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德國卡塞爾看一場世界最高水平的當代藝術展

寫在前面：歐洲在2017年陷入了當代藝術的「節慶主義」：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文獻展，明斯特雕塑展，兩年一度、五年一度、十年一度，重量級的大展，擠在了一起。

且允許我們對藝術的理解各有差異，但只一點，在這個模糊又激烈的當代藝術圈，我們拒絕人云亦云。本系列共有五期，敬請期待。

今天第一篇：卡塞爾文獻展的神話，要「以雅典為鑒」。文章閱讀時長約10分鐘，如果你更想一睹展覽真容，也可直接拉至文末看展覽視頻。

卡塞爾其實像是一座什麼都不會發生的小城。一位當地人將自家公寓變成青旅般的宿舍，命名為「文獻展房間」，還找來找來了文獻展的海報貼在房間，再出租給前來看展的訪客；在交付鑰匙給我時，這位年輕的房主訕訕一笑：「我可不是藝術圈裡的人。」一句話打住了我的詢問。

但走在卡塞爾展區內外，要想不碰到「圈裡人」還是很難。在我採訪了今年唯一參展的中國藝術家、紀錄片導演王兵之後，便猛然打開了一塊彼此緊緊吸引住的磁鐵——中國當代藝術圈。

文獻展的「神話」地位並非徒有虛名，在2017年的夏天遍走歐洲大展，對很多人而言都是一份必要的作業。「畢竟是原則上世界最高水平的當代藝術展。」一位中國當代藝術家在卡塞爾的一間中餐廳里這樣向我解釋。

紀錄片導演王兵是唯一參展的中國藝術家 Wang Bing, Retrospective, Gloria-Kino,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Fred Dott

1955年，文獻展在卡塞爾以二戰重建的目的開始，歷經現當代藝術在戰後的發展與反思，到60年後的今天，像研究文獻展歷史的Michael Glasmeier所說，「文獻展每次都能不出意外地震驚全球藝術界。」

以雅典為鑒

今年的文獻展只做了一件事，便徹底與以前的13屆展覽區分開來了。文獻展第一次在卡塞爾和雅典都有展示，主題更是直白：「向雅典學習」，或譯為「以雅典為鑒」（Learning from Athens）。

這句話沒有主語，對很多人而言，這聽起來像是德國向希臘「學習」。

雖說希臘作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但如今的希臘與德國，更被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所籠罩——希臘是歐債危機的縮影，而德國領導下的救助計劃讓生活在德國和希臘的公眾對彼此都頗有微詞；讓德國陷入矛盾的敘利亞難民接收問題，也始於歐洲的入口，希臘。

文獻展的藝術總監Adam Szymczyk是波蘭裔，但在希臘生活良久；在他的主策划下，整個策展團隊，以及160位受邀的藝術家，都在雅典和卡塞爾分別展示了作品。我只到了卡塞爾，也許也因此而未能看到「神話」。

卡塞爾火車站站台上的屏幕，循環播放著一件作品，畫面是希臘債務危機時刻，來自雅典與柏林的政治新聞。David Lamelas, Time as Activity: Live Athens–Berlin, 2017, photo: Liz Eve

弗里德里希美術館是文獻展的起點，60年前，空無一物的美術館矗立在一片戰後廢墟之中。今年，這裡裝滿了從雅典國立美術館運過來的的1100件作品。

彷彿這樣不足夠表達雅典的主題，在美術館門前的廣場上，還有一座臨時搭建的「帕特農神廟」，用向世界各地徵集的10萬本禁書為磚；環繞著「神廟」的繁茂大樹，則來自30年前德國藝術家博伊斯的「給卡塞爾的7000棵橡樹」計劃（他自然沒有以一人之力去種千棵橡樹，後來人種下的，大多也不是橡樹）。

本屆文獻展最核心的作品，用曾經被禁止的書籍，搭建了臨時的帕特農神廟。Marta Minujín, The Parthenon of Books, 2017,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Roman M?rz

展覽散落四處，商店櫥窗和美術館樓頂的白煙，背著黑黑的肥皂行走的藝術家；某餐廳廁所門口，也赫然一張展簽，可上面所描述的聲音裝置，身周哪一道聲音才是？執迷的作品，與觀者捉迷藏。兩棟樓，被縫在一起的麻布袋包裹住。

只有一件，讓我莞爾：土耳其的一位藝術家，她將弗里德里希（Fridericianum）這幾個大字摘下，獻上了一句話：Beingsafeisscary（安全是危險的）。儘管如果不知道她在頭頂做了手腳，大部分路過的人都不會注意到美術館的名號都已經被摘下。

煙是作品。Daniel Knorr, Expiration Movement, 2017,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Bernd Borchardt

