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德國大選後如果繼續引領歐洲，對中國未必完全是好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 陳暘】

德國將於9月24日舉行大選，默克爾和她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正在謀求第四個任期。

2017年可謂是歐洲大選年，歐洲三駕馬車中的英法德中的英法兩國的大選都已經相繼結束，拋開「疑歐」情緒很重的英國不說，歐盟內部不少的媒體和知識界對默克爾和馬克龍在未來聯手開創歐洲的新局面抱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甚至有了歐洲「德法新軸心」的說法。

德國公共廣播電台ARD的最新的民調顯示，近幾個月來，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支持率首次出現下滑。在德國大選即將到來之際，這一情況看似給默克爾繼續執政的前景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但稍有政治分析能力的學者都能看出，舒爾茨能夠對默克爾構成的挑戰極為有限，「默媽媽」連任的懸念不大。

去年9月份以來德國主要政黨的民調走勢。灰色為默克爾的聯盟黨，紅色為其主要競爭對手的舒爾茨的社會民主黨，在今年二月份兩個政治派別的民調一度非常接近，不過之後越拉越大。（數據來源：Economist）

馬克龍上台之後，一方面打消了歐盟解體的擔憂，一方面又對德法關係釋放出了積極正面的訊息。默克爾也強調了德法關係軸心的重要性。德法歐洲代表人的角色目前看來有被強化的趨勢。

作為歐洲大陸傳統兩強，這兩國具有復興和領導歐洲的共同的使命。我們先來分析一下德國大選後德法兩國的關係走向問題，再來回應一下「德國是否是未來歐盟的一個稱職的領導者」這一問題。

這兩個問題是相關聯的，因為在英國脫歐的大背景下，德法關係的平衡問題將左右德國在歐盟諸多國家中的權力架構的分配。

「德法軸心」的形成

法德雙方雖然有互補嵌合的國家實力，但在某種程度上，德國經濟實力相對的優勢與在歐盟的話語權提高有所減弱。法國倡議、德國響應的模式還在持續。

「德法軸心」的運作最近有了一定程度的漸變，前一段時間的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的出現，使歐洲一體化進入了停滯。德法軸心有所升溫賦予了這個體系新的特質，首先是一種新型的實力對比，一種雙重結構性失衡的加劇：一方面德國已經成為經濟強國，德國戰略定位甚至可以說是歐盟興衰的關鍵，相比之下，法國這邊受到經濟低迷、移民湧入多重的影響，對於應對這些危機當中顯得力不從心。

還有一方面，2016年法國的軍費上漲對其國內的財政形成了不小的壓力，法國軍隊的數量不斷穩中有升，國際和軍事行動的規模也在不斷的提高。鑒於德國軍事行為的局限性，法國逐步減少德法混合旅的投入，德法軸心原有的一唱一合的合作有所失調。

當地時間2017年8月6日，德國柏林，大選將至，總理候選人競選海報鋪天蓋地

這種新組合、新機制方面可以稱之為「德法軸心+」。這是歐盟在南北和東西兩維度隔閡進一步的顯現。德法軸心的雙合力不再是推動歐洲一體化的充分必要條件。不過從另一方面看，潛在的歐洲超國家主義和政府間主義之間有一些緩解。哪怕是為了維持最低限度的歐盟各國之間的合作效率，卻又要最大程度的滿足各方利益，德法雙方需構建的最小化的政府磋商機制的進程也是步履維艱。

新的「德法軸心+」這樣的模式是取代了原有的英德法三駕馬車的合作框架，這個框架包括了之前固有存在的「魏瑪三角」合作機制，也涵蓋了像德法意、德法意西和維也納會四國集團的框架。去年維四外長（註：維謝格拉德四國集團，1991年在匈牙利小鎮維謝格拉德成立，目前有捷克、匈牙利、波蘭和斯洛伐克4個成員國）簽署了新的協議，對歐洲一體化模式達成共識。

兩國合作的主要領域，軟中有硬。團結應對歐洲的危機，與此相適應德法軸心也有所調整。共同安全防務政策上兩國政策在起步中，傳統和非傳統安全的凸顯，歐美安全的局域補了安全領域的短板。雙邊結構從軍艦軍事主義投入研發軟實力投入，因為兩國勢力差距存在很大的不同，去年11月德法軸心同意提高軍事研發，以及歐洲遠程系統。此外，兩國在增長優先的治標路徑和改革的治本路徑上是不一致的，但這不影響「德法軸心」的不可取代性，在當下甚至可以說這個軸心有觸底反彈的趨勢。

德法軸心在機制構成主導問題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可以說在危機時刻兩國為能「危中求機」，這是能夠構成德法關係的核心要義之一。但是德法合作的結構性的失衡已經越來越顯現，理念和分歧倒逼改革，這使得本來得以緩解的經濟前景重新籠罩上了一層悲觀的調子。戰略層面合作雖然提高，但操作層面合作難度不減已經成為德法軸心的一個事實。

