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中的「強女主」是偽女權嗎?｜繆斯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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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骨賢妻》劇照
撰文 | 凌綺（愛荷華大學博士候選人）
責編 | 吳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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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美電視熒屏上都出現不少強女主的電視劇，在不同層面上滿足了女性觀眾對於賦權的心理需求，雖然不得不說國產劇往往還是走的瑪麗蘇套路。據說電視劇《我的前半生》讓不少家庭主婦想要重回職場，勵志效果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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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我的前半生》劇照
那麼，關於電視劇對女性解放的呈現，學者是怎麼看的呢？
女權思潮和強女主電視劇
電視劇中呈現何種女權代言人往往受到當時社會主導的對於何為女性解放的理解的影響。美國六七十年代的主流是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即強調女性參與公共領域的權利。為了回應社會現實，也為了吸引逐漸獲得經濟獨立的女性電視觀眾，不少七八十年代的電視劇都吸收了女權主義的元素，展現女性作為公司職人、偵探、警察等角色的嘗試。比如，《查理的天使》
(Charlie』s Angels)，
《警花拍檔》（Cagney and Lacey）
，《瑪麗·泰勒·摩爾秀》
（Mary Tyler Moore）
等等。這些對於中國觀眾來說並不甚熟悉的劇集在當時美國社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種路子，我們也可以見於一些國產劇中，如展現女性特工的《胭脂》，女性宰相的《陸貞傳奇》，女性醫生的《女醫明妃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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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女醫明妃傳》劇照
但是電視劇作為高度機構化、敘事化、市場化的媒體，並不一定是女權思想最理想的演練場。學者對諸多女性為主角的電視劇也作了細緻分析。例如，《瑪麗·泰勒·摩爾秀》這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情景劇中，它史無前例地讓女性以性格獨立、在都市工作、且單身的形象出現，這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女權主義修辭學學者Bonnie Dow在分析該劇時則認為，在工作場合的人際關係中，主角瑪麗仍然扮演著類似於社會常常賦予妻子和母親的特性，比如打理好男性老闆搞不定的公司派對，或是擁有似乎是天生的為他人提供關心照顧的特性，這正與社會所期待的女性特質一致。
近年來，歐美學者們發現，一種新自由主義式的女權主義在包括電視劇在內的流行文化中興起，這種思潮將女性的解放通過個人主義式的語言來表述，將女性的福祉建立在女性的個人責任上，而不對社會、文化、經濟這些造成不平等的結構性因素進行拷問。這種思想在雪莉·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
（Lean In）
和安妮·瑪麗·斯洛特《為什麼女性還沒有雙豐收》（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
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闡釋，兩者也在美國社會得到了廣泛的流傳，甚至有成為當代女權宣言的趨勢，但同時也引起了眾多批評。
傲骨賢妻，真正的女權？
這種新自由主義式的女權主義思潮也出現在了一些電視劇中。對於不少中國觀眾來說，最近幾年較為熟悉的、女性為主角的美劇有 《傲骨賢妻》。該劇主角艾麗西亞是一名政客的妻子，做了13年的家庭主婦，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丈夫入獄之後，復出職場做一名辯護律師。劇中，主角內心堅忍強大，能力優秀，在高強度、長時間、競爭激烈的工作中穿梭，就連幹練的服飾、凌厲的步伐都為觀眾們所津津樂道。與其同時，她和兩個孩子關係融洽，充滿信任。儘管劇中有時候她也會面臨工作與家庭平衡問題，但是最終都還是能夠成功化解。這樣兩頭並進的形象，使得她成為女性成就、價值和解放的新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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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骨賢妻》劇照
