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簋：國之重器出天水，印證秦源就在秦州區秦嶺一帶！

秦公簋：秦人重器出秦源

趙文慧

以上為秦公簋及其銘文(資料圖片)

（一）秦公簋出土、流傳與著錄

秦人東遷以前一直在天水一帶活動，因而在西漢水上游和渭河上游留下了大量的歷史遺迹和珍貴文物。這些遺存，記錄了秦人早期生活、發展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歷來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

廟山，乃秦州區西南秦嶺鄉梨樹坡、董集寨兩村與禮縣紅河鄉六、八圖庄相交處的一座大山，最高處梨樹坡庄土堡子海拔1914米。因1919年在此山一帶出土了馳名中外的秦公簋而聲名大震。其山體因高寒坡陡不能耕種，於是成為相鄰數村的天然牧場。民國八年，放羊娃在該山的一塊地里掘地玩耍時無意挖出一件古物即後來的秦公簋，當時有人認為是香爐，屬於廟裡祭器，又因當地有「死鐵爛銅，拿回家死人」迷信俗語故而概不敢搬回家，此後便當做廢銅賣給了天水人楊衣官在橫河裡（今紅河鎮）街上開的「聚源當」。後被一個陝西姓張的古董商買走，帶到蘭州。因無識貨者，流傳至蘭州南關商肆，在廚房中盛殘漿。幸有識者發現並非普通古器，以高價收購，名聲大著。時任甘肅督軍合肥人張廣建聞風以權勢佔為己有，其時當為1919年冬。張廣建（1864—1938），字勛伯，他督甘時期是指從1914年3月到1920年12月張廣建擔任甘肅省民政長兼甘肅都督及其離任的這段時間，當時管轄現在的甘、青、寧三省。他於1920年底離甘時又將此物帶至天津。在津第一個見到秦公簋的是著名金石學家、文獻學家羅振玉，因羅與張是故交，於是羅振玉出面誠邀了當時有名的青銅器拓本專家周希丁為該簋拓本。當代著名史學家、文物鑒定家史樹青在《悼念周希丁先生》一文記述1921年周先生曾手拓甘肅天水出土的秦公簋，秦公簋因銅銹很厚，以往不知有秦漢間刻字，希丁拓墨時才發現。羅振玉1921年11月27日給王國維的信札中說：「秦敦拓本存尊處者即以奉贈，影照後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茲有致乙丈書求轉交。」此「秦敦拓本」即張廣建委託羅振玉誠邀周希丁所留的秦公簋拓本。羅振玉1921年11月致王國維的信札中又云：「前赴都料理八旗冬振，張廣建語鳳老，請看渠所藏西陲捲軸，中有晉魏寫經數種，余皆唐物，無甚奇品。乃無意中見一至寶。張頗 儲銅器，率無可觀，弟問以甘肅有出土者否，乃出一敦，形至拙（張所以不見示者以此），而文字精絕，中有「十有二公」語，知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確為先秦製作。與商拓墨，初甚吝，後介一拓工，強請之，乃拓三分，彼留其二，以一本見畀。昨匆匆草一跋尾，當寄與易墨本二三紙，當可必得，得後當奉贈其一也。先將所得一本奉覽（海內孤本，幸鄭重收貯），拙跋亦附呈。此器文字，將來流傳必少，何不影照付《亞洲學報》，印之卷首，以流傳之乎（須照原大，不可縮小）。」羅振玉的嫡孫羅繼祖按語說：「又此札記『秦公敦』之發現，亦證公巨眼識珍。」秦公敦即秦公簋。羅振玉據該簋銘「『十有二公』語，知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確為先秦製作」甚為高見，並由該札「拙跋亦附呈」可看出羅振玉已經就秦公簋作了跋文。如此看來，秦公簋的發現肯定早於1921年，故1921年、1922年、1923年出土之說是錯誤的。至於陳平所說的1916年之前說筆者不敢苟同，他說：「據1916年柯昌濟編行的《韡華閣集古錄跋尾》即已著錄此簋的事實分析，該簋的出土時間至少不應晚於1916年。」其說可商。《韡華閣集古錄跋尾》始於1935年印行，陳平認為此書的完成時間是1916年，是據此書周進作序言：「《韡華閣集古錄跋尾》者，二十年前純卿尚未弱冠，讀欵識時之所作也。」我以為這不能成為斷定它成書時間的理由，「二十年前」很有可能是該書開始撰寫的時間。而且此書言「先師王先生釋最為詳正，具見《觀堂集林》」，所說正是國學大師王國維那篇著名的《秦公敦跋》，而此文是1923年作，由此判斷柯昌濟作此文的時間必定晚於1923年，故筆者認為陳平的推斷是錯誤的。1922年8月24日王國維在致馬衡的信中提及「秦公敦」即秦公簋（當時稱簋為「敦」），此信內容是1923年王國維在北京見到此物後所著《秦公敦跋》的雛形。秦公簋之所以引起學界的注意，首先歸功於王先生的這篇文章。1926—1927年求學於北京清華國學院梁啟超門下的天水人馮國瑞（1901—1963），讀到同為該院作導師的王國維為秦公簋所作的跋文後才得知該簋出於故鄉天水，心情激動有感於斯，他畢業回家鄉後繼續對秦公簋作深入考證研究。隨後郭沫若撰寫了《秦公簋韻讀》；馬敘倫著文《石鼓為秦文公時物考》等文章評介推崇。1935年，張廣建的後人以兩千多元大洋賣給大興著名收藏家馮恕（1867—1948），字公度。

1942年馮國瑞去重慶，在當時的中央圖書館借得張氏墨拓本，勾摹簋器圖形及銘文款式，註明大小尺寸。此時，全國學人，薈萃山城，先生與著名學者商承祚、吳其昌、郭沫若等學者歡聚談藝，考釋文物。1931、1933年商承祚兩次在北京見到秦公簋，於1943年4月10日在重慶撰寫了《秦公簋跋》；1944年馮國瑞返回家鄉之後，又將在天水南鄉收集到的周秦青銅器及其車馬器繪圖著文，和秦公簋一起整理成《天水出土秦器匯考》一書，馮又冒著戰火再去重慶，經他的同窗摯友吳其昌等審定，於該年底刊印成書。

《天水出土秦器匯考》1冊，不分卷。此書為隴南叢編印社書之三。扉頁有馮國瑞題字，書首有插圖六，均為秦公簋、秦車輨摹本及鍾簋銘文摹本，有胡受謙序及馮國瑞序兩篇，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石印本。全書共收王國維、商承祚、郭沫若、吳其昌、劉文炳等7篇及馮本人3篇共計10篇文章。

馮序記載了秦公簋的發現時間、流傳經過及其史料價值。所收文章主要考證了秦公簋、秦公鍾、秦車輨的製作年代，考釋了簋鍾之銘文。該書共收有馮國瑞三篇考釋文章：《秦公簋器銘考釋》、《秦公鍾器銘考釋》、《秦車輨圖考》。其中第一篇《秦公簋器銘考釋》用功最勤，有釋文，有註解，有考證，對「十有二公」有詳考，對「西」之地望研考甚為精彩，可以說是對王國維《秦公簋跋》「西」地望考證的重要補充。