在歐盟政策一體化進程推動過程中，回溯德法的蜜月期，德法軸心恢復到什麼樣的高度，取決於德國結構性權力的有效發揮，也取決於法國在對「失去的十年」的反省程度。

德國，新的歐盟領導者？

即便是德國在德法聯盟中處於主導地位或佔據上風，筆者還是對於德國國內關於「德國不情願做歐洲的領導者」一直感到困惑，按道理來說，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麼，德國有機會成為歐盟的領導者何樂而不為呢？

作為領導者可以名正言順地推行自己的理念和模式，還可以更好地保證自身作為放貸著的權利。

以希臘債務危機為例，希臘借了人家的錢還罵債主，看上去頗有些滑稽，但還好希臘是小國，如果是法國義大利這樣的大國出現債務危機呢？所以對德國來講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權利機構，是其放貸的一個迫切需要。

事實上德國也是這樣做的，在為歐洲領導者的道路上，從「要我干」到積極地向「我要干」的方式在轉變。

2014年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代表表達了要承擔更多責任的意願。這是一場非常大的討論，我有幸跟我們領導參加了那個會議的啟動儀式，討論的時候我們領導說：「你們德國可以當歐洲的領導者了。」

2014年5月12日消息，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推選伊申格爾作為調解人，於13日前往烏克蘭進行國家對話

當時他們舔著舌頭笑，感到非常的開心，這說明他內心還是想當這個領導的。這個會議之後我們看到德國大規模向海外派兵，簽署會談，以及對難民的開關政策等一系列行動，包括現在推動的多數歐洲的理念等等，都能顯示出德國充當領導者的主動性是空前上升的。所以說如果德國這個時候再提不情願的領導者這樣的話，更多是一種博弈的手段，一種要價的方法，來謀求更多的權力。

通過這幾年不間斷地調研訪問，筆者認為德國目前還並不能算一個合格的領導者，只能說暫時是一個兢兢業業的管理者。這幾年德國作為歐洲的初具雛形的領導者來講，他們還沒有適應這個角色，或者說領導能力還有較大的缺陷。比如說烏克蘭問題沒有解決，難民危機就更不用說了，德國帶頭實施了開放門戶政策，它也為接連不斷的危機起到一定的責任。

至於英國脫歐這個議題，公眾和學者也不應該忘了英國脫歐的導火索是什麼，那就是歐盟逼著卡梅隆繳會費，其本質還是歐盟的內部權力關係沒有處理好。

現在回過頭來在看英國脫歐的問題，我們可以判斷當時英國感到很困惑，不知道歐盟要什麼，歐盟只會說NO，其他的都是都不提，都不說一些具體的東西，讓英國陷入了手足無措的局面中。

這樣的方式起碼說明德國在這裡沒有起到一個穩定矛盾的作用。還有現在的歐美關係，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默克爾的這樣的一個回應的方式，歐美關係不會有這麼多的波折。

最後說到默克爾最大的功績，眾多精英學者都認為她帶領歐洲解決了歐債危機，但是歐債危機真的過去了嗎？不一定。

即便不談整個歐洲，就德國國內而言，其生產力水平真的提高了嗎，銀行債務表和股市有實質性的提高的進展嗎？現在只是矛盾被暫時掩蓋了，轉移到了其他迫切的問題上，所以這個危機筆者覺得沒有完全的過去。有的學者認為，要想解決歐洲目前所有的這些問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把默克爾選下去。這當然這是負氣之言，目前來看默克爾當選即便不是板上釘釘，也是十有八九了。

所以筆者認為作為歐洲的領導者來講，不但要有廣闊的胸襟，要讓佔便宜的人有便宜可占，而且要有戰略的遠見，勾畫出一個藍圖，要構建共同的目標發展目標的能力，和公平處事的能力。

而且作為一個領導者來講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要有齊心協力的團隊，不能輕易的逼著英國脫歐或是動不動就威脅其他國家。從目前這些點來看，德國尚不具備一個合格的領導者的能力。

不可否認的是，德國也在不斷的成熟和進步，他們從幾十年來的毫無領導規格和領導意識一步一步走過來，現在在處理歐盟的各個重大議題的過程中，其手法也在不停地進步和巧妙化，而且並沒有放緩學習的腳步。

希臘貸款總歸還是給的，歐盟關係怎麼僵該緩和的還是要緩和，這些問題的解決對德國本身來講這也是一種戰略思維的提升，而且還會產生一個附加效果：稀釋和抵消美國在歐洲的影響。當然也不排除這種可能，即德國能夠在歐盟架構中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成為真正的領導者。

從中國的角度看，隱憂存在

德國成為歐洲領導者對中國來講未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現在德國處在一種相對被動的帶跑歐洲的地位，一旦它主動的代表歐洲的地位將會成為一個十分難纏的競爭對手，對歐洲次區域國家的合作會帶來一些障礙。德國是講規矩的國家，他們將會把意識形態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會比美國更難對付。即便德國領導下的歐洲可能會與美國拉開距離，但在德國的意識形態中，中國作為一個來自東方的挑戰者和對手的形象是根深蒂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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