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國家一級演員，十八大代表，她說學表演的人也要懂時事

人們熟悉的奚美娟，是那個優雅從容，拿過梅花獎、金雞獎、飛天獎的國家一級演員。很少提及的，是奚美娟另一個身份：黨員。作為十八大代表，這5年來，奚美娟感受到了文藝的興盛、文化的自信。在上海這個文化高地，劇院里看演出的人多了，博物館門口排著的隊長了，各種展出的消息密集了，「在這些細枝末節中，就能看到改變」。

「表演系的人，要說得出社會熱點」

去年，我被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聘為客座教授。今年早些時候，我幫學院面試教師。來面試的人通過了所有的專業技能測試後，我在最後問了一個問題：「請你說出一個最近的社會熱點，以及你對此的觀點。」我第一次問的時候，對方疑惑地反問：「社會熱點？」我點頭，他依舊驚訝和不解。我解釋道：「表演系的學生將來要塑造的是社會中的人物，所以老師必須鼓勵他們去關注社會生活。如果連社會上發生了什麼都不知道，又怎麼去塑造、書寫社會變革中的人和事呢？」可能以前面試老師不考這些內容，但我看重。

在今年的新生見面會上，我也跟同學們說，你們要把自己看作文藝工作者，而不是明星、藝人，要從「小鮮肉」「小鮮花」的輿論氛圍中突圍，積累技能與知識，為成為文藝工作者作精神人格的準備。我特別告訴他們，要有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感，因為文化作品能體現一個國家的民風、社會現況和精神狀態，對社會風氣有引領作用，好的作品就是一種好的引領。事實上，外國人也在通過文化作品對別國進行了解，其中影視作品又是最快速、直接的通道。就像很多人沒去過亞洲和歐美，但看過韓劇、日劇、美劇、英劇後，就會想：「呀，我要去那看看，我要嘗試下那種生活。」

對於文化現狀，從上到下都是關切的。我記得去年兩會時，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上海代表團參加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討論，我也是兩會代表之一。他很認真地傾聽，一直都在做記錄。從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2014年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中間過去了72年，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老一輩人期盼的社會變得越來越成熟，我們是其中的受益者。所以72年後的這個《講話》，既有文藝創作規律上的傳承，又和今天的時代更相通，也更開放。我們可以通過文化輸出，讓世界了解中國是怎樣的社會。我的演員之外的代表身份，也讓我更有一種文化自覺，希望我們輸出的作品是好東西，能夠反觀我們社會的真實生活。

其實，一切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文藝工作者，都必須把握時代發展的趨勢，努力提高藝術質量，滿足群眾需求，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如果演繹失誤，讓觀眾反感，是失職」

20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上海接到了一通電話。

「我想請你來演一位陝北農村婦女。」

「怎麼會找我？我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

「我看了你的戲，你身上有一種從容，我需要這個。」

我覺得他很懂我，於是答應了。

打來電話的是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周友朝導演，找我演的是電影《一棵樹》的女主角朱珠。朱珠的原型是中國「十大女傑」、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牛玉琴。她用人挖、肩扛、驢馱等方式，從種「一棵樹」開始，花了23年，將一眼望不見邊的沙漠，變成一眼望不到頭的樹林。

接下這部戲後，我先去牛玉琴在沙漠邊緣的家中住了一個星期。那天，我和幾位主創人員在沙漠中走了兩個小時才到。那真是沙漠中的綠洲，屋前有井，屋後還有瓜田。我住在牛玉琴家中，天天穿著她的衣服，在沙漠里走，讓她教我怎麼在黃沙上種樹。挖坑是最難的。如果不懂技巧，剛挖開，黃沙就會塌下去，不會成為一個方正的坑。頭幾天還好，後來我的虎口就疼得不行了，但她已經不疼了，所以還是我挖得不夠。聽起來似乎很苦，其實根本不覺得。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她婆婆摘給我們吃的一個大西瓜，那甜味我在城裡從未嘗到過。

奚美娟與牛玉琴

扮演這些真實的、值得被謳歌的女性，是壓力最大的。我常常問自己：作為一個演員，我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去塑造她們，去再現她們？在傳統的創作觀點中，詮釋這種被頌揚的人物，總是越高大上越好，把他們從人拔高到神，這樣比較方便。其實這些人在生活中都是很好的人，如果因為我們的演繹失誤，反而讓觀眾反感、抗拒他們，那是我們的失職。所以我一直討厭概念化，我在扮演這類優秀女性時，總是希望把她們拉到一個正常人的狀態。她的好我已經知道了，那麼反過來，她的弱點在哪裡？拳頭收回來再打出去，才有力量，找到人性的支點，角色才會豐滿。這就是我的責任、文藝工作者的責任。

牛玉琴和丈夫結婚時，兩人都特別窮，彩禮也置辦不起。她的丈夫就在市場上買了兩個銀質小鈴鐺，一人一個掛在褲腰帶上。兩個人牽著手回家，腳下是漫漫黃沙，耳畔是「叮噹」「叮噹」。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年輕時就因骨癌去世了。下葬前，牛玉琴取下了丈夫腰側的鈴鐺，與自己的掛在了一起。鈴鐺「叮噹」地響，是一個女人的愛與堅韌。編導把這個細節放進了電影里，希望通過小小的鈴鐺，讓觀眾理解和懂得當代農民夫婦的浪漫與深情。

幾年前，我和牛玉琴一起參加中央黨校的一個活動。我想起了鈴鐺的事，就問她：「大姐，當年的鈴鐺還在嗎？」 她立刻把衣服撩起來給我看，這麼多年過去了，鈴鐺還在。我當時非常感動。