《天水出土秦器匯考》是第一部金石研究論文集。該書學術價值頗高，為探討秦人在西犬丘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線索，直到今天，仍被國內許多著名專家學者研究引用。

先賢馮國瑞為弘揚桑梓文化身體力行，功不可沒。梁啟超譽之為「美才」、「奇才」，認為「百年以來，甘涼學者，武威二酉堂之外，迨未或能先也。」他是秦公簋出土地天水第一個研究該器物的學者，他對故鄉出土文物的研考是開拓性的，對秦公簋的介紹及考釋，對出土時間的結論尤為正確，特別是對該器所屬時代的論斷，均相當精闢，其結論為海內外專家所接受，考證方法縝密科學，已超出了清未民初的學者，發展了我國歷史考據學和訓詁學，為我國學術研究做出了新貢獻。他的考證進一步證實了早期秦人在天水一帶活動的史實，為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時他的金石史料互相參證的研究方法也為文物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方法。他開天水人研究秦公簋之濫觴。雖艱辛在前，而功在後世。關於該書的學術價值，筆者認為有以下四點：

（一）是第一部關於秦早期青銅器的論文集，作者站在歷史的高度斷代秦公簋為秦景公時物，現已成為不刊之論，如王國維認為秦公簋製作年代當在秦德公徙雍以後即穆公時物，郭沫若認為當在秦襄公時，而馮國瑞認為「絕非景公以前之物也」。他又在自己的高論之外還粹集了王國維、郭沫若、商承祚等學術大家對秦公簋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其在集中展現的同時，為進一步研究此論題提供了便利和新的思路。此書為研究先秦史提供了珍貴的參考資料。

（二）《天水出土秦器匯考》著述，代表了馮國瑞金石考證方面的最高成就。他是利用考古文物探索秦人早期歷史的第一人，明確提出了天水是秦人發祥地的觀點，同時他也是國內第一個將秦公簋隸定為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時的學者。

（三）第一次將宋代秦公鍾（又稱盄和鍾）、民國八年（1919）出土秦公簋及其民國33年（1944）天水南鄉出土秦車輨放在一起研究，並將其定位為「秦先公之物」，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學術理念——研究秦文化可將其發祥地西垂辟出來作為一個單元進行。即現在天水、隴南兩地唱響的秦早期文化、秦源文化或西垂文化，這為早期秦文化探研開了一個好頭。

（四）雖馮國瑞關於「十有二公」從襄公算起等觀點屬宋人陳說舊論，但他也有新說精論，如關於西縣的考述，再如關於車輨時代的判斷等。更重要的是他以秦器為論題約請馬敘倫、吳其昌、胡受謙、劉文炳等撰文寫序論述，有意識地將論題引向深入，引出名家宏論，大大提升了「匯考」的學術價值。時至今日，關於秦公簋的研究仍在繼續深入，仍在爭論辨析。但研究秦公簋、追朔其學術源流誰也不能無視「天水出土秦器匯考」存在，誰也繞不開「天水出土秦器匯考」這部大著。

1948年馮恕去世後留有遺囑將所藏文物捐獻給國家，1950年，其子女將秦公簋等140 余件青銅器交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1959年該簋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立即引起許多專家學者的重視，紛紛撰文，各抒己見。1986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按原大複製秦公簋一件交天水市博物館收藏。2003年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著名先秦史學者祝中熹論述：「到目前為止，甘肅省出土的先秦青銅器中，知名度最高、在文化領域影響最大的，當首推1919年出土於『天水西南鄉』的秦公簋」。時至今日，國內外諸多學者已對秦公簋作過研討和考述，他們是：柯昌濟、王國維、羅振玉、商承祚、郭沫若、容庚、馬敘倫、於省吾、吳其昌、劉文炳、張維、馮國瑞、楊樹達、陳夢家、唐蘭、聞一多、馬衡、郭寶鈞、翦伯贊、伍仕謙、張政烺、孫常敘、高亨、林劍鳴、馬承源、李學勤、裘錫圭、陳佩芬、王輝、石志廉、祝中熹、吳鎮烽、杜廼松、韓偉、黃灼耀、於豪亮、趙逵夫、李零、李思孝、陳平、陳昭容、朱鳳瀚、張天恩、聶新民、蔣文光、楊寬、趙誠、曾憲通、李朝遠、賴炳偉、陳雙新、陳英傑、彭裕商、曹錦炎、王暉、馮時、戴春陽、王學理、徐日輝、徐寶貴、徐衛民、梁雲、牛鵬濤、劉守安、陳洪以及天水地方學者康世榮、趙文匯、丁楠、雍際春、陳澤、馬漢江、趙琪偉、蔡副全等六十位之多。另外日本學者白川靜、林巳奈夫、岡村秀典，美國漢學家馬幾道也對其著文。對秦公簋銘文書法進行論述並臨摹的有楊沂孫、王國維、羅振玉、王福廠、鄧散木、馬衡、郭沫若、商承祚、馮文鳳、崔嵬、高澄鮮、陳含光、傅抱石、康殷、蔣維崧、任曉麓、李健、馬如森、徐無聞、守黑居士、趙文匯。

民國時期著錄該簋的，主要有羅振玉1931年編行《貞松堂集古遺文》（簋存該書6.13）；郭沫若1931年著行《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簋存該書下46）；高田忠周1930年《增補學古發凡》（3-5）；《書道全集第一卷（殷·周·秦）91；郭沫若1932年著行《兩周金文辭大系》（簋存該書272）、郭沫若1932年著行《金文叢考》（簋存該書264）、吳闓生1933年編行《吉金文錄》（簋存該書3.33）、於省吾1933年編行《雙劍誃吉金文選》（簋存該書上3.18）、劉體智1935年編行《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簋存該書8.78.2—8.79.1）、柯昌濟1935年印行《韡華閣集古錄跋尾》、徐乃昌1936年編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簋存該書1.24又18.8.2重出）、羅振玉1937年編行《三代吉金文存》（簋存該書9.33.2—34.3）、容庚1941年著行《商周彝器通考》（簋存該書354:154，圖344）等書。1943年，民國時期甘肅著名學者臨洮人張維（1890—1950）著有《隴右金石錄》一書對秦公簋亦有著述。這是甘肅學者最早著錄該簋的。

