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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里阿諾斯:拉丁美洲欠發達的根源在哪?

文 /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全球通史》作者。

盎格魯美洲北部和拉丁美洲當地的條件及制度上的根本區別,乃是拉丁美洲欠發達的根源。盎格魯美洲的經濟(指新英格蘭和中部諸殖民地而非南部諸殖民地)從一開始就是獨立而具有廣泛基礎的,組成這一經濟結構的是一些主要為國內消費而生產的單獨的業主。他們既缺少礦產來充塞運寶船,也沒有建立大莊園和大種植園所必需的勞動力,以及適宜的土壤和氣候條件。新英格蘭雖然也出口毛皮,但當移民的定居點不斷擴大,嚇跑了那些生產毛皮的動物之後,這種買賣就蕭條了。每逢非常時刻,新英格蘭的木材也曾作為方便的備用物資受到母國的歡迎,但若不惜千里迢迢地從大西洋彼岸運送木材到母國,用以替代波羅的海地區正常供應的木材,則運費未免太高,殊不合算。穀物和魚類是盎格魯美洲的主要物產,但因英國本土的農夫和漁民已可充分滿足其市場需求,故不受英國歡迎。

於是,盎格魯美洲人只好走自己的道路。他們不顧帝國的種種限制,開發自己的資源,多方尋求市場。他們將魚類、乳酪、牛肉、麵粉用船運往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換回蔗糖和糖蜜,然後製成甜酒,連同魚和穀物一道運往非洲,換取奴隸和黃金。他們還創建了本地的工業,如鑄鐵、製作毛氈和紡織品,直接與倫敦抗衡,與英國的進口貨物競爭。他們建造並經營頗有效率的商船隊,不僅把自己的貨物運往母國和其他英屬殖民地,還違反「航海條例」規定將其運往外國殖民地和外國。新英格蘭和中部殖民地之所以能夠無視帝國的限制,發展起相對獨立的經濟,是因為它們與南部殖民地和拉丁美洲不同,沒有被一些諸如甘蔗種植園那樣贏利特大、由外國投資者為外國的利益而投入資本和指揮的企業捆住手腳。

與此相反,拉丁美洲當地不同的條件產生了不同的物產,因此與母國的關係也隨之而異。首先,那裡有大量土著居民,在征服時代,估計秘魯的土著總共有350萬至700萬,墨西哥的土著高達2500萬。這裡的印第安勞動者比較溫順,習慣於從事農業勞動和接受他們印加與阿茲特克社會中特權階級和教士們的統治。因此,西班牙人在摧毀了當地的統治之後,能夠迫使印第安人為拉丁美洲三個主要經濟支柱中的兩個:礦山和大莊園提供勞動力。第三個支柱系由沿海一帶的種植園所組成,但因沿海地區印第安人稀少,也就不得不依靠從非洲輸入的奴隸。

將印第安勞動力動員起來為礦山和大莊園服務的制度是「監護區制」(encomienda,又稱監護征賦制、大授地制、託管制或恩康米恩達制),其淵源可以追溯到西班牙人反對穆斯林統治的「光復時期」。基督教騎士們通過監護區制獲得對穆斯林的土地和人民的管轄權,這種制度後來被征服者們引入新大陸,在伊斯帕尼奧拉總督奧萬多(Ovando)1503年奉行的國王訓令中,這種制度的根本目的顯而易見:「由於對印第安人管理不嚴,他們得以逃離基督徒,拒絕工作,因此必須強迫他們工作以使王國和西班牙人都能致富,使印第安人能夠基督教化。」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美)斯塔夫里阿諾斯 著,王紅生 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監護區制意味著監護人有權要求他所「監護」的印第安人繳納貢物和提供勞役。反過來,監護人則有責任在印第安人暴亂時(這只是擔心,並未成為現實)為國王盡到軍事義務,並教化他所監護的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大多數監護人都履行了後一項責任,給前來常駐或巡視的教士支付工資及其他費用。起初,原則上監護人只能監護幾年或以本人的終生為限。但實際上,首批監護人就把他們的領地遺贈給了其遺孀及其子女,對這份遺產也沒人提出異議。母國政府害怕世襲的監護區最終會發展成為獨立的殖民地貴族統治,故在16世紀中葉曾時常力圖終止這種遺贈的辦法。這在西屬美洲激起了強烈反對,秘魯甚至發生了武裝叛亂,最終母國政府不得不放棄這種努力。當時(1560—1570年左右)新西班牙的監護區約有480個,秘魯的總督轄區有695個。

在印第安勞動力可以聽任西班牙人自由使用的情況下,西班牙人起初只專註於一種當時在歐洲頗有銷路的美洲商品,即金銀。獲取金銀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征服時期直接掠奪印第安人積存的金銀財寶,第二個階段是在印第安人經常開發的金砂礦床上利用土著勞動力淘取沖積黃金;16世紀中葉以後,西班牙人開發的銀礦生產了新大陸的大部分白銀,尤其是在引進汞齊法之後,較劣的礦石也能得到利用。在此過程中高強度地使用印第安勞動力,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性後果;有人親眼目睹了每年由丘吉托省遷移到波托西礦上的印第安人的生活狀況,描述道:

他們(印第安人)通常帶著妻子兒女一道走,我見過他們兩次,因此能夠說出他們總共是7000多人。每個印第安人都帶著8—10隻羊和幾隻羊駝以備食用;有些人闊氣一點,能帶上三四十隻羊。路上他們吃印第安玉米和土豆粉,他們睡覺時蓋著粗糙扎人的席子禦寒,常常在露天地里睡覺,寒氣逼人。牲畜總計有三萬多頭,有時近四萬頭。……用這種方式攜帶著這些財富並要在去波托西的途中走完近千里路程,需要兩個月時間。那些牲畜和他們攜帶的五六歲的孩子都不能走得很快。所有的人和從丘吉托帶來的共同財富(牲畜),能回到家的超不過2000人,剩下5000人中,一部分死掉了,一部分留在了波托西礦上。還有些人走進了附近的山谷,因為他們想要回家的時候,既沒有了牲口,也沒有了路上吃的口糧。

西班牙人虐待墨西哥土著印第安人,圖片源於人教網。

所有這一切,再加上六個月過度的勞累,其中有四個月是在礦上,每天得干12個小時的活,下到126米有時甚至是210米深的礦井裡去,那裡永遠都是黑夜,永遠需要靠燭火照明來勞動,因為地下不通風,空氣混濁污穢,上下極其危險,他們爬上來的時候都要在脊背上綁著一小袋金屬,需要花四五個小時一步一步走到地面,萬一不小心踏空一步,就會跌進210米的深淵;僥倖爬上地面,已是上氣不接下氣,即或找到一個礦主在那裡暫且棲身喘息一會兒,礦主也會惡言相加,罵他們上來得不夠快、背得不夠多,或是找一點雞毛蒜皮的茬兒讓他們再下礦去……

採礦業逐漸興盛起來的時候,大莊園也需要印第安人的勞動力,莊園會向礦區提供豬肉、羊肉、小麥、玉米、豆類、粗布、馬、騾、驢。這些農業和畜牧莊園原先在理論上與監護區有別,要求與印第安人社區的位置保持一定距離,不得以任何形式損害印第安人社區。但實際上,殖民地的律師們想方設法將印第安人的土地併入他們當事人的莊園。印第安人口的急劇減少更是加速了這一過程。墨西哥的人口從1519年的2500萬下降到1548年的630萬,及至1605年只剩下105萬。秘魯人口最多時是700萬,到1580年只有180萬。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威脅著大莊園的生存,使得國王和移民在如何控制其仍能得到的勞動力和貢物的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17世紀中葉,莊園取代了監護區,這意味著西班牙人正在把除已劃歸教會的土地以外的大多數印第安人的土地都自行徵用。這一轉變使印第安人從國家強加的貢物和勞役下解放出來,但在大莊園里,他們又很快下降到同樣沉重的以勞役償債的境地。由於莊園主連續墊付平日飲食、洗禮聖餐、婚喪嫁娶等費用,這種奴役遂變為永久性的。大莊園就此成為西屬美洲內地土地所有制的最主要形式,每個莊園都擁有數千畝土地,印第安償債農既是牧人又是苦力和工匠。印第安人相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用勞役換來每日的口糧、原始的醫藥治療和宗教安慰。

一望無際的種植園。

隨著17世紀中葉以後白銀產量下降,拉丁美洲經濟最活躍最多產的部分,開始從內地的採礦業和大莊園轉變為沿海地區的種植園。與那些趨於自給自足並將剩餘產品正常地賣給鄰近消費者的大莊園不同,種植園的經營方向是商業,致力於生產可以販運到海外去的單一作物如蔗糖、煙草、棉花,後來則是橡膠、咖啡和香蕉。大莊園與種植園的另一重要區別是勞動力來源不同,莊園使用的勞動力大多是印第安人,而種植園使用的則是進口的奴隸。甘蔗從種植、收割到運往糖坊、濾汁去渣、精鍊加熱的糖漿,再到最後濾出含糖的白蘭地,這一連串工序都需要大量的勞動。葡萄牙人在美洲大陸的巴西建立起第一批甘蔗種植園時就發現,為數不多、半游牧的印第安人根本承擔不了種植園的勞動,因此便從非洲輸入奴隸。等到蔗糖種植園從巴西擴展到加勒比海諸島,又重複了這一過程,並同樣引起前面提到的社會影響。1700年由於加勒比海諸島的蔗糖運輸成本較低並受到各自母國市場的優惠保護,以致在歐洲的銷價較低,而使巴西蔗糖經濟發生嚴重危機。

巴西的甘蔗種植園僅僅是開啟了將奴隸大批引入新大陸這一潮流。他們很快就遍布拉丁美洲和英國在南部的殖民地。這些奴隸既被用於採礦,墾荒,種植棉花、煙草和靛青,也被用來在甘蔗種植園裡勞動。最後,奴隸制已經推廣到整個南北美洲,北起聖勞倫斯河,南至拉普拉塔河,按照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的估計,1451-1870年間輸入新大陸的奴隸數目如下表所示,但根據後來有些人的研究,總數要比他估計的多20%,即近1200萬。(完)

(本文摘選自《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美)斯塔夫里阿諾斯 著,王紅生 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標題、圖片為編者所加,編輯:豆姑娘,圖片源於網路。)

作者簡介

斯塔夫里阿諾斯(1913—2004),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加州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全球史觀」的倡導者,因其傑出的學術成就而榮獲古根海姆獎、福特天賦獎和洛克菲勒基金獎。代表作為「全球史觀」三部曲:《全球通史》《全球史綱》《全球分裂》。代表作品:《全球通史》《全球分裂》《全球史綱》。

圖書介紹

本書從全球視野出發,將第三世界看成西方世界自身的一部分而非只是其殖民地,考察了第三世界在1400—1980年間的歷史發展進程。作者將第三世界視為一個流動的整體,按照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對其進行解釋,細緻地勾畫出西方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與第三世界的形成和擴大之間的相應聯繫,深入地剖析了第三世界的經濟依附和地理演變,並從廣闊的視角探討了第三世界革命運動的整體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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