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與輝煌——唐朝的大詩人們
用了兩天時間，寫此長文，為了紀念唐朝偉大的詩人們！查閱《資治通鑒》，以史為據，再現詩人們不凡之經歷。感懷過往，希冀未來，我們最需要的是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幸逢中秋佳節，「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送上一份美好的祝福！同時也祝願祖國繁榮昌盛，再續華章！本文約5000字，閱讀大約需15分鐘，希望與大家共享！
唐詩如璀璨之星辰，閃耀在中華文化廣漠而浩大的夜空中。那些偉大的詩人，耳熟能詳，婦孺兼知，百世流芳；那些不朽的詩句，膾炙人口，雅俗共賞，千古傳頌。「李杜」、「韓柳」與「元白」，人們所熟知的是那些不朽的詩句，對於他們的人生遭際卻少有人知。人世間通常是這樣，展露的永遠是光鮮輝煌的一面，而其背後的苦難卻隱匿於深處。
厚積於薄發，苦難與輝煌。唐詩於厚重與苦難中噴薄而出，是一個歷史時代的寫照，也是詩人們對人生波折的無限感懷！除了「初唐四傑」恰逢盛世，其餘的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等，幾乎都遭逢亂世（安史之亂及其後）。世事變幻莫測，人生跌宕起伏。動蕩紛亂的時代裹挾著詩人們，人生與歷史的交會破碎了多少夢想，也造就了唐詩豪放閎闊悠遠深厚。
人常言：「時勢造英雄」，時勢也成就偉大的詩人。人生經歷如陳釀甘醴，歷久而彌醇。在古代，學而優則仕，考取功名是讀書人的夢想，也是人生追求。其實詩人們的志趣在朝堂，並不在學問上，更沒有想過成為「著名詩人」而流芳後世。在《資治通鑒》中，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等，都是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出現，而非以詩人的身份出了。輔佐帝王，諫言獻策，報效國家，這是他們的使命和擔當，大多因言獲罪而遭貶黜。人生沉浮於宦海，命運維繫於帝王。他們時常置生死於度外，更有置身家性命於不顧，直陳利弊，冒犯龍顏，何等的大氣魄。
遇擢拔顯貴於朝堂，被貶斥落荒於蠻夷。十年或幾十年被貶謫於幾千里之外，背井離鄉，拋妻別子，一幕幕人間悲劇，何以忍受！這樣的大起大落，錘鍊了詩人們堅強的內心，也積澱了豐富的人生閱歷，這才是唐詩的本源。在人生之低谷，愁苦憂悶，悵恨交加，惟詩歌排遣其惆悵，惟詩歌抒發其胸臆，惟詩歌激發其感懷！這就是唐詩，這就是唐朝的大詩人們，人事已淹沒於浩瀚的歷史長河，其墨翰卻昭示寰宇永存於人間。與其說是一種文化，不如說是一種精神！
李白與杜甫。「李白醉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舊唐書李白傳》記載：「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天寶二年，李白四十三歲，詔入翰林院，成了御用文人。日漸厭倦，縱酒自穢。狂放不羈，不從帝命，竟然讓寵臣高力士為其脫靴，終究被玄宗疏遠遺棄。後遇安史之亂，李白年已五十七歲，顛沛流離，嘗盡疾苦。李白參與永王東巡而被貶，流放夜郎，後遇大赦返回，不久去世，終年六十一歲。李白是唐朝最為盛名的詩人，是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生不逢時，懷才不遇，鬱鬱而終。相對於失落的仕途和卑微的職位，在文學上，李白樹立了一座高峰，他是精神和思想之巨人。
杜甫與李白是同時代的人，小李白十一歲，生活於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的遭際與李白相似，年四十四歲才任了一個兵曹參軍的小吏，時運不濟，仕途無望。杜甫是著名的現實主義代表人物，杜甫之現實是殘酷之現實，社會動蕩，民不聊生，杜甫的許多詩篇都是當時社會的寫實。杜甫先後被授為「左拾遺」和「工部員外郎」，人稱「杜拾遺」和「杜工部」，後遭貶謫，人生慘淡，生活悲苦。「安史之亂」所帶來的災難是無法想像的，戰亂連年不斷，黎民流離失所生靈塗炭。唐朝人口在天寶末年近五千萬，待七年「安史之亂」後，人口銳減到千六百萬，所剩什之三四。杜甫親歷了這樣的亂世，眼見黎民大眾之悲慘現實，憂國憂民之情油然而生。
他自己也經歷了人生最悲慘的事情，由於缺衣少食，小兒子活活餓死。杜甫悲憤至極，憤然寫下了名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杜甫以「詩聖」冠之，他的人生是整個時代的縮影。他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篇，使後人能夠深切地感受歷史的真實。杜甫以寫實的手法，直面現實，發出了勞苦大眾共同的呼聲，天下陳平，安居樂業。李白和杜甫在《資治通鑒》中沒有記載，原因不詳，史料來源於《舊唐書》。