解放後主要有《積微居金文說》；《殷周青銅器通論》（圖18甲、乙，圖版叄壹61）；《中國青銅器全集》（40）；《金文集》（383-384）；《金文總集》（2833）；《中國歷史博物館》（60）；《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124）；《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全形拓片集》（840）；《美術全集》（5.9）；《商周青銅器銘文選》（920）；《殷周金文集成》（04315）；《殷周金文集成釋文》（4315）；《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三》（圖3，圖版頁46簋9）；《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圖13-14）；《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0648）；《中國青銅器研究》；《中國青銅器》；《中國青銅器定級圖典》；《中國青銅器綜論》；《關隴文化與嬴秦文明》；《中國法書選1甲骨文·金文》（76）；《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二卷·金文二》（117）；《文字學概要（修訂本）》（附圖目錄34）；《秦西垂陵區》（附錄2）；《物華史影》（圖34abc）；《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05370）；《秦出土文獻編年訂補》（70）；《中國美術全集》（20）；《金文通釋》；《中國文物大辭典》；《秦早期發展史》；《辭海》（第六版·彩圖本）；《甲骨金文拓本精選釋譯》；《秦公簋銘文考釋》 ；《商周金文選》；《春秋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

（二）秦公簋製作時代及「十有二公」

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徑18.5厘米，足徑19.5厘米，腹徑23厘米。弇口，母口深蓋，蓋面呈圓弧狀，蓋頂突起小圓握。鼓形圓腹，圈足外侈。雙獸首耳微上揚，耳下無珥。蓋坡沿與腹上部飾細密蟠虺紋，蓋面與腹下部飾瓦壠紋，圈足飾上下兩重波帶紋。蓋54字，器身51字，器、蓋聯銘，合而成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計105字。另有秦漢間刻辭18字，共計123字。

秦公簋銘文字體規整嚴謹，疏密有致，靜穆大方，有其獨特的風格。紋飾制模時已使用可連續反覆壓印的印版，銘文製作亦使用了方塊印模法，制字模時一一打就，字字連續印成，然後澆鑄。製作方法新穎，這種把每個字刻成單個陶泥活字，再拼湊起來的鑄銘工藝，實揚日後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發明創造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是秦人創新精神的體現，也是秦國科學技術以及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產物，反映了我國青銅工藝的卓越成就。故著名考古學家馬衡曰：「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這真是活字的創作了」。郭寶鈞云：「春秋而後，出有秦公敦者，銘文系用塊塊印模，字字連續印成，這或者是受了圖案印模的影響，推廣到文字方面的嘗試，應推為中國活字板之祖」。雖然在著名的殷墟出土了三方近於青銅器圖徽的陶模，但是在商周金文之中，至今還未見有字模或印模的使用。此陶泥活字鑄銘工藝，應該說是最早的，它比我國北宋畢昇的陶泥活字板早1500餘年，比德國人谷登堡銅刻活字印刷早2000餘年。銘文的字體筆勢玉箸意蘊，方正遒勁，舒展大方，清麗瀟洒，著意於筆畫的勻稱配置和行列的整齊劃一，給人以優美洒脫、輕鬆愉悅之感。且已具小篆之雛形，非常合乎書藝發展之邏輯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對秦代的篆書、隸書有直接的影響。秦公簋上承了籀文之傳統，下開了小篆之先河。清人李瑞清說：「書家不學篆，猶文家不通經。」著名金石學家、書法家康殷（字大康）就是通過潛心研習秦公簋後而成名的一代宗師和大家。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商周社會，從王室到一般貴族，都要舉行隆重祭祀天地祖宗，宣揚家族的榮耀和個人的功業的顯赫，這在青銅禮器的銘文上表現得十分突出。秦人是殷周文化的繼承者，也是光大發揚者，秦公在銘文中極力表達自己對上天神靈的崇敬，對祖先功烈的頌揚，以此來祈望庇蔭子孫後代，天長地久，興旺發達。宋代出土的秦景公時期的秦公鎛，1919年出土秦景公時期的秦公簋，以及1978年陝西出土的秦武公鍾都是東周時期秦國國君為祭祀自己的先祖而製作的宮廷重器。

秦公簋銘文全篇以秦公語氣表述，充滿了對先祖功業的歌頌，向天地與祖神祈福，也抒發了秦公本人繼承祖業，奮發治國的崇高信念。文中使用了不少周代金文中常見的套話，反映了此時嬴秦在青銅文化領域已同周人完全融合。

關於秦公簋的製作時代，有「襄公時」、「文公時」、「德公時」、「桓公時」、「景公時」等數說，至今仍莫衷一是。「景公說」（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7年在位）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採用。他們認為，秦公簋銘文與宋仁宗時得於陝西的盄和鍾極為相似，兩器均有「十有二公」之句，為同一秦公所作。這件盄和鍾在我國古代考古學之父宋人呂大臨編著的金文圖錄《考古圖》中有所記載。持「桓公說」的學者主要有柯昌濟、容庚、翦伯贊、祝中熹等。桓公與景公相接，故上述兩說可融為一說，即「桓景公說」。陳平主張該說。

筆者從青銅器本身的斷代學入手，依據長期積累的大量實物信息，對秦公簋形制、紋飾、銘文性質與字體風格、鑄作工藝特點等方面，進行細緻地觀察、對比、綜合分析之後，得出了該器作於秦景公時代的結論。秦公簋器腹較圓，蓋頂捉手較矮，耳小上翹且無珥，獸首已退化得圓渾無稜角，圈足大角度外撇，不再有小支足。從紋飾方面說，雖仍在使用西周晚期流行的瓦棱紋和波帶紋，但已退居次要位置，而在簋口和足飾有春秋細密蟠虺紋（亦稱勾連紋），這都是春秋中晚期簋的一些特徵。與寶雞秦家溝出土青銅器相似。陳平D認為秦家溝Ml、M2墓銅容器時代為秦共、桓、景時期，秦式勾連蟠虺紋是春秋中期之初由中原傳入並與秦地原有的繁化雙頭竊曲紋結合而產生的，而其成熟則到了中期晚段的共、桓、景時期。依此說，將秦公簋置於景公時，是很合適的。紋飾制模時已使用可連續反覆壓印的印版，銘文製作亦使用了方塊印模法，制字模時一一打就，實揚日後活字印刷字模之先聲。故商承祚先生在所作的《秦公簋跋》中說：「它器銘文刻於一版，然後施范，此則逐字單刻，個別印之范上，故字行欹斜不整，印跡顯露，為活字版之鼻祖。」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青銅工藝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也說明其時代之略晚，因為春秋早期的青銅製作工藝尚不具備此類技術。銘文使用了韻句，內容已非記事書史，文中充滿了對先祖功業的讚頌，虔誠地向天帝和祖神祈福，也抒發了秦公本人繼承祖業、奮發圖治的崇高信念，已屬郭沫若所說的「東周而後，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的金文銘辭演變的第三階段。銘文的字體筆勢，以早已改變了西周后期多見的圓渾豐滿、用筆隨意、字之大小不求規整如一的風格，承襲了秦武公鍾銘的玉著意蘊，方正遒勁，清麗瀟洒，著意於筆畫的勻稱配置和行列的整齊劃一。與大堡子山秦襄公、秦文公陵墓所出器物的銘文相比，顯然在形成秦篆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邁出了幾步。秦公簋銘文的風格為同為景公時期的《石鼓文》及其後期的《詛楚文》所繼承，一脈相傳直至秦代刻石。另外秦公簋銘文辭更精練，更具修飾性，而且定型化得習慣套語也更多，口氣大了許多。銘文中言及的「夏」，是指中原地區華夏列國。此時秦人以發展壯大到不僅要處理好與西部戎狄之關係，還要與中原列強周旋了。但以此而論，秦公簋的製作時代也必在秦武公之後。

