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學校，和那些學生們

那學校，那些學生們

文覃煒明

1982年，我從梧州地區八步師範學校進修化學結業，回到我所在的家鄉——蒼梧人和。當時人和公社為了方便山區孩子上學，在嶺腳片建立一間初級中學——嶺腳中學，我被安排到這間學校「開荒」。

在嶺腳中學做老師時候的工作照片。當年照相師傅在哪裡？露個臉啊！

我在這間學校，先是擔任過一個學期的化學老師，到新生入學的時候，我擔任821班班主任和兩個新生班的語文老師。一年以後，當時人和中學開辦一個「重點班」，陳泰生校長邀我擔任語文老師，我下半年即離開嶺腳中學。

我非常懷念在嶺腳中學的日子。因為在那個當時叫「狗屎忽」的山頭，我不但傾注了一個初出茅廬的老師的全部激情與汗水，自己也勤奮寫作，在當時的《廣西文學》發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說《老侄嫩叔》和第一篇散文《碎光》（《碎光》成為我後來的散文集的書名）。我先後三次著文，憶及我在嶺腳中學教書的日子。

我在師範學校學的是化學專科的課程，但是我站到講台上講的是初中的語文。我每天早上都會拿一本《唐人絕句精華》到學校後邊的山上，將讀過的所有唐詩背誦一次，然後再讀一首新的唐詩。有學生回憶嶺腳中學讀書的時候，專門寫了她當時的這個「發現」。

那是我工作時間最短，但是真正體會到什麼叫「教學相長」的地方。所以當我在廣東接到幾個學生的電話，希望我春節回去參加他們30年後的聚會的時候，我毫不猶豫答應了他們的邀請。

年初四，天氣特別暖和。我從梧州市區驅車前往50公里外的嶺腳鎮，路上不斷有學生打來電話，詢問我到了什麼地方。我問他們的名字，報過來的那些名字我已經基本記不起來了。及至趕到鎮上一間飯店，首先看到的是當時的副校長莫強，還有和我非常要好的一位老師。

莫校長走路不太靈便了，但是精神尚好，那位老師樣子還是當年模樣，只是皺紋已經爬到了臉上。他們都已經是退休的人了，好在我近些年回鄉，都先後見過兩位當年的同事，所以他們樣子雖然變了，但是我不顯得突然。

倒是和我一一打招呼的學生，我真的已經叫不出幾個人的名字了。當年的少年，早已經是經歷歲月的中年人。男生臉上有些滄桑，女生身材有些臃腫，他們當年臉上的那份幼稚、那份童真、甚至是那份頑皮乃至羞澀，早已經找不到任何的痕迹。

勉勉強強叫出了幾個人的名字，高興得他們幾乎大呼小叫。組織這個活動的一個叫「阿光」的學生告訴我，他們年裡在鎮上貼出相聚的告示，到今天參加活動的同學大約有40多人，而到來的老師，除了我和後來接任我的語文老師，就只有莫校長和那位和我非常要好的英語老師了。

莫校長告訴我，當年的老師，有好幾位已經仙去。他自己也已經77歲，踏入古稀之年了。我從莫校長的語氣中讀出了他對這個聚會的期待。其實我也是對這個聚會充滿期待，不然就不會從千里之外趕回這個在我工作經歷中只能算是匆匆過客的地方。

當年的青澀少年也成為有點臃腫的中年人了。

午飯開始之前，我們先去重遊校園。同學們準備了兩株羅漢松，說要種在母校的校園裡。兩株羅漢松都紮上了紅綢，用汽車載著，由叫阿光的學生舉旗在前邊開路，浩浩蕩蕩往校園進發。

一路上我回想著在嶺腳中學的日子。那時候學校在「狗屎忽」剛剛建起來，只有兩個年級，四個班級，分別安排在兩座四間瓦頂的教室。一棟瓦頂的教師宿舍和一座同樣是瓦頂的學生宿舍，加一個建築在河邊的飯堂，就成了學校的最早的設施。

我接收的821班新生，有的是在遠在十幾公里外的鄉村，如大隆、思太、豐田……我看到他們的家長背著大約幾十斤乃至上百斤的床板（學校要新生報到時候自帶床板），滿頭大汗出現在我這個老師面前的時候，我總是這樣想，和朱自清的父親相比，我們這些學生的父親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可惜的是他們沒有一個像朱自清這樣的孩子，能夠留心發現父親的「背影」，這些父親們的辛苦，他們對孩子負出的那份愛，沒有人為他們做文字記錄。

可能因為我有這樣思考，所以當我後來修改學生作文的時候，每次看到學生寫到一些發現生活的細節，總是特別的興奮。有一個學生，她在作文中寫到莫校長為了維護學生排隊等熱水的秩序，自己蹲在地上，寒風冷雨中只好把雙手摸著熱水管取暖。我把她的作文當做範文，在班上閱讀。我還推薦了一個學生的作文到當時的《梧州日報》，在副刊上公開發表。

曾經是一片黃土的校園，現在校舍建設早已經見縫插針。當年老師和學生種菜的菜地，早就建起了教學樓、實驗樓、老師學生宿舍樓；幾株古樟還在，但是感覺無論是樹榦還是樹冠都變小了。倒是當年我批評一個學生的時候，記得她曾經靠著的一株小小的苦楝樹，這株苦楝樹現在已經長起了高高的樹冠，樹榦也已經有一尺多的直徑。我估計樟樹變小，一定是因為周邊建起了房子，沒有了當年的空曠，形成了視覺上的錯覺，因為沒有理由樹會越長越小的吧。

嶺腳中學是我傾注了不少心血的學校。我曾經設想要建設一個校門，用魯迅的手書併合出「嶺腳中學」幾個字，顯示學校的文化。現在我曾經計劃修建校門的地方，正是我的學生要種植羅漢松的地方。幾個男生挖好了土坑，把羅漢松擺好，在錄像機的見證下，請我和莫校長為羅漢松培第一楸土，培土以後，又由我們為樹身繫上紅綢。

我不知道莫校長的感受如何，我作為一介布衣，也只有在自己的學生面前能夠享受這樣領導般的待遇了。加上那天天氣暖和，給羅漢松繫上綢帶以後，我們已經是滿頭大汗。

畢業照里雖然沒有我，但是我一直珍藏著這張學生的畢業合影。

好像知道我遲早會離開學校，我和學生早在入學第二年就照過合影。

在學校的會議室，我們舉行了簡短的團聚會。主持會議

的阿光，簡單說起了這次聚會的先後情況，莫校長宣讀了他準備好的發言稿，我回憶了在學校的幾個細節，包括我當年做老師時候多多少少的年少氣盛。

說實在的，面對這一副一副已經顯得有些蒼老，但是依然不失質樸的面孔，我內心此刻更有一種慚愧。因為我在這裡雖然傾注了激情，但是畢竟時間只有一年。而且，可能是因為這裡當年條件過分艱苦，所以在另一間中學對我伸出橄欖枝的時候，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拋棄」了這些對我心存崇敬的孩子。

那天的午飯，我在飯桌上把我帶來的散文集《碎光》送給學生，並一一簽上自己的名字，有同學一聲一聲喚：「誰還沒有領到老師的作文的？請來老師這裡領取。」學生領到《碎光》的那份恭恭敬敬，我儼然就是當年那個正在批改作文的語文老師。

我這個時候想，進入21世紀我做出的最正確的決定，恐怕就是將這一本我在本世紀初已經出版的散文集，留下了若干本，讓我面對這些早年的學生的時候，能夠用零零散散的文字，向他們報告我後來的若干人生的思考和軌跡。

2014-2-9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