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盲機構卻歧視盲人？他們只是想讓盲人站起來
在新聞中看到關於盲人影院的報道時，我是好奇的。周雲蓬在《盲人影院》中唱道：「這邊是一個盲人影院，那邊也是一個盲人影院，熒幕上漲滿了潮濕的耳朵，聽黑蟻王講一個故事。」可電影中的視覺信息那麼複雜，盲人要怎麼聽才能正確解讀呢？
於是我們決定到盲人影院看看。
給盲人講電影的機構不止一家，除了紅丹丹旗下的心目影院，我們還去了另外一家，當時沒覺得有太大區別。兩家機構都義務播放電影，每周一場，並配備專門的講述員。紅丹丹是民營，另一家是官辦；紅丹丹的講述員是志願服務，另一家是專職工作；雖然講述方法不同，但都致力於通過描述畫面讓盲人參與到電影的藝術表達中，同時讓難以出門、生活單一的盲人實現社交、娛樂等需求。
到影院聽電影的盲人會一邊聽，一邊隨著情節張口大笑或淚流滿面，因為無需顧及他人的目光，他們臉上的表情變化極其豐富，讓人光是靜靜地看著都熱淚盈眶。幾個觀眾告訴我，來聽電影后，他們變得開朗、健談了，也更像個普通人了。
這樣看來，幾家影院都是在幫助盲人，都是做好事兒，而做好事兒能有多大區別呢？
可隨著與紅丹丹創辦者的深入接觸，我才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
紅丹丹視障文化中心坐落在鼓樓西大街的一個四合院里，除了盲人影院，還有盲人合唱團、盲文圖書等項目，都是義務服務。院子雖然挺大，但不全屬於紅丹丹，我們帶著攝像機去的時候，有人跑來勸阻，說房東不允許媒體在院子里架機器。聽起來房東似乎不希望機構被過多曝光，這十分奇怪。
作為國內第一家研究盲人電影的機構，紅丹丹卻時常缺失在公眾視野里。兩個創辦者很少被邀請參加研討會，即使被邀請了，發言時間也很短。社會人士想捐助，卻總捐不到他們手中。創辦13年來，許多人以為紅丹丹獲得了不少政府支持，可直到現在政府的資助也只有一年5萬，僅夠一個月房租。運營始終困難。
過程中我還聽到了一些難以置信的言論：有人說紅丹丹歧視盲人，有些質疑他們完全誤解了盲人的需求……但當大批志願者和盲人在院子里其樂融融地相處時，根本看不出歧視和誤解的端倪。
機構的創辦者是一對夫婦，丈夫名為王偉力，妻子名為鄭曉潔，二人年近60，十分樸素。二人有一個兒子，畢業後直接來機構服務，如今已30歲。機構正職員工不多，工資也不高，但人們看起來充滿熱情。每到周六，都有一批志願者來講電影，有的是星巴克、農行的員工，有的是央視主持人，有的是學生，最久的一講就講了10年。他們成百上千地到來，更讓我對所謂「歧視」、「誤解」充滿懷疑。
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從所謂「歧視」、「誤解」中揭露出的，正是紅丹丹最特別、也是最有價值的東西。那是在同類機構和其他健全人身上看不到的，卻是社會需要深入思考的。
信息補償讓盲人成為社會人，這是平等的前提
「她每天用手爬著上樓，胳膊和我的腿一樣粗。如果沒有她，我堅持不下來。」說這話的時候，鄭曉潔眉頭微皺，語氣中有股韌勁兒。
創辦者王偉力與鄭曉潔
夫婦辦助盲機構不是心血來潮。
鄭曉潔曾在殘疾同學的鼓舞下完成北大心理學自考，每次想放棄時，一想到爬著上樓的同學就會重新打起精神。王偉力有個殘疾妹妹，打小，他看著沒有是非觀的小孩子欺負妹妹，憤怒之餘，便種下了為殘疾人說話的願望。
辦紅丹丹之前，二人用自己的錢拍了一組殘疾人紀錄片。紀錄片在央視播出，收視很好，但種種原因被迫停止。一年下來，二人的錢已經玩兒光了。當時他們有兩個選擇，要麼轉行掙錢，要麼繼續鑽研殘障領域。長期接觸殘疾人的鄭曉潔非常清楚這個群體的困境，並對他們產生了感情，加上盲人領域一直是個空缺，帶著無知者無畏的信念，她決定從盲人入手繼續做下去。丈夫無條件支持她的決定，「錢可以晚兩年掙。不管你選擇做什麼，我永遠都在你身邊。」這句話給了鄭曉潔定心丸。
