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讓蔣介石窺見了什麼

皖南事件爆發後，中共高層反應並不一。毛澤東當時的主張，是與國民黨全面決裂——1941年1月14日，毛致電彭德懷等，指示：「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甚至詢問彭德懷：三個月內華北能抽出多少兵力？次日，毛又致電周恩來、葉劍英等，告誡他們：「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並謂：「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

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另一部分黨內高層，則持相反意見——1月15日，劉少奇致電中央，認為：「實行全面軍事反攻，對我不利，且有極大危險」。劉如此主張，理由有二：1、「國民黨未投降，仍繼續抗戰……且怕影響對蘇聯的關係」；2、總體上，「我兵力不夠」，亦「均無勝利把握，亦無大利可圖，且系進攻性質，對人民、對部隊、對統戰朋友均無充分理由。」

更讓毛澤苦惱的問題，是「遠方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1月20日，2月5日，季米特洛夫兩次來電，要求中共不可主動破裂國共關係。2月9日，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崔可夫帶來了更明確的意見：「斯大林不願意聽到國共兩軍衝突事」、「要團結抗戰」。至於毛澤東要求蘇聯停止接濟國民黨軍火，轉而接濟八路軍與新四軍，斯大林的意見是：「蘇聯接濟的軍火，中共也可向國民黨要求補給。」

2月1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其轉告崔可夫：中共已決定不再對國民黨採取全面的軍事攻勢，而轉採取全面的政治攻勢。因為軍事攻勢「會妨害蔣之抗日，是極錯誤政策」，而政治攻勢則「只會迫蔣抗日，不會破裂國共關係」。

至於蔣介石，自然不可能詳細了解中共內部上述種種政策演變的複雜過程。蔣當日最關注者，乃在歐洲戰場局勢。蘇德關係，與英德戰局，二者的演變，直接關係到中國「抗日外交」的立場抉擇。皖南事變則恰為蔣提供了一個極有說服力的觀察切入點。1月1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蘇聯對皖南事變「無不良之反響」，「此乃大可注意之事，豈其決與德、倭開戰，故對我表示真誠合作乎？」——蔣介石由此判斷蘇聯與德、日關係轉惡，無疑，蔣的判斷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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