐洲國家的人,例如英國人都不會說自己是歐洲人。原因就是德國人因為二戰歷史非常尷尬,一度恨不得把自己藏起來」。

當然,隨著經歷過二戰的老一代德國人的離世,新一代的德國人的負罪感已經逐漸減輕,但是德國人或許依然是這個世界上道德包袱最重的人群之一,更傾向於做「政治正確」的事情。

所以德國人在「極右」這個問題上,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更加敏感謹慎。在德國,人們對於過激言論的容忍度比較低,如果出現「極右」或者「種族主義」的話語,大部分人會覺得有責任站出來阻止或修正。

一個鮮活的例子就是,前不久兩名中國男性遊客在德國國會大廈行因為公然擺拍納粹舉手禮,被德國警方按律拘捕。

所以,像特朗普那樣,主張修牆,實行「旅行禁令」的做法,在德國肯定是難以贏得選票的。

因此,不難理解帶有「極右」色彩的民粹主義德國選擇黨在曇花一現之後,其支持率基本在低位徘徊,與基民盟和社民黨完全無法抗衡。

即使德國選擇黨能在大選中跨過5%的門檻進入德國國會,它在德國的政治版圖上,也找不到和自己立場稍微接近的黨派,所有主要政黨都堅定表示絕對不和極右翼合作。

僅憑個位數的民意支持,德國選擇黨沒有可能做到他們的美英同好所掀起的政治風浪,甚至與法國的「國民陣線」(第二輪得票率約34%)和荷蘭的自由黨(獲得19個議席)相比,其影響力也是相形見絀。

(藍色線條為德國選擇黨AFD的支持率走勢)

由於德意志民族對二戰歷史的反思而形成的價值觀,默克爾必然選擇向難民敞開大門。對於她「開門接納難民」的選擇,多數選民也是能夠理解的。

儘管爭議不斷,但是在9月3日的電視辯論中,面對舒爾茨的詰問,默克爾的回答直截了當,她表示,如果回到2015年,她會做同樣的決定。

默克爾在大選前敢於做出如此肯定的回答,也就從側面證明了德國選民對默克爾難民政策的責難,也許沒有媒體宣揚的那麼嚴重。

國民性

一般認為,德國是個比較嚴謹的國度,然而,嚴謹的另一面其實就是相對按部就班,不喜變化。

反映在政治上,一個有趣的事實就是,這個國家政壇「常青樹」輩出。我們縱向回顧一下德國的前總理們,施密特在任8年,科爾在任16年,施羅德在任7年,阿登納在任14年。

再與其他西方國家橫向比較一下,結果則更加明顯。二戰後,德國僅出了8位總理,而美國有13任總統,英國有14任首相,義大利更是擁有28任總理。

默克爾上任以來,英法已分別經歷了4位首相與4位總統,義大利則換了6任總理,真是流水的英法意領導人,鐵打的德國默克爾。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主任布洛克霍夫一語道破天機,他說:「德國人當然希望有選擇,但是他們不一定是想要改變。」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德國人希望在未來的幾年不要出現太多變化,結束默克爾當政就意味著要迎接一個未知的充滿挑戰的未來,德國政治中,沒有人想這麼做。至少在可見的未來,德國希望維持穩定平穩的政治。」

所以,2017德國大選的結果,有可能就是選了和沒選一樣。

目前,德國大選民調前兩位的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黨就是現在的德國執政黨。默克爾前三個任期之中,有兩次是與競爭對手社民黨組成聯合政府。選來選去,結果還有可能是兩個老搭檔繼續共同執政,雙方競爭的只不過是總理的名份歸誰而已。

退一百步來說,如果我們假設德國大選「爆冷」了,又會怎樣?