二人坦言：初辦時沒考慮太多價值觀、責任感，只是想做一件相對了解且有熱情的事，沒想到會有那麼多困難。但也正因為有無數傷害、誤解，才能雕刻出二人對「盲人」和「盲」的深刻認知，也有了價值觀的轉變。當然，沒經歷過那些事兒的人很難理解他們的良苦用心。
開始時的困難還可以承受。有人質疑他們，認為盲人都看不見了，講電影這事兒純粹是作秀。有人不相信他們，認為影院被一家三口壟斷了，必定從中謀利不少。甚至有同行盜取他們的專利，擠壓他們在公眾面前的話語權，籌款愈加艱難……最窮的時候吃不上飯、交不起房租，身邊人也躲著他們，怕他們一見面就借錢。但這些都不是傷害最深的。
為了讓盲人融入社會，夫婦二人義務培訓他們從事播音主持。沒想到有些學生在學成後不僅謊稱自學，還反過來說他們歧視自己。「這是最傷心的，渾身有嘴都說不清，你把心都掏出來給他了，他卻反過來誣陷你。」還有人誣陷他們拿著社會捐助買房買車，但當時正是他們窮到賣房賣車的時候。那檔口，鄭曉潔甚至想從窗口跳下去一了百了。但天不絕人路，在決定放棄的第二天，機構突然收到了德國大使館的捐款，自那後，不斷有人捐助、支持他們，讓鄭曉潔重新打起精神。靜下來深思時，她重新意識到身上肩負的不僅有盲人的期待，還有大批志願者的心血。這些期待和心血沉甸甸的，既是壓力，也鑄成了內心的堡壘。於是一咬牙，她決定堅持下去。
但自那起，二人重新深入思考：為什麼學生會誣陷自己？盲人缺失的究竟是什麼，真正需要的又是什麼？
社會簡單地將盲人的需要概括為「視覺」，但視覺不單意味著畫面，它傳遞的是多元化的社會信息。這些信息塑造了一個人的價值觀，也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能了解社會常態，並應對、適應它，從而成為真正的社會人。
王偉力舉了個例子：當你閉上眼睛時，所關注、感受到的完全從內心出發，所能控制的也只有自我。盲人更是如此。當盲人與明眼人處於信息不對等的狀態中時，他們不會輕易相信別人，更多出於自我保護，也無法建立相對完整的價值觀。在這個狀態下，盲人傳遞出的信息一定是他身邊的明眼人帶來的，他們講給他什麼，就塑造了什麼。盲人是明眼人的鏡子，也是周圍環境的鏡子。在這層意義上重新看待視覺講述，才真正意識到信息補償的作用。
機構之前有個學生經常騙錢，反覆勸誡失效後，鄭曉潔叫來九個心理學專家幫助他，希望他能帶著父母一起參加。沒想到當九個專家都到齊後，學生的父母卻遲遲缺席。鄭曉潔不解，在反覆追問下，學生終於坦白道：「鄭老師你別問了，我做的這些事兒都是爸媽教的。」
「所以我們在挑選志願者的時候很嚴格，他需要明白什麼該講，應該怎麼講，如此才能傳遞正確的社會常態。」而夫婦二人所要營造的也不單是一家機構，更是一個信息對等的環境。只有在對等的前提下，才能再談深入的塑造。
除了講述，觸摸也是幫助盲人進行信息補償的重要環節。鄭曉潔曾任職航天部，時常組織盲人到太空回收艙遊覽。盲人在觸摸事物時和健全人不一樣，他們會將身體貼近物體，一邊摸、一邊聽、一邊嗅。隨著手掌一寸寸地移動，一副相對立體的畫面在腦海中逐漸展開，如此觸發內心感受的層層變化。
某次參觀結束後，一個盲人感慨道：「國家做航天事業太不容易了，作為公民，作為納稅人，我們給國家納點兒稅是應該的！」 這話令二人十分感動，也突然點醒了他們。正因為觸摸帶來了信息補償，才使盲人不再自稱為「我們盲人」，而自稱為「公民」，甚至感受到了作為公民的社會責任。此時，盲人感知到的不再是差異，而是普通、平等，如此，才能重新思考作為社會人的責任。
對待殘疾人不能建立雙重標準，那是歧視
但補償「缺失」的方法和限度需要深思，到底幫到何種程度才能讓盲人正確地認知平等呢？是否無論面對健全人還是殘障人，過度幫助都是錯誤的？