這個集合里包括肥皂，Otobong Nkanga, Carved to Flow. 2017, Performance and installation Kassel, documenta 14

這些麻布袋把非洲的食物出口到歐美。Ibrahim Mahama, Check Point Sekondi Loco.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Ibrahim Mahama

這句話你會怎樣翻譯成中文，可以在評論里告訴我嗎？Banu Cenneto?lu,BEINGSAFEISSCARY, 2017,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Roman M?rz

行為藝術常讓我感動（因為表演者或藝術家的辛勤準備，也因為喜歡與無知群眾們站在一起分享無知），文獻展的日曆上也密密麻麻都是表演的選擇，儘管如此，要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表演，太難得。

好歹等到了只在開幕幾天才有的一項表演，題為「歐洲的一切」（「European Everything」）——游牧帳篷，鍋里煮著海豹肉（腥氣衝天），小木桌上有一台嶄新的蘋果筆記本；對著圍坐的觀眾，來自格陵蘭島的年輕說唱歌手唱了一個本地人與挪威人所得到的不平等待遇，他隨即褪去衣物，用挑逗與恐嚇疊加的游牧民族舞步，表演著我用了谷歌搜索才理解的作品主旨：一個本土的、無國界的烏托邦。

Joar Nango, Documentation of European Everything, Kassel, documenta 14, 2017

為了什麼而「去精英」？

同行的朋友說，「其實藝術圈的人特別好辨認。」 我問：「難道他們的眼神散發著光芒？」 他說：「你看那些素色衣服，背著環保帆布袋子的。」

這樣聊著，我在一間布滿了聲色、鋼筋鐵絲的裝置旁邊徹底放棄了自己的理解能力，於是遍尋展簽，卻只找到一個「無題」（其中幾位藝術家的名字還被用筆重寫、年份也更改了）。

我皺著眉頭嘆了一口氣；轉身一位身後跟著一家老小的一位中年發福金髮男子，也嘆了一口氣。

在卡塞爾主廣場一角，庫爾德伊拉克籍藝術家Hiwa K.用陶瓷管複製了他在90年代的逃離。當年，從伊拉克北部，他徒步穿越了土耳其抵達希臘後，曾生活在這些用來建造運河的管道裡面。在4X5搭建的管道里，設置了現代有趣的裝飾，年輕美麗的表演者們坐在管子里，跟訪客開著玩笑。更像是膠囊旅館。

Hiwa K., When We Were Exhaling Images, 2017, photo: Mathias V?lzke

展覽主題是以雅典為鑒，實踐上卻是將展覽一分為二，藝術家們被要求兩處都要展覽，大部分是相互配合的作品——如果只到了一處，其實無法看完整。

用Hiwa K.的創作為例，在雅典音樂學院的影像作品「Blind as the Mother Tongue」（「如母語般盲目」）中，藝術家其實在最近重走了當年伊拉克到希臘的逃亡路線；而這一層嘗試和思考，在卡塞爾的管道裝置面前，完全無處可尋（至少對於完全陌生的觀眾而言）。

Hiwa K, Pre-Image (Blind as the Mother Tongue), 2017, Athens, documenta 14, photo: Mathias V?lzke

即便是最好奇、最熱情的訪客（比如我），在這樣武斷的設定下（想得到最佳體驗就必須兩個場合都在場），也很難對策展人保有寬容或感激之心。

「Unlearning」

本屆文獻展策展話語中，有一層強烈的「去學」（unlearning）、「去精英」（non-elite）的意味，但「去學」，是否就一定要讓普通觀眾無法輕易讀出展覽邏輯呢？

藝術長久以來富有教育的意味——這也是近年來對「專業化」的批評的起源，從藝術工作者到觀眾，都希望更獨立、更批判地解讀藝術。但這裡的悖論是，也許圍牆內外的人都願意進行強烈的批評工作，然而結果卻很可能是自說自話。

解讀的牆，越築越高，圍繞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階級固化、種族情緒等等建立信任體系（仿若不觸及這些母命題便難以盡到藝術家的職責），分裂得如同被演算法隔離的社交媒體推送。

說回那座神廟，阿根廷藝術家Marta Minujín是在1983年創建的這一裝置，那時阿根廷的獨裁者剛剛下台，用禁書搭建成神廟，5天後，起重機將神廟推翻，觀眾自由帶走自己喜歡的書籍。

不去討論這個作品在今天的卡塞爾再做重現的意義何在，「但如果在中國，應當挖個坑，觀眾們跳進去取書。」 我嬉笑著對身邊深耕藝術史的友人說。

Marta Minujin, El Partenon de libros, 1983

世界說 寧卉

發自 德國 卡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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