據《史記》載，秦成為諸侯自襄公始，庄公稱公，是襄公稱公之後對其父的追謚。這樣「十有二公」無疑當從文公算起，指文公至桓公，十二公之後即為景公。二器銘文提到「皇祖」，既「受天命」「受國」「鼏宅禹跡」，自非襄公莫屬。襄公被周平王封為諸侯，「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被賜以「岐山以西之地」，顯然就是秦開國之先祖。襄公在秦的歷史上有其特殊地位，故不包括在「十又二公」之內。秦公及王姬鍾銘「先祖」之後，首數文公，即是明證。十二公是文公、靜公、憲公、出子（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即至景公。靜公是文公太子，未即位而卒，但《秦記》世系、秦公及王姬鍾銘都提到他，可見秦人自己承認他是先公之一。出子五歲立，立六年被殺時一個小孩子，秦公及王姬鍾銘未提到他，不把他看作先公，是可以理解的。因武公是出子之兄又是故太子，兄無必要尊弟為先公。但盄和鍾、秦公簋的作者，已是出子的六世孫，他追述先公，不包括出子在內，於理不通。《史記·秦本紀》、《秦記》所記秦世系都有出子，「十又二公」之內肯定應該有他。秦公簋與宋人著錄的盄和鍾銘文諸多相同，作器者為同一位可以無疑。作器秦公，宋人有楊南仲、歐陽修、趙明誠已提出，今人郭沫若、於省吾、陳夢家、馮國瑞、楊樹達、唐蘭、黃灼耀、張天恩、林劍鳴、聶新民、石志廉、王輝、張政烺、陳昭容、高明、董珊、郝本性、岑仲勉、杜廼松、朱鳳瀚、李朝遠、戴春陽、馬如森、彭裕商、賴炳偉、丁楠、史黨社從之。此簋的形制、紋飾與銘文內涵所顯示的青銅器斷代和景公所處時代也基本吻合。秦公簋、盄和鍾銘文與秦公大墓石磬殘銘文例、字體諸多相同，也可作為斷代的依據。簋、鍾銘文有「鎮靜不廷」，磬銘有「囗廷鎮靜」；簋、鍾銘文有「以受純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位」，磬銘有「眉壽無疆，純魯吉康，作疐配天」；簋銘有「宓宅禹跡」，磬銘有「四方以宓平」；鍾、磬銘文具有「鍴鍴雍雍孔煌」。簋與磬「子」「竈」「虎」「弓」「鼎」「夏」「?」「又」諸字風格極為接近，如出一人手筆。總的看，鍾同簋、磬的文字風格仍是接近的。

既然器主為秦景公，是時秦之國都早已遷至關中，為何此簋卻出土於秦之故都西垂所在的「天水西南鄉」之廟山一帶呢？答案只有一個，如前文所述，西垂乃秦人的桑梓之地，有秦人早期的族墓君陵，秦都雖遷而宗廟猶存，仍有貴族留守且一直保持著對先祖的祭祀傳統。此簋的銘文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是一件祭器。銘文極言先祖「十有二公」之赫赫功業，此類被後世稱之為「追孝」格式的銘文，《禮記·祭統》云：「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列於天下，而制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既然屬於祭器，則必陳於宗廟之內。此簋為秦景公專為故都宗廟所作之器。但隨著近來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文物數量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國內學者，尤其是天水、隴南當地搞文史資料研究的地方學者，特別是對秦公簋的器主和年代，提出了「襄公說」，康世榮、馬漢江、陳澤、雍際春等均持上述說法，他們都主張「十有二公」第一公當是中潏。這是對考古學知識的匱乏、青銅器物器形紋飾、分期的斷代、春秋秦系文字的特點不甚了解所造成的。他們均承認大堡子山秦公墓為襄公、文公墓，出土的襄公簋、文公簋很明顯跟民國初秦公簋的器形完全不同，該簋弇口，蓋捉手高大，蓋沿坡度較陡，龍首形耳有珥，圈足下附3卷角獸首支足，虎爪狀趾。蓋頂捉手飾變形鳳紋，蓋坡沿與器口沿飾竊曲紋，蓋面與器腹飾瓦棱紋，圈足飾垂式重鱗紋一周。蓋內與器內對銘，銘文僅有5字，為「秦公作寶簋」的短銘，因此時的秦國剛建國不久，沒有鑄造長銘文的能力，銘文書寫風格上結構上「多仍周舊」，與西周晚期文字一脈相承，而傳世秦公簋的銘文長達105字，並且所飾的是具有秦國特色的細密的勾連蟠虺紋，這種紋飾在春秋早期沒有而開始流行於中期，中晚期的景公時期這種紋飾已經相當成熟。傳世秦公簋在書寫風格上已經發生了大的變化，書寫更加規範，秦篆即是在這種規整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持器主襄公說的人，全然不顧及器物自身的斷代。他們無視春秋中晚期秦青銅簋的物象特徵，諸如腹圓巳無垂意，蓋頂捉手低矮，耳小上翹且無珥，獸首已退化得圓渾無棱，圈足外撇而無支足，細密蟠虺紋已成主飾，銘文字態方正勁秀已近秦篆等，根本不願進入青銅器物學領域，不考察秦公簋形制、紋飾、銘文字態及工藝水平的時代特徵，只死摳器銘中「十有二公」一語，而對此語的起止，又完全是定標準的臆判。他們認定了十二公應自中潏算起，故十二公之後的作器者非襄公莫屬。

（三）關於「昧谷」、「西犬丘」、「西垂」、「西縣」地望

秦公簋除原有之銘外，器身與蓋又各有秦漢間鑿刻的銘記，蓋銘雲「西一斗七升太半升蓋」，器銘云：「西元器一斗七升八奉簋」。秦漢時常有為古器刻記重量或容量的習慣，刻銘的目的在於標定該容器的容量。此簋兩處刻記皆言「西」，並聲明系「西元器」即西邑原有之器。王國維在為此簋所寫《秦公敦跋》中早已指出：「西者，漢隴西縣名，即《史記·秦本紀》之西垂及西犬丘。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廟皆在西垂。此敦之作，雖在徙雍以後，然實以奉西垂陵廟。直至秦漢，猶為西縣官物，乃鑿款於其上。」「此敦文字之近石鼓，得以其作於徙雍以後解之；其出於秦州，得以其為西垂陵廟器解之。」王氏又在《秦都邑考》（《觀堂集林》卷十二）認為西垂原指西界，後特指一地，即西犬丘。此地至漢為隴西郡西縣，王氏所言甚是。徐中舒先生認為「西犬丘又稱西垂」。何清谷認為「西垂大夫應是以今天水市一帶為食邑，治所在西犬丘，所以犬丘又名西垂」。