柳宗元於劉禹錫。柳宗元和劉禹錫參與了王叔文之黨爭，結為死黨，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專事彈劾。《資治通鑒》記載：「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這段文字近乎白話，可以看出王叔文集團多麼張狂，私議朝政，狂妄自大，隨心所欲，目中無人。
這也為其後的敗亡埋下禍根，獨斷專行，失去了士大夫的擁護，王叔文集團很快垮台。王叔文被賜死，柳宗元被貶為邵州刺史，劉禹錫被貶為連州刺史。事情還沒完，朝議認為處罰的太輕，再貶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郎州司馬。可見朝臣對王叔文之黨多麼痛恨，必欲徹底剷除，使其永不得翻身。古代帝王最忌諱的就是結黨營私，罪同僭越，打擊尤為嚴厲。柳宗元和劉禹錫參與黨爭，無異於自絕後路，其後再無建樹。
《資治通鑒》記載：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為死別，良可傷！」明日，改禹錫連州刺史。
參與黨爭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被貶十幾年後，仍然得不到寬恕，而且明升暗逐，越貶越遠。宗元和禹錫同病相憐，宗元不忍禹錫母子從此天涯相隔生離死別，自願與其交換。後經裴度勸諫憲宗，才得以改遷條件相對好的連州。柳宗元被再貶柳州，中原人視柳州為畏途，朝廷往往把重罪之官吏貶謫到柳州。「陽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滿萄」，瘴氣瀰漫，荒草叢生，毒蛇野獸出沒，可想而知是怎樣的一種環境！柳宗元被一貶再貶，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處於流亡之中，對於個人的意志確實是個考驗。多舛的命運並未使其屈服，柳宗元一生留下六百多篇詩文作品，文勝於詩。其最大的貢獻是與韓愈共同倡導的「古文運動」，摒棄魏晉以來浮華詞藻的駢體文，復興敦厚古樸之儒家文化，世稱「韓柳」。
元稹與白居易。元稹是唐朝詩人中職務最高之人，官至宰相，但受奸
佞誣陷排擠，屢遭貶謫。元稹是與白居易齊名的大詩人，「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成為千古佳句流傳於後世。元稹與白居易所倡導的「新樂府運動」，是一場詩歌革新運動，史稱「元白」。元稹的經歷尤其曲折，深陷宦海紛爭，四次貶謫，可謂造化弄人。自玄宗以來，宦官得寵，干預朝政，日益驕橫。由於藩鎮割據，君臣離心離德，上下猜忌失去信任，皇帝逐漸寵信宦官並委以重任。中使與宣慰使多由宦官擔任，大多狐假虎威作惡多端，且擾亂地方軍政，實屬頑疾。
《資治通鑒》記載：「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台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可以看出宦官之猖狂，連監察御史也任意打罵。憲宗不僅不懲處宦官，反而將元稹貶為江陵士曹，政治昏暗可見一斑。元稹從此困頓於州郡，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貶謫生活。憲宗還是相對英明的君主，但縱容宦官，隨意貶斥監察御史，無疑斷了言路。宦官亂政是中唐之後的一大禍患，使朝政失序，人心喪失，廟堂之威望日漸衰微，唐敬宗竟然被宦官所害。
白居易時任翰林學士、左拾遺，胸有丘壑，直言敢諫。《資治通鑒》對白居易的記述最多，大多痛斥時弊，直指要害。《資治通鑒》記載：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陛下念承璀（cui）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毀hui）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
白居易之耿直與膽識可見一斑，滿懷坦誠忠貞之心，直言時弊，戳到了憲宗的痛處。宦官干政是個敏感的問題，宦官是皇帝的近臣，沒有人敢得罪宦官。白居易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不顧個人安危，力諫憲宗放棄委任宦官承璀為中使。他認為可以予其富貴，可軍國大權不能隨便授予，否則就是徇私毀法，破壞國家制度。滿足別人的慾望，自毀聖明，被後世所取笑。白居易據理力爭，言辭鑿鑿，毫不給憲宗留情面，這正是其最可貴的品質。憲宗還算英明，被白居易的精神所觸動，聽從了建議。