第一種可能,社民黨成為黑馬拔得頭籌。只是目前社民黨落後大約15個百分點,翻盤可能性非常小。

第二種可能,社民黨排名第二,並拉攏其他小黨(例如綠黨和左翼政黨)進行組閣,問題在於首先需要聯盟黨組閣失敗,其次還需要社民黨和其他小黨的議員加起來過半。由第二大黨出面組閣的情況在德國選舉中從未發生過,其難度可想而知。

即便「爆冷」,「爆冷」兩字也需要打上引號。「爆冷」對於德國政治的未來走向來說,也不太會產生實質性的變化,因為社民黨主席舒爾茨雖然相較於默克爾來說略左一些,但是兩人的施政綱領區別不大,在難民政策、歐洲一體化等等議題上意見相近。

那麼,按照大多數德國選民的性格,既然舒爾茨和默克爾觀念相近,為什麼要嘗試新人呢?何況舒爾茨幾乎沒有在德國當政的經驗,面對陰晴不定的特朗普,德國的風險反而上升了。投票給默克爾不是更保險更穩定的選擇嗎?

當然,我們也不能一概而論,德國選民之中確實存在希望改變的人,否則不會出現「德國選擇黨」,默克爾也不會在競選中接連被扔西紅柿。但是這些「要求改變」的選民相比美英法等國家的同類選民來說,依然相對保守,比較溫和。

貝塔斯曼基金會的研究表明:「反建制派的民粹主義在德國雖然存在,但是這些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民眾並不激進,相對比較溫和,在提出批評的時候並不含有那麼嚴重的憤怒情緒,這是一種溫和的民粹主義」。

萊比錫大學的政治學教授Hendrik Trager表示:「有不少投票給德國選擇黨的人,不是因為同意他們的立場,而是為了抗議其他的政黨」。

此外,隨著2017年進入德國難民數量下降,一些在前兩年感到憤怒的德國選民也逐漸回歸傳統。

一位72歲的退休工程師海恩曼在接受記者採訪中表示:「我曾經在地方選舉中,給德國選擇黨投票,因為我想要試試不一樣的東西。但是在德國聯邦選舉中,我還是投票給基民盟,因為我覺得默克爾有清晰的路線,她穩定且不情緒化」。

從德國人的國民性格來看,他們大多期望一個穩定的平靜的四平八穩的的國家,那還有比默克爾更好的選擇嗎?

《明鏡周刊》撰文指出,12 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了默克爾的處事風格。

慕尼黑《水星報》寫道,在這個不確定性越來越強的世界裡,人們至少知道默克爾能做到什麼。

柏林美國學院的Jan Techau說:「默克爾看起來是一個不太有魅力的領導人,也不是一個積極活潑型的領導人。雖然人們並不怎麼喜歡她,但是也並不厭倦她。德國人信任她,她不會把德國人把火坑裡推。」

所以,性格相對保守穩定的德國民眾更希望自己國家能繼續擁有一個確定性強的領導人,所以傾向於默克爾這樣「沒有特色」的平穩領袖,而不喜歡「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充滿戲劇性的特朗普式領導人。在德國人看來,默克爾至少不會把德國「帶溝里去」。

文章寫到末尾,鑒於家裡有一枚貨真價實的德國家屬,筆者也民意調查式地問其意見:「你們德國人最擔心什麼?難民?恐襲?還是特朗普呢?」家屬搖了搖頭,連說了三個「不」字,然後吐出了一個詞兒:「instablity(不穩定)」。

難得「無聊」 「無聊」難得

難得「無聊」。

作為一個媒體人,在過去頗長的一段時間裡,對於這個世界的每投一次票,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法國的勒龐進入第二輪,奧地利的霍費爾差點當上總統,荷蘭的維爾德斯掀起波瀾,義大利「五星運動」成為國會第二大黨,國際新聞的版面上一時間熱鬧非凡。

「無聊」難得。

作為一個媒體人,自然不喜歡德國大選,「無聊、無趣、沒懸念」的德國大選之中,真的挖不到什麼爆點來寫。

然而,在經歷過去年的逆全球化風潮之後,這種「無聊」,對於德國人民,對於整個歐洲,對於堅持全球化的發展方向來說,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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