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親寫《大誥》警告官員和百姓：愛民如己與懼民如虎

有些人可能覺得「懼民如虎」是個非常不好的詞兒，其實是非常好的詞兒。「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是李世民從貴族子弟角度總結出來的「皇、民觀」。在這種觀點裡，老百姓的憤怒的可怕如果你的「聯想能力」不強很難展現出來。再者「覆舟」的情況有很多。「懼民如虎」則不同，百姓憤怒的危害人人可「聯想」出來。即使你沒見過老虎，也能知道老虎的可怕，以及「報復地殘忍」。

（1）朱元璋善於用「法律」治理官與民，為什麼要親自寫「大誥四篇」

朱元璋的統治有一點非常重要，即特別專註以法律管理官民、行政與社會。自吳元年（1367年）十二月制定《大明令》後還多次修訂《大明律》（1367-1387年），又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頒行《大誥》三篇、洪武二十年頒行《大誥武臣》，這兩部是由朱元璋親自編寫的。在這些法律中，《大誥》的特點最為明顯，它是根據「案例法」的形式，以簡明扼要地方告訴官民應該怎樣遵守法律。

《大誥》頒布之後，朱元璋、朱棣父子，對其進行了大範圍地講讀、推廣。然而，最終，這種講讀、推廣什麼樣呢？消失於漫長地時間、廣闊的空間當中。然而，因為朱元璋的開創者地位，《大誥》三篇在明朝仍然被列入科舉考試的必考文章，然而，當這些文章作為儒家知識分子做官工具的時候，又有多少人真正地理解並執行它呢？

後來，朱元璋又將各種法律選入《大明律誥》當中。

（2）功臣土地兼并、貪腐、豪強地主擾民是朱元璋時期最威脅統治的三件大事，因此，朱元璋採取屠戮功臣、扒皮填草、嚴刑峻法三種應對方式

《大誥》是皇帝親自寫的又全國範圍內宣講，必然受到國人重視，從中我們會發現，規範對象包括了所有階層，當然，除了皇權外。

例如以「民拿害民該吏」為例，就充分說明：朱元璋採取的是一種非常理想的想法，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權力影響，認為在皇帝面前沒有官員敢於反抗。但是，他忽略了「反抗」並不僅僅有公開的、有武力的、有大張旗鼓的，還有隱蔽的、悄無聲息的溫柔對抗。在一個人與整個階層對抗前提下，他永遠是弱小的。

因為，他是一個人他必須要依靠其他人才能完成工作；因為，他是一個人他的智力、思考面必然會有缺陷之地。前者會造成他的親信也會成為他的敵人；後者就會造成他的工作失誤，從而把許多他的親信推向他的敵人。

為此，朱元璋利用對軍隊的「無限控制」，利用「天」賦予的權力，開始了極為「強悍」地做法。

朱元璋在《大誥》中，希望「復我三代之治」，達到六個標準：明綱常、正法度、嚴吏治、安百姓，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明禮、修法、撫民、選賢」它利用自己的個人意志，按照每件事情、自己的心情、當時的理解，採用酷刑的方式對官民進行了治理和懲罰。

正是因為這一點，朱元璋的「法外用刑」特點非常明顯。在封建社會，雖然皇帝就是法，但是許多有見識地明君往往抑制住自己的「控制欲」，能夠基本上按照「法」的制定來治理國家。

（3）愛民與懼民：對百姓的大愛與小愛

有學者稱朱元璋為「野蠻殘暴的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帝王」的暴君，對於這一點，我個人認為：有些言過其實，但稱其為「暴君」並不恰當。他對於民眾統治還是相對於「愛護」的，例如對稅收特別是商業稅的輕微，儘管與元朝相比還是差些，但這在漢人皇帝、朝代中已經很好了。

朱元璋的「殘暴」在很大程度上對老百姓是有好處的，例如對功臣的屠戮卻對當時「土地兼并」的抑制有了很大的好處。如此百姓才會有田地中，軍隊才會有田地中，特別是軍屯的開發，使得明朝在百年時間裡對於老百姓地騷擾降到了最低限度。這不能不說是對「百姓的大愛」。

然而，朱元璋在「大愛」的同時，對於「抗糧、抗稅、抗議、誹謗不滿」等不宜採用極端懲罰方式的現象，採用了過高地懲罰。要知道，這些都是當時百姓採用的方式，朱元璋這樣做是為了「震撼膽大者」，避免有其他人走上他曾經走過的道路。

例如明朝的呂毖曾寫過一本《明朝小史》卷一《洪武紀·剷頭會》中曾說，朱元璋對於「頑民竄入緇流」非常痛恨，便「聚數十人，掘一泥潭，埋其身於泥中，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摘自《四庫禁毀叢刊本·史部第19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

對於這個案例，並非孤例。談遷的《國榷》也有此記載「游手逋bu賦之僧，欿kan地埋軀，以行剷頭之會」其實，這些人犯的罪並不大，主要是窮人、流民加入佛教、道教等宗教。

很顯然，這是因為他懼怕自己的過往經歷會被重演。因為，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大的自然災害，他每天都在戰戰兢兢中。因此，他對官員和造反可能性很強的人進行「殘酷統治」，對於大部分「安分老百姓」卻保有著無限深情，也許，他是在看著、愛著過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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