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貴州擔架上的「陽謀」
小編有話
作為紅軍在長征期間轉戰時間最長、發生重大事件最多的貴州，擁有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是一片紅色的沃土。長征中，黨中央在貴州召開了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苟壩會議等重要會議，進行了強渡烏江、激戰婁山關、四渡赤水等著名戰役，實現了中國革命史上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這些紅色文化見證了我們黨的發展歷程，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我們繼續奮鬥前進的動力。
今天開始，我們將在喜迎十九大專欄推出「紅色貴州」系列故事，敬請大家關注！
未發一槍，中央紅軍靜悄悄進入貴州
擔架上的「陽謀」
擔架上的「陽謀」是指遵義會議之前，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利用與王稼祥、張聞天等人躺在擔架上的機會討論問題，思想逐步達成共識的過程。在經歷了湘江戰役之後，紅一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更加強烈地意識到李德指揮的錯誤，也更加認識到過去毛澤東對紅軍指揮的正確。對於李德因為錯誤指揮給紅軍造成的損失，毛澤東感到十分痛心。毛澤東強烈地感到，必須取消李德這個慣於紙上談兵的「太上皇」地位，紅軍必須改變戰略決策，不然的話，紅軍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絕對不能讓李德再瞎指揮下去!此時的毛澤東清楚地感到自己有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了黨和紅軍的命運與前途，自己必須擔負這樣的使命，在這種關鍵的時刻應該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然而，毛澤東也清醒地知道，旗幟鮮明地反對李德、博古那一套，改變紅軍戰略方向的時機還沒有到。儘管經過湘江慘敗，許多戰士和領導幹部對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已有了一定的認識，但對於整個戰略轉變畢竟缺乏認識。
毛澤東感到，要站出來表明態度，贏得主動權，目前最緊要的一步，就是要取得紅軍領導層中大多數人的一致意見，爭取他們的支持。
首先，毛澤東想到了王稼祥。
王稼祥是安徽涇縣人，這一年28歲。他1925年參加革命，同年10月赴蘇聯學習，先後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在那裡，他受到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理論的熏染而成為王明路線的支持者。五年之後他回到中國，不久即到中央蘇區工作，擔任了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職務。王稼祥是一個務實的同志，到中央蘇區後，他開始接觸毛澤東，認識到他的革命理論更加符合中國的國情，於是逐漸脫離王明的理論，轉而成了毛澤東的支持者。
王稼祥、毛澤東、鄧小平合影
王稼祥發現，毛澤東身上散發著一股典型的中國人所具有的質樸氣質，而這卻是當時一般領導者所少有的。毛澤東還有一種領導人所特有的寬廣胸懷和長遠的眼光，他學習過馬列著作，但是不像一般人那樣把它變成教條，而是懂得靈活機動、創造性地運用。比如對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中的建軍思想，王稼祥就深為折服。在對王明路線和毛澤東路線的比較中，王稼祥最終選擇了後者，堅決地站在了毛澤東一邊。1932年10月在中央蘇區中央局召開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撤銷了紅軍總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的職務。只有王稼祥等少數人公開站在毛澤東一邊，肯定毛澤東的戰略方針，對這一決定表示不滿和反對。因此，此時關鍵時刻，毛澤東自然想到王稼祥的決定性作用。
毛澤東想到王稼祥的同時，自然也想起與王稼祥思想經歷相似的張聞天。
張聞天，又名洛甫，江蘇人，34歲。他同王稼祥的早年經歷一樣，曾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過，所不同的是洛甫曾去過日本自學日文，還到過美國舊金山勤工儉學，擔任過一家報紙的主編，1938年進入中央蘇區後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以後又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等要職。在六屆五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洛甫開始也很迷信王明的理論，有過「左」傾的表現。但他為人正派，光明磊落，堅持原則。他剛進入蘇區時，對毛澤東不了解也不重視，認定王明的理論是正確的。但接觸到毛澤東後，他的認識就起了變化，逐漸與毛澤東的認識接近一致，而與李德、博古的主張發生了分歧。廣昌戰役失利後，洛甫公開批評了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和宗派思想。毛澤東認為，張聞天也是一個關鍵人物。如果他們能夠從原來的立場上完全轉變過來支持自己，對於糾正李德、博古的錯誤領導，並贏得更多的上層幹部的支持，爭取時機、改變戰略方向，挽救處於危險之中的紅軍十分有利。
於是毛澤東利用自己與王稼祥躺在擔架上一路同行的機會，努力與他交流思想、談心，力爭他的轉變。毛澤東因患瘧疾，身體異常虛弱。從於都出發後數月的時間裡，都是在擔架上進行長征的。他常在擔架上睡覺，在擔架上思考。當時坐著擔架長征的人還有患肺結核而時常咯血的鄧穎超，以及像毛澤東一樣因患瘧疾而病倒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宣傳部長鬍耀邦，還有在反「圍剿」戰鬥中被敵機扔下的炸彈炸穿腸子、震破耳膜，而後又患急性、化膿性腹膜炎，傷口上插著橡膠引流管，一直靠注射大劑量嗎啡止痛的王稼祥等人。
毛澤東、周恩來和張聞天（右一）在紅軍時期的合影。
這種偶然的事情在長征中漸漸促成了幾位受傷的紅軍高層領導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思想交流，使他們變成了志同道合的親密戰友。隨著時間的推移，毛澤東、王稼祥等人逐漸把擔架變成了政治討論的場所。當時誰能料到擔架上的病號能最終改變紅軍的命運，乃至中國革命的歷史!開始，王稼祥和毛澤東兩人在擔架上相互交談，夜間軍隊宿營時他們也沒完沒了地談，到後來洛甫也加入到談話中來。當時，這三人都是政治上受李德、博古極力排擠的，這恰恰使他們走到一起來。他們談到了中央蘇區，談到了黨內宗派主義的危害，談到了廣昌戰役，談到了紅軍軍事轉移等許多問題，在這些問題上，他們的看法逐漸一致。
王稼祥和洛甫一致表示：為了革命的前途，應當趁當時共產國際同中共中央失去聯繫的機會，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糾正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讓毛澤東復出，從而擺脫共產國際和王明的遙控指揮，完全放開手腳，獨立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毛澤東慎重地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是必需的，但在此之前還要多做會前的準備工作，爭取大多數人，特別是要設法同恩來取得一致意見。他是我們黨和紅軍的參謀，干工作顧全大局，勤勤懇懇，在黨內和紅軍中有極高的聲望。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恩來雖名為軍委副主席，可軍權讓李德、博古獨攬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曾提出集中優勢兵力於一個主攻方向，而李德卻堅持用『多路分兵』來對付敵人的『多路進擊』。在這點上他和李德曾經發生過爭執。他在許多問題上並不同意李德、博古的意見，完全不同於李德他們的領導作風。」
張聞天興奮地說：「是的，周恩來顧全大局深謀遠慮，令人十分敬佩。他是政治局委員、常委，書記處書記，最高『三人團』的成員，對於扭轉當前形勢能起關鍵性作用。」
接連幾天，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就這樣為了紅軍的前途而不停地討論，只要有時間，他們的討論就沒有間斷過。到後來，加入到談話中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有聶榮臻、彭德懷、劉伯承等人。就這樣，重大的戰略決策在擔架上逐漸形成了。正因為有了擔架上的交流，統一了部分高層領導人之間的認識，才有了毛澤東在通道會議上的復出，才有了黎平、猴場會議上戰略決策的轉變，以及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在紅軍內領導地位的確立。
TAG:貴州武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