《尚書·堯典》云：「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賓士西成……以殷仲秋。」《爾雅·釋言》：「宅，居也」。李學勤先生說，《堯典》「所述四中星，據近年學者推算，頗能與唐虞時期符合，有天文學史方面著作推測『其上限當在距今3600年到4100年之間』」。由此看來，和仲的任務是「寅餞納日，賓士西成……以殷仲秋。」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和仲一族須「宅西」，即居住生活在「西」地承擔部落聯盟在西方的測日、祭日任務。故和仲一族是「西」地最早的開拓者。祝中熹考證認為「嬴秦是五帝末期或夏初，因肩負測日、祭日使命而西遷隴右的和仲一族的後裔」。作為具體地名的「西」，《史記·五帝本紀述《堯典》此語，《集解》引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引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後漢書·郡國志》引鄭玄此注，「兌」字作「八充」。八充山即嶓冢山，「八充」系「嶓冢」古讀之轉音，即今秦州區齊壽鄉的齊壽山。嶓冢山和西漢水，均在秦漢隴西郡西縣境內。《漢書·地理志》載：「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莽曰西治」。所說「西漢」，乃指發源於嶓冢山西麓的西漢水。嶓冢山和西漢水，均在秦漢隴西郡西縣境內。後來，隴西郡又分出天水（漢陽）郡。和仲一族所居之地「西」，後來嬴秦早期活動的中心地域西垂，亦是秦漢時代之西縣；嬴秦族「保西垂」之西垂，也即犬丘，本名稱「西」，同樣亦是兩漢時之西縣。

「 西垂」在古代的典籍中多於漢代的「西縣」相連，其地望，史籍有明確記載。《後漢書·段熲傳》李賢註：「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史記正義》引唐李泰《括地誌》：「秦州上邽西南九十里，漢隴西西縣是也。」唐初上邽縣在今天水市秦州區天水郡。從天水郡起步，經二十里鋪、三十店子、西口、鐵爐、秦嶺、楊家寺至禮縣紅河鄉岳費家莊，共計90華里。此乃古代唯一從紅河河谷通往天水的康庄大道，沿途到處有村落旅店。紅河花石村人呂自儉生前曾在費家灘至大崖灣一帶發現一段古城牆殘垣，夯土石基足有十米寬，疑為古西縣城牆。查《史記·周勃世家》、《漢書》，西縣置於秦代，《漢書·地理志》在隴西郡下設有西縣。《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以為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辭海》中記載，西犬丘在天水西南。那麼，西縣在何處呢？北魏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水經注·漾水注》曰：「西漢水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眾川瀉流，合成一川。東南流，徑西縣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其先大駱犬丘地，為西垂大夫，亦西垂宮也。王莽之西治矣。又東南流，又會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東北流徑戎丘城南。又東北流，注西谷水，亂流，東南入於西漢水。」酈氏此段話不僅名言西縣、西犬丘、西垂同為一地，而且指出西漢水支流楊廉川流經「西縣故城北」。楊廉川水現已無其名。若依《水經注》所說，其水多支流，是一條較大的水系，處鹽官（今鹽官鎮一帶）以東的西漢水上游地區，應是現在的紅河，今名峁水河。以之推究，漢代西縣以及秦之犬丘當在紅河的南岸。《中國史稿地圖集》（上冊）、《中國歷史地圖集》將西犬丘位置標在今天水、禮縣之間居中處，且三點一線，應當說大致不差。1983年9月時任禮縣縣誌辦主任的康世榮按文獻記載，結合當地出土文物「西工造戈」，在西漢水上游進行實地考察，認為「西縣地域大致包括了今天水市秦城區的平南、牡丹、秦嶺、楊家寺、小天水（今天水鎮），及禮縣轄地紅河、鹽官、祁山、永興一帶」，後有確認「西縣故址即今禮縣紅河鄉岳費家莊庄址」。這與《水經注》的記載相吻合。康世榮先生以《水經注·漾水注》這段記載為主體論據，將西縣故址也即秦都犬丘定位於今紅河鎮岳費家莊，其位置與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一)》所標方位相符。當年王國維作《秦都邑考》論及西垂時曾言：「《水經·漾水注》以漢隴西郡之西縣當之，其地距秦亭不遠。使西垂而系地名，則酈說無以易矣。」（王國維：《秦都邑考》，《觀堂集林》卷12，中華書局，1984年，第529頁）祝中熹先生在《早期秦史》中列舉關於西縣故城諸說，並表示：「實事求是地講，在前列關於西縣故城諸說中，惟康先生的紅河說最符《水經·漾水注》這段話的義涵。其他諸說，有的已遠離了楊廉川乃至西漢水流域，有的尚需對酈說作一些引申或修正。」（祝中熹：《早期秦史·都邑篇》第100頁，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秦公簋正好出土於對面的北山上。1984年西和縣縣誌辦沿西漢水所作的實地調查同樣認為西縣不出紅河鎮五里之地。此認定同時得到地、省史志部分學者的認可。蘭州大學劉光華教授認為：「西漢水從源頭到今禮縣城一段，大致是西南流，而其支流的楊廉川水、茅川水，大致都是東南流，並匯入西漢水，所以『西縣故城』、『戎丘城』都在西漢水之北。所謂楊廉川水，即今峁水河，東南流，在今禮縣鹽關東入西漢水，故西犬丘或秦漢西縣，當在今禮縣紅河鄉境。」（劉光華：《嬴秦族及其西遷、建國》，雍際春主編《隴右文化論叢·第二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8頁）天水馬漢江結合《水經注·漾水》並對峁水河實地考證後認為：「西犬丘、西垂宮、西垂邑，直至西縣，始昌，楊廉縣同為一地。地在今禮縣紅河鎮天台山下。力證是1919年秋出土於峁水河北山的秦公簋，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通史陳列室。」《後漢書·段熲傳》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熲追至谷上下門……」，也印證了西縣至木門道很近，僅距一道山樑十餘里的事實，同時也是木門道得名之由來。今木門實是下木門，上木門則在今秦嶺虎皮溝峽口之地。另據1988年天水北道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圖，圖中所標「亭」形物，經著名學者曹婉如論證為西縣，位置在今秦州區茅水河上游楊家寺往東處即楊家寺、紅河交界處。實質上早在戰國時期即有西縣之建置。何以見得？我們可以在考古資料中得以證實。秦公簋蓋上刻有「西」；1978年出土於寶雞秦墓的「隴西郡戈」（為秦昭王二十六年造）有「西土宰閹」的署名。出土於禮縣紅河六、八圖（今同心村）的戰國秦右庫工師鑄戈，銘文中署有「西工造」，此西即為西縣（此戈現存於禮縣博物館）；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在《釋不其簋銘》一文中也認為「西」是具體地名，即古時叫西垂的地方，也即秦漢時期隴西郡之西縣，即在天水西南的西（西垂）；其又在另文中指出「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重要青銅器秦公簋，據馮國瑞《天水出土秦器匯考》雲系1919年出土於『天水西南鄉』。近今禮縣學者見告，實出自禮縣東北紅河王家東台。可知簋上刻銘西縣即西垂、西犬丘的位置就在禮縣，與《清統一志》記其故城在今天水西南120里符合。」秦襄公建立秦國第一都城為「西垂宮」，「立西畤」，在犬丘故地的嬴秦先公陵園稱「西陵」；1971年在岳陽也出土了一件刻有「廿年……西工師曰」銘文之戈，王輝先生認為是在秦故都「西」設立的工室製造的。這一切無疑表明嬴秦是多麼看重該地的古名「西」。由此可見，秦漢時代之「西縣」名稱資歷是多麼久遠，用的是該地區最為古老也最有來歷的名稱--和仲「宅西」的西極測日、祭日地點的名稱。