二人曾以溺愛的方式對待學生。他們讓學生住到家裡，不僅不收取任何費用，還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甚至一字一句地幫他們寫主持詞。「兒子考大學都沒管，全用來照顧那群孩子了。」但不是所有學生都懂得感恩，甚至有人質疑他們的用心。漸漸地，二人重新思考幫助的限度在哪兒，是否過度幫助不一定能起到正向作用，反而會讓盲人喪失合理的自我認知。
鄭曉潔曾在機場遇到一個坐在輪椅上的盲人，她想幫忙推一把，卻遭到了對方的拒絕。那人認為自己雖然看不見，但腿沒問題，就沒必要接受幫助，否則則意味著認同歧視。後來，她教育學生在坐地鐵時不要刻意要求讓座，學生常常因此與她發生激烈爭執。二人也遇到過考上大學後要求學校配備專人照顧的盲人，以及學習播音時要求社會降低考核標準的盲人，這些人希望社會在方方面面都能給予特殊待遇。但這不僅超出了他人的責任範圍，更意味著盲人仍然沒有把自己當平等的社會人看，而始終是殘疾人。
王偉力繼續解釋道：對於腿腳不便的人來說，樓梯是障礙，坡道是無障礙。但當社會為殘疾人搭建了坡道後，他若仍要求別人將他推上去，這便超出了限度。「我們對待殘疾人是要填補他們的障礙，但不能因為不能提供平等的條件就建立雙重標準，這是歧視。」而只有「當你把他當人看的時候，他才會把自己當人看，否則他永遠都覺得自己是殘疾人。」
後來他們總結出了對待盲人的平等原則：「幫助不是包辦，關愛不是溺愛，接納不是認同。」紅丹丹是一個服務機構，夫婦二人的角色是服務者，他們只需儘可能地補償盲人的功能障礙，而不是包攬盲人生活中的一切。在有限的幫助下，盲人才能獲得真正的尊重，同時也能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並建立合理的自我認同。這才是他們融入社會的正確途徑。
盲與視覺無關，有智慧的人不需要眼睛
「你以為你不是盲人嗎？在智慧的人面前你就是個盲人！」某次鄭曉潔想放棄時，突然接到了師兄的電話，他言語犀利地斥責她，令她幡然醒悟。
信息不對等不僅是盲人的障礙，也遮蔽著明眼人的內心。在想通自己真正應該做的事和盲人的真正需求前，二人也是盲的。盲與視覺無關，無知即盲，而「真正有智慧的人不需要眼睛」。
「回過頭才明白『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是什麼意思，才明白盲人內心的光明是怎麼來的。」明眼人內心有盲區，盲人眼前有光明。好在，經歷過重重困境後，二人找到了給予盲人光明的方式，也打開了自己的盲區，這是盲人帶給他們的禮物。
如今二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紀，看待事物的方式發生了改變。雖然直到現在，他們的工資也只有每月6000元，且仍然面臨誤解，但再讓他們轉行掙錢是不可能了，紅丹丹的一切都是他們的生命，如果不做下去，他們不知道更應該做什麼。
「無利不起早。利可能是錢，可能是需求，也可能是感受。」從幾年前開始，再沒有盲人誣陷他們。盲人把紅丹丹當家，甚至存錢的時候都不找家人，而跑來找他們，這些情感回饋是至關重要的支持。除此之外，兩個曾對電影、播音和助盲都不了解的人，如今卻創造出了一個新事物，它對盲人、對社會都能產生改變，也能填補自己生命的空白。「助盲的結果是讓自己的心更加清澈了，我現在覺得安逸、舒適、高興、且值得。」對二人而言，這些是多少錢都換不回來的。
如今，每年有成百上千的盲人和志願者在紅丹丹停留，在不斷地接觸、磨合中，社會長期缺失的語境被逐漸填補著。夫婦二人努力構建平等，探索消除殘障與非殘障差異的方式，並撬動了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透過二人搭建的窗口，我們開始重新思考。畢竟面對未知時的每個人都是盲的，而我們，始終需要不斷地探索究竟何為真正的黑暗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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