這幾年，生活劇和家庭劇盛行，我們電視上的「上海媽媽」幾乎都是小市民，整天圍著房子、存摺打轉，計較又小氣。也許在計劃經濟的時候，在上海人住房特別緊張的時候，會有計較錢財的現象，但今天的上海媽媽已變得更包容、大氣、多元。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聚會，她和我差不多大，也是上海人。她說女婿是外地人，家人都不在身邊，所以她要對女婿好一點。我聽了，很受觸動，原來現在有一部分上海媽媽是這樣想的。你看，真實的「上海媽媽」在發生改變，為什麼我們影視作品中的「上海媽媽」卻跟不上呢？

「排演時，有對國家責任、前路的思考」

2015年底，我出演了話劇《北京法源寺》，從北京演到上海、香港，馬上還要受邀去台灣演出。做這種「自討苦吃」的作品，根源在於責任心。

從1998年的《左宗棠》到2001年的《孫中山》《大清藥王》，《北京法源寺》是我第四次演慈禧了。無論在小說還是影視劇里，慈禧的形象都有些被妖魔化，戴著淺薄的面具出現。但我看了一些史料，對她女性政客的這個身份很在意。在一個男權社會裡，她如果沒有一些智慧與手腕，怎麼可能掌權40多年？我一直希望能深刻地演繹這個人物，田沁鑫導演也是如此。正是有了這個共識，我在接到田導邀約電話時，很快答應了。

《北京法源寺》改編自李敖的同名歷史小說，故事圍繞戊戌變法展開，攫取了雲譎波詭的晚清歷史中最為驚心動魄的10天。慈禧並非戲的主角，主角是熱烈激昂的戊戌六君子，是悲情理想主義者光緒。她出場就兩次，但每次信息量很大。

第一次出場，有段戲是召見即將出使英法的曾國藩長子曾紀澤。空蕩蕩的舞台，慈禧坐在那裡發問：「你打算哪日起身？」「你攜帶人員，繫到上海再奏否？」「你去住房如何定局？」是女性領導特有的體貼。「你隨行員弁，均須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國多事，令外洋人輕視。」是掌權者的要求。「辦洋務甚不容易，聞福建又有焚毀教堂房屋之案，將來必又淘氣。」「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你替國家辦這等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卻要任勞任怨。」是政治家的視野。最後問：「你從香港登船，這船安全否？」突然又跳脫出自己的身份，似乎也想出去看一看。這是從《曾紀澤日記》里發現的一段對話，以前的藝術作品對這段都沒有在意，但田導和我很有興趣。

這段戲長達4分鐘，只有問，沒有答，台詞全用日記中的原話，說起來不易，聽起來費勁。排練時，我一直擔心觀眾能不能接受，誰願意看我一個人說這麼長？別我說到一半很多人就走了吧？其實對整部戲，我都無法預測觀眾的態度，這樣嚴肅的劇，如此燒腦，現在的觀眾真的能接受？

這樣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續到聯排的時候。整整3個小時，我們不帶妝演了一遍，觀眾只有兩個國家大劇院的朋友。沒想到演完後，他們特別激動地衝到後台，對我們說：「太好了，真是太好看了！」我問：「真的嗎？」「真的，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完戲這麼激動了。」他們的情緒感染了我們，我們第一次對這部戲的市場有了信心。

後來的事實的確如此。《北京法源寺》開票開得很好，很多場都一票難求。不僅年長觀眾的家國情懷被激發，年輕觀眾也如此，我發現，觀眾中年輕人甚至比年長者更多。在北京演第一輪時，我們一位演員的朋友來看戲，是個時尚圈的年輕男孩。戲結束後，他和我們一起去吃夜宵，他壓根兒就沒吃，一直情緒激動地坐在那兒說：「我覺得那時候的人，比我們現在的年輕人有理想。我回去後，一定要好好看看這段歷史！」

對國家責任、前路的思考，也是我們在排演時一直討論的：戊戌變法成功了會怎樣？當時如果中國照著日本那條路走會如何？我們常常跳出這個戲，不約而同地開始思考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觀眾也會因為這個戲去討論、去思考，對中國的命運有了關切，希望這個國家走得更正，不再有坎坷和反覆。

《北京法源寺》的火熱也讓我反思：市場是期待並能接受好作品的。只是有些創作者以為，觀眾只想看一笑了之的東西。於是觀眾和創作者之間，就有了一種誤解：觀眾以為創作者給不了，創作者以為觀眾不想要。我對觀眾有信心，問題就在於我們怎麼做出好戲去吸引他們。

記得整整30年前，我演過一出話劇，名字就叫《中國夢》。上世紀80年代，很多人用全家積蓄換來一兩百美元，投身狂熱的出國潮，去追尋美國夢。有個上海出去的留學生，到了美國後，感受到歧視和落差，反而魂牽夢縈著中國，於是把他自己的思考寫成了作品《中國夢》。當時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黃佐臨看到原作，很喜歡，就把它搬上了舞台。這個話劇演出後非常轟動，我也因此獲得了中國戲劇梅花獎。

後來，原作者真的回來了，到上海戲劇學院當了教授。2014年，恰巧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夢之後，他把這部戲復排出來，給畢業班作畢業大戲演出，還請我擔任指導，和現任女主角交流。現在的表演形式和我們當時有了很多不同，好作品讓一代一代的演員來演，那它就傳承下來了。

如今，我們講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這和上世紀80年代在國外苦讀、反思自我與國家命運的留學生的夢想是相通的，隱含著一種傳承。中國夢是億萬中國人共同的夢想。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是為實現這個藝術繁榮的中國夢、文化自信的中國夢，貢獻自己的力量。

奚美娟（口述）

《環球人物》記者 鄭心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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