2004—2007年，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國家博物館考古部、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五家單位組成的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對禮縣西漢水上游地區進行了全面的考古調查和重點發掘，在發現的三個嬴秦活動中心區中，就有茆水河谷地的「六八圖——費家莊」遺址群。

「六八圖-費家莊」遺址位於禮縣東北境茆水河流域的紅河鄉紅河村南3公里範圍內，紅河水庫北部西區為費家莊，東區為六八圖，其中規模最大的當屬六八圖遺址，位於六八圖村（今同心村）西北台地，東西寬約400米，南北長約800米，面積約為32萬平方米，遺址內發現多處暴露的灰層、灰坑和其它遺迹，內涵豐富，主要有鬲、罐、盆、喇叭口罐等。該遺址含有仰韶文化晚期紅陶器殘片。費家莊遺址範圍較小，遺址內文化堆積層為灰層，面積2萬平方米。這兩處遺址南北呼應，正好扼在上寺河、下寺河匯流成紅河的三角地帶的兩岸。地理位置相當關鍵。沿紅河、上寺河溯流而上可到天水，進入渭河谷地；順流而下，可到鹽官。這是一條歷史悠久的古道，秦人遷徙亦可能循此路徑。這一區域和甘谷縣南境接壤，而早在上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經在甘谷南部磐安鎮的毛家坪，發掘了一處以秦文化為主體的西周至春秋時期遺址，包括大量墓葬、灰坑和房基，內容十分豐富。近些年來，考古工作者又在毛家坪一帶進行了規模較大的考察和發掘，成績可觀。尤其是穆公時代著名的「三良」之一子車氏家族成員墓葬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該地域確為嬴秦族群一處重要的聚居區。清華大學所藏戰國簡《系年》有段文字，謂周滅商時飛廉逃於商奄，成王伐商奄，殺飛廉，「西遷商奄之民於邾」，為秦之先人。李學勤先生2011年據此撰文《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指出，秦國先人「商奄之民」原在東方，周成王時西遷到「邾」，「邾」即今甘谷南部的朱圄山，這支西遷的飛廉余族，即秦之「始源」。「始源」說尚可商榷，但周初一支嬴姓族體遷居於朱圄山地區則是肯定的。「朱圄」其地，即今甘谷縣西南靠近禮縣方向的朱圄山。朱圄山一脈山系臨近茆水河上源，無疑屬於上文所述「西」的地域範圍。祝中熹、趙逵夫均以為這支飛廉余族不遷他處而遠徙隴右，正是因為隴右原本就存在一個嬴族的小方國，與飛廉同宗。《系年》所言與考古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相呼應。

峁水河谷六八圖-費家莊一帶為盆地式地形，冬季北風較弱，加之土地肥沃，宜耕宜牧，又距鹽官僅20餘里，獲取生活的必需品食鹽較為方便，是理想的生存、繁息之地。結合這一帶優越的地理環境、古代的文獻記載及現在的考古發現，筆者據此分析，今茆水河谷的「六八圖-費家莊」遺址（文化圈）與楊家寺相接處範圍內，當為秦之西縣治所。據我調查，該遺址出土的珍貴文物主要有三件，一是前文介紹的六八圖遺址出土的戰國中期「右庫工師」戈。二是一件春秋時期的青銅「凹口骹狹刃」矛，長23.8厘米，寬3.7厘米。三是一件戰國時期的蒜頭壺，高37.5厘米，口徑3厘米，腹徑23厘米。以上三器現收藏於禮縣博物館。另外，1990年代，又在這裡出土了祭祀宗廟的彩陶豬頭、石匕、方鼎、彩陶缽、圓形瓶和尖底瓶；在岳費家莊出土了秦半兩60枚，銖重13兩一枚等。事實上，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國寶級文物、著名先秦宗廟祭器「秦公簋」出土地廟山正好處於面積在32萬平方米的「六八圖--費家莊」遺址範圍內。勿容置疑，此一帶肯定是當時秦人活動的重要地區，故在此處發現秦公簋、右庫工師戈、凹口骹狹刃矛、蒜頭壺等也就在情理之中。

西漢水是發源於今秦州區齊壽山北的龍淵水而得名，它流經羅家堡後匯入了茆水。茆水現在叫紅河即《水經·漾水注》中的楊廉川，在當地一直名為峁水河、茆水河或茅水河（今地圖標為冒水河）。它發源於天水市秦州區楊家寺鄉蘆子灘一帶，西北延接甘谷東南境，河谷平坦寬闊，且多支流，有「小秦川」之稱，是貫聯西漢水、渭河兩流域的重要通道。著名先秦史學家祝中熹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認為《尚書·堯典》所載受部落聯盟中央委派，肩負西方測日、祭日使命的「羲和四子」中和仲一族，是最先到達西漢水上游的嬴姓族體，後世崛起於斯地的秦人乃其後裔。和仲一族所「宅」之「西」，從宏觀地域上說，當包含後來嬴秦早期活動中心「西」邑，也即秦漢時隴西郡西縣所在。域中之「昧谷」，又稱「蒙谷」，即「日入」之地，實際為當時人們認知所能達到的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西極標位點。可惜當年祝先生未撰文細考此「昧谷」的地望。其實它就是曾稱「楊廉川」的茆水河谷，許多學者都曾言及此事，其中以趙逵夫先生的論述最為切當。他引用《離騷》言御日之羲和「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云： 「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泉。」引《淮南子·天文》「 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池，曙於蒙谷之浦」，引《尚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偽《孔傳》：「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再引《十道志》：「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謂之兌山，亦曰崦嵫。」在說明《後漢書·郡國志》引鄭玄此語作「八充山」，實即嶓冢山之後，指出：「所謂『昧谷』、『蒙谷』，我以為即是禮縣東部的茆水（今作『冒水河』，『昧』、『蒙』、『峁』、『冒』一音之轉）。其水發源於朱圄山東南，秦人正是沿著這條水到了西漢水上游眾水交匯之地的『西垂』的。」