有些學者認為，艾麗西亞所呈現的母親形象是美國近年來對非傳統定型的母親形象塑造的一個例子。有些學者則認為這種母親形象在深層次里和新自由主義邏輯是勾連的。後者發現，在當下的流行文化里，出現了一種新的規範性
（normative）
標杆女性，那就是那種基於女性自己個人努力從而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創造了完美平衡的女性形象。
來自倫敦政經的學者Shani Orgad認為，就《傲骨賢妻》來說，劇中主要突出了主角的個人自信、能力、態度，但對現實中會影響女性事業的結構性因素則作了邊緣化的處理。比如，在做了十多年家庭主婦之後，主角依然能夠迅速恢復優秀的工作能力。主角的婆婆Jackie也曾在一段時間內幫助主角料理家事，照看孩子，但是Jackie所承擔的勞動以及這些勞動給主角事業帶來的幫助也是被邊緣化的。劇中主角的孩子已經過了最需要照顧的年齡，而現實中，女性事業的關鍵階段和生育期卻是重合的。另外，像《我的前半生》中的羅子君一樣，主角能夠再次進入職場，也得益於強大的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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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骨賢妻》劇照
一種沒有威脅的幻想
Shani Orgad進一步對在倫敦地區的一群受過良好教育、且有著不錯事業的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女性進行訪談，她所訪談的這群女性本來能夠在職場上奮鬥，但是最終選擇了做家庭主婦 。 訪談發現，雖然類似於艾麗西亞的情況對於受訪者來說並不現實，但是這種超強女性的形象
（儘管不一定來自這部特定的劇）
同時又成為她們的一種幻想，且影響著她們對自我的認知、評價。
這群女性受訪者選擇離開職場，與她們的個人原因和心理原因有關，也顯著地和結構性因素有關，而僅僅是靠著女性自己的自信或者是「向前一步」的努力，並不能克服這些強大的結構性因素，結果只能離開崗位。這些因素包括職場上的性別不平等、與伴侶之間的薪酬差距，伴侶工作調動，工作機構對於上班時間的規定，對兼職的限制，等等。而最常見的因素則是對孩子的照料時間和不均等的家務勞動分工。儘管有經濟能力將孩子的照料和家務外包，但是托育服務和家政服務都不能涵蓋所有事務。尤其是像孩子需要上醫院、參加學校活動、社交活動，也包括尋找、管理托育和家政服務這些事務往往還是落到了女性肩上。
有趣的是，雖然受訪女性會提到種種結構性的因素，但是她們最終將自己退出職場的決定解釋為自己「缺乏雄心」或者是自己能力有限，沒有辦法成功地「向前一步。」她們所處的文化生活中，有著像艾麗西亞或者雪莉爾·桑德博格
（《向前一步》作者）
所代表的一種充滿雄心、完美平衡的女性的新標杆，而當自己的生活經驗不符合這種理想框架時，女性就傾向於否定自己，歸因到自己身上，而非質詢造成這種後果的結構性因素。
作者總結到，對完美平衡的女性的這種幻想中蘊含著女性對於女性事業受制於家庭事務的無奈和不滿，從這個意義上說存在批判的能量；但是它為女性提供的那種完美平衡的可能性，卻又是通過個人勵志式的女權解決方案，從而沒能直接挑戰根本上的性別結構性因素。
應該怎樣看待女性「勵志」劇？
以上所說的個人主義式的強女主形象只是當下電視劇對於社會期待的女性的其中一種想像。不同社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電視生產體制。經歷了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以及對這次浪潮反思的美國社會，在最近一二十年中所生產的女性為主角的電視劇中，出現了更為複雜、多元甚至矛盾的性別意涵。
電視劇出於市場的考量，持續產出女性為主角的電視劇，無論中外。與其從「是不是偽女權」這樣一個過於簡化的標準來回答這個問題，不如更具體地思考電視劇呈現的是對女性賦權的形式是怎麼樣的，它在表現強女主的時候，怎麼樣講述涉及性別政治的議題，比如，它怎麼定義一個新時代的媽媽，一個勵志職場女性，這些呈現和自己或是自己周圍的女性的經驗，是相符的，還是有距離的，如果有距離，距離在哪裡？
參考文獻：
Dow, B. J. (1996). Prime-time feminism: Television, media culture,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since 197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Orgad, S. (2017). The cruel optimism of the good wife: the fantastic working mother on the fantastical treadmill. Television & New Media, 18(2), 165-183.
Rottenberg, C. (2014). The rise of neoliberal feminism. Cultural studies, 28(3), 418-437.
製版編輯： 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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