《資治通鑒》記載：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庄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白居易經常議論朝政，常出言不遜直指過錯，憲宗非常不高興。私下與李絳商議，要將居易逐出翰林院。在李絳的勸諫下，憲宗最終放棄了念頭。在中唐之後的君主中，憲宗還是善於納諫的，有太宗遺風，這是成就了「元和中興」的原因吧！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白居易主張嚴懲兇手，被認為越職言事，貶為江州司馬。白居易晚年生活閑適，得以善終，安享七十五歲高壽。李絳愛惜人才，保護了白居易，他也是一位正直的忠義之人。李絳的命運遠不如白居易，被奸人暗算，遭殺身之禍，而且全家被屠戮。
白居易留下了大量傳世之作，詩文情感沛然磅礴大氣，尤其是其樂府詩。每讀白詩，情感之衝撞，心靈之震撼，那是一種無言的感動！十六歲作詩「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簡潔明快，氣象萬千。《長恨歌》：「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做連理枝」，道不盡生死相依，訴不完纏綿悱惻。《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情感共鳴，惺惺相惜，勾起多少鐵石柔情。《賣炭翁》：「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凄涼之場景，深切之同情，表達了一種無聲的憤怒於抗爭！白居易是位執著的政治家，心繫國家安危，有強烈的抱負心，於史留名，這是他的榮耀。作為詩人，詩如其人。詩文訴衷腸，浩氣滿人間，他鑄就了人生之輝煌！
讀《資治通鑒唐紀》的過程中，那麼多熟悉的大詩人出現在歷史當中，他們的生命軌跡得以再現，有血有肉活靈活現。詩作感受其思想，歷史還原其真實。因此有了尋覓他們人生足跡的念頭，很想去觸摸偉大詩人背後之隱秘，探知其不為人所知的苦難經歷。唐朝的大詩人們，大多經歷了「安史之亂」及其之後的時代，挫折與苦難是他們最大的財富，也滋養了唐詩之渾厚與偉岸。有人說，唐朝是血腥的，確實如此，《資治通鑒》中有太多的血腥場面。
「安史之亂」之後，文明逐漸褪色，代之以武力征伐，殺戮成為常態。藩鎮割據，君臣失信，國家一統無法維繫，實質上處於分裂狀態。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君臣都無所不用其極，以強凌弱，上下相剋，暴力成為相互征服的手段。藩鎮軍隊如野獸般殘忍，「殺人臠肉」這是非人類之暴行，在《資治通鑒》中經常出現。殺戮的最慘烈場面，幾千人聚集在一起砍殺，「紅霧升騰」久久不能散去，豈非人間地獄！軍隊士卒謀殺將帥時有發生，殺一人，必舉家皆誅。宰相武元衡、裴度入朝時遇刺，武元衡橫死街頭，裴度重傷，這千古未有之奇聞，是朝廷之大辱。這是詩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嚴酷現實，了解了這些，有助於了解詩人和他們的詩作。
中國古代文人有種傾向，困而述作，其人生的目標仍然在仕途上，而不是在詩詞歌賦上。長期的科舉跋涉，多年的貶謫困頓，反而給了詩人施展文採的機會，「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這是我的愚見，也許有更複雜的原因，隔著千年的時空，我們很難走進詩人的內心。可有一點必須承認，詩人的文化底蘊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政治家兼大詩人是件不簡單的事情。現在的社會，有多少人有這樣志趣與情懷，其文化底蘊和人生抱負不可同日而語。
從政者、管理者，甚至是專業學習者，大多忙於事物，無暇潛心研究學問，文化底蘊日漸淺薄。加之治學無經濟效益，到頭來只是一副窮酸樣，人生價值難以體現。所以呢，「讀書明理，為學修身，文以載道」，成為一種久遠的嚮往，遠古的懷思。苦難與輝煌，唐朝大詩人們留給後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中華民族奮勇前行之不竭動力。我們所感懷的，除卻歷史上那些不凡的經歷，更多的是詩人們不朽之華章和偉岸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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