茆水其源出蘆子灘一帶，大概以此地多長茅草而出名。「茅」、「茆」、「峁」可能是音轉關係的緣故，也叫峁水。蘆子，學名蘆葦，一種野草，至今在其地生長旺盛，是養馬的上好飼料，膾炙人口的《秦風·蒹葭》即產生於此地。其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其句的「蒹葭」即為蘆子。秦源至今有叫蘆子灘、蘆子灣、蘆子坡的村莊及地名。茅水從鄉北流十餘里至楊家寺後交匯十條支流，中游最大的支流化石水，是由七條小流匯聚而成。茅水河的正流與化石水均為東南流向，交匯於今紅河鎮東南，費家莊正北，六、八圖村西南，形成一廣闊的三角形平緩地帶。岳費家莊不僅符合「眾川流瀉，合成一川」的水系，亦符合「東南流經西縣故城北」的方位。茅水河流經岳費家莊後，山勢變得窄狹，直到石溝門。倘若在岳家莊前面窄狹處築堤壅水，茅水河可倒流入庄，更符合東漢光武大將吳漢、岑彭在今紅河水庫「圍囂壅水灌西城」之地形。《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載：「西城（縣），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上邽縣西南」。茅水河就一直沿著峁谷東南流入西漢水了。峁水谷，是指在禮縣東北境的西漢水上游的北岸，有一條南北向峽谷，北起秦州區楊家寺與禮縣紅河接壤的分水嶺處，南至鹽官鎮的十字路口，全長37公里，至今稱茆谷，其流稱「茆水河」。

西縣故址—紅河鄉岳費家莊，上有紅河川（楊廉川），下有鹽官川，茆水河流其前，天台山矗其後，有山有川，有水有灘，具有得天獨厚的發展農牧業的自然條件。西垂邑地區興旺發達的原因是盛產井鹽。距紅河15公里的鹽官鎮（即漢代西縣的鹵城），以生產優質井鹽而遠近聞名。1998年出土於西安市北郊的秦封鹽，其中有「西鹽「之印，據此可知早在秦時這裡已設鹽官。並且，產鹽亦是畜牧業得以發展的優越條件。近人朱綉梓所撰《西和縣誌》曰：「鹽官城內鹵池，廣闊十餘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時不涸。飲馬於此，立見肥壯。」此言之有理，大家畜需從水草中不斷補充鹽分。故鹽官附近地區畜牧業歷來發達，鹽官鎮一直是西北著名的騾馬交易中心，至今遺風猶存，方興未艾。當年生活在此的秦人即以善養馬而著稱，非子就是因「好馬及畜，善養息之……馬大蕃息」，膘肥體壯，進而受到了周王室青睞的。

西垂地區優越的地理條件，宜人宜畜的自然環境，豐盛富庶的物產，加之乃秦人的宗邑邦都和繁盛的祖業基地，又是秦文化的源頭，經數百年間地積澱，勇敢地秦人在此肥沃的土地上繁衍壯大，一步步走向強盛，進而問鼎中原，最終橫掃六國，完成了統一天下的大業。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和仲族「宅西」在昧谷，是在古「西」地今秦源茆水河測日、祭落日，其西縣故地紅河水至今仍稱茆谷水，與秦國最早的都邑西垂，亦即漢代隴西郡之西縣縣治同為一地，其地望當在古西漢水上游的茆水河流域，即今秦州區楊家寺、禮縣紅河一帶。

（四）關於「秦源」

「秦源」一詞最早見於天水馬漢江（1948—2016）先生撰寫的《千古秦源何處尋》一文，他說：「筆者以《水經注》的記述，秦公簋的出土，《後漢書·段熲傳》的佐證及大堡子山秦墓的出現，可以初步認定為今秦城的楊家寺，秦嶺鄉及禮縣紅河鄉三角地帶是秦地之源的所在。」（參見1995年5月30日《天水日報》）他又在《秦公簋出土地及有關問題補遺》重申其觀點：「發源於今楊家寺鄉蘆子灘的茅水，是西漢水的重要支流。它與楊廉川水的交匯處，即秦源所在。秦公簋在秦地之源的出土，正起了相互印證的重要作用。」（《天水學刊》2001年第5期）。2009年馬漢江、趙居平編撰了《秦源記事》一書，直接將「秦源」一詞鎖定在了天水市秦州區秦嶺鄉。（《秦源記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版）蘭州大學柯楊教授在給拙著的序中說：「《魅力秦源》書稿，分為風俗民情、方言俗語、山歌民謠、楹聯文賦、名勝遺珍、傳統技藝、古今英才、細說漫議等八輯，幾乎把『秦源』（這是作者創造的新詞，專指甘肅的天水、禮縣、西和及其周邊地區這一極有地域特色的古秦民俗文化圈）的各類民間傳統文化事象網羅殆盡。」甘肅省博物館祝中熹研究員在《魅力秦源》序中說：「書名本身就閃現著魅力。魅力來自『秦源』一詞。按字面理解，這是個人文概念，當指秦族、秦國或秦史、秦文化的緣起；但此書並不是一部文化考古或史學專著，而是一部薈萃民俗的作品，『秦源』是個地域概念，意謂嬴秦的發祥之地。……首先須略作交代：我更傾向於在較廣泛的意義上使用『秦源』這個概念，讓它涵蓋嬴秦早期活動的主體區域，即包括今天水市西南部、禮縣東部、西和縣北部的西漢水上游地區。文慧君在本書前言中強調，他是在『狹義』內涵上使用『秦源』一詞的，具體說主要指禮縣紅河鄉及天水市秦嶺鄉、牡丹、楊家寺那一帶。我很理解文慧君的界定，這不單純因為他是秦嶺人，還因為在贏秦早期都城西邑（也即秦漢時的西縣城）地望問題上，他信從康世榮先生20多年前即已提出的紅河鄉岳費家莊說。依此說，文慧的家鄉正是秦源的中心區域。」其後，「秦源」一詞被專家、學者認可並廣泛使用。天水作家辛軒、王選，天水師院劉雁翔教授等也運用過。筆者以為廣義的秦源是指秦人以群體生活分布範圍而言，當含今禮縣東部、西和縣北部、秦州區西南部、甘谷縣東南部那一片地域，如今隴右學者習稱之為「秦源」。狹義的「秦源」即天水市西南秦嶺、牡丹、楊家寺及禮縣紅河一帶。秦公簋出土於秦源域內，可證秦國東遷於關中後，故都西邑地區作為祖基腹地，仍有貴族留守，保持著宗廟祭祠傳統。進一步說，由於它已成為西縣官府量器，提示我們思考西縣縣治有可能就在出土地那一帶或其相距不遠處。隴南學者趙琪偉說：「禮縣紅河鄉的王家墩台（六八圖村所轄）與天水市秦州區秦嶺鄉的梨樹坡、董集寨交界的廟山一帶應該是秦公簋出具體出土之地。」（趙琪偉：《秦公簋出土地考述》，載《隴南論壇》2008年第2期）

（五）關於天台山與廟山

天台山與廟山本身在文獻記載中均沒有留下可供追索的上古文化因子。這兩山的得名，我想與流經其下的紅河這條亘古不變的河流有關，也就是說與茆水河流域的「昧谷」、「西犬丘」、「西垂」、「西縣」有關。

天台山位於禮縣東北部紅河鎮六八圖村南，該村背靠廟山，與天水市秦州區南部的齊壽山（即漢水古源嶓冢山）同屬西秦嶺一帶山系。沿禮縣和秦州區鄰接界限的禮縣一側，由西北而東南向的紅河，流經天台山之東。天台山原名慶雲山，峻峭挺拔，巉削壁立。山下費家潭一帶為古西縣遺址。漢魏之際于山東麓建立寺廟（現遺址叫廟台），隋唐之時名慶雲寺。該寺南宋時期毀於戰火，「夷為平地，僅存廟台」。天台山高出西犬丘300米，孑然特立，臨水的北側可勉強上去，其餘三面，自底至頂山勢壁立無法攀援。山頂自然形成約1000平方米的天然平台，故名天台，為祭天之台。廟山與天台山隔茆水河相望。以廟山為中心，正南方為紅河水庫，西南正對著天台山，正西正對著紅河街方向和方口寺，正東對著秦嶺鄉的名山金華山，東南方向是牡丹纂嘴的虎頭山和牡丹尖山（寶峰山）。已故禮縣文史學者趙文匯（1947—2007）生前曾撰文說秦公簋出土於王家東台。（趙文匯《秦公簋與西縣》，1995年《禮縣文史資料》第二輯）王家東台位於王家崖，也叫王家窯村，是紅河街上往牡丹方向路經的梨樹坡村背後。由此便知，王家東台本是廟山山系的一個具體地方。在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秦公簋出土於王家東台之前，與其說秦公簋具體出土於某處倒不如說秦公簋出土於廟山一帶是最科學的。事實上，解放後原天水地區（包括1985年劃歸武都地區的禮縣、西和）第一個對秦公簋有所研究的是時任禮縣縣誌辦主任的康世榮先生。他說：「最有實證力的是1922年在與禮縣紅河鎮壤土相接的秦嶺鄉出土的秦公簋。……1922年甘肅秦嶺出土的秦公簋與1978年陝西寶雞太公廟出土的秦公鍾、秦公鎛，雖然銘文內容與文字體勢都很相近，但製作時間卻不相同：前器簋應是製作於秦襄公時（當時的秦都邑仍在西垂），因秦襄公剛始國，他作為第一代諸侯國的正式國君，自然要仿照其他諸侯國的禮儀行事。」（康世榮《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禮縣史志資料》1985年第6期）秦襄公所創的「在南天台山祭天，在北廟山西垂宗廟祭祖」之祖邑宗廟的祭統，至少在春秋中晚期，秦人仍嚴格保持著。故才有後來的秦景公簋在秦漢時期尚在廟中，後隨廟的破敗傾倒而埋入地下達2500年之久直至民國才發現。

西周時期，秦非子被周孝王封秦邑後，便在其祖地西犬丘建起了宗廟，祀奉中潏、蜚廉、惡來、女防、旁皋、太幾、大駱等七位秦人先公。西垂故地紅河的岳費家莊以北的廟山，有秦先公宗廟遺址。《秦本紀》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同使聘享之禮，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封禪書》亦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襄公被封為諸侯，第一件大事便是統一祀典，立西畤，確立國家級的最高祭禮。西畤的地望，《秦本紀》只說「在西垂」。馮國瑞云：「秦作五畤，其四畤在岐雍，為西畤當在西縣。」陳澤認為馮說當是，他說：「周、秦西縣治，在今禮縣紅河鄉。紅河西犬丘遺址南有天台山。以為天台者，祭天之台也。故確定其為秦襄公為作西畤祠白帝之處當無疑義。很有可能，秦襄公就在天台山上建西畤，祠白帝的。」

地處西漢水上游稠泥河及峁水河流域的秦嶺、牡丹、楊家寺和紅河，歷史上一直是戰略要地，從周到三國時期，這裡發生了無數次的爭奪戰。《史記·周勃世家》載：「周勃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攻上邽。」《史記·樊噲列傳》：「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這兩個西丞均為西縣的軍事長官。兩漢之交割據隴右的隗囂，戰敗後曾固守過西縣；東漢伐羌名將，亦曾在西縣結柵布兵以遮羌眾散逃之路。據《後漢書·段熲傳》載：東漢建寧二年春，段熲奉馮太后之命，從今寧夏固原將起義失敗的四千水上羌人追趕至漢陽郡射虎谷。他為了一舉全殲滅羌人「乃遣千人與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熲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從《水經注》及《禮縣文史資料》之一都說明漢之西縣治在今紅河一帶。段熲派人伐木僅越木門河至紅河一道山樑。故有在今秦嶺鄉虎皮溝和牡丹王家鋪間樹了上、下兩道木門，三國才有木門道之名。2011年八十又三的老父親給我講，虎皮溝峽口直至解放前還是兩山相合無路人可躍水勉強能過的險峽谷。最窄處牲畜駝上東西都過不去，只能跨河穿越，解放後隨著幾次修建天牡公路炸山採石方才擴大了缺口。但令人惋惜的是，就是這樣一處絕佳景觀險谷，炸山採石延續了60餘年，將虎皮溝堡子山破壞的滿目瘡痍，上木門古道之險已蕩然無存，直到今天仍未停止，請問這種折騰何時罷休？峽口北有射虎灣，再二里是虎皮溝，十里有虎頭山，由此印證今喇嘛山正是漢代之西縣的射虎山。至今仍遺存有梁家門、翟家門、李家門、鄧家門等村莊名稱。三國時期，即公元231年，蜀漢名將魏延伏兵於木門道，亂箭射殺了魏軍先鋒、一代名將張郃。諸葛亮北伐曹魏，更是兩次興兵屯西縣。街亭之戰慘敗後，諸葛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使西縣這個歷史名縣從此衰微。西縣經秦、西漢後，王莽時改為西治，光武帝時置楊廉縣，西晉時「改置始昌縣而縣廢」，後縣治移往鹽官川。

秦公簋這一國寶在秦源即今秦州區西南秦嶺鄉董集寨、梨樹坡與禮縣紅河鎮六八圖村相交處的廟山一帶出土，《史記·秦本紀》、《史記·周勃世家》的記載，《後漢書·段熲傳》的佐證，《水經注》的確切記述及大堡子山秦公第一陵園的發現，向人們昭示並印證了今秦州區的秦嶺、楊家寺、牡丹及禮縣紅河鎮是